學而優則仕，聽上去好像是儒家範兒的“傳統”，其實並不為中國所專美，反而有些像是萬國通例了。但歷來“學而優則仕”者眾，“學而優則（大）使”者，卻似乎有限。不過，如此案例，說起來在中、美、日三國都不能算少。遠例如抗戰時期，胡適之出任中國駐美大使；近如著名政治學者、哈佛大學名譽教授，最早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在奧巴馬內閣時期，曾出任美駐日大使。而最廣為人知的顯例，非賴肖爾莫屬。
少年時期的賴肖爾兄妹
賴肖爾（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又譯作賴世和，是當代美國日本研究的開拓者，對戰後美國的對日政策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1910年10月15日，出生於位於東京白金臺的明治學院（即今明治學院大學）內的傳教士宅邸，其父A·K·賴肖爾是基督教長老會的傳教士，後創設了東京女子大學。賴肖爾16歲，才回到美國，後進入美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歐柏林學院。大學時代，是一名自由主義底色的理想主義者，養成了對歷史和國際問題的學術興趣，寫有論文《1860年代以前的日美關係》。1931年，大學畢業後的賴肖爾進入哈佛研究院，翌年獲碩士學位。接著，入哈佛—燕京學社，跟隨導師、哈燕社初代社長、遠東語言系法籍俄裔教授葉理綏（Serge Elisseeff，1889—1975，日本名英利世夫）做東亞研究，並接受葉的建議，先後在法國、日本和中國留學，研究日、中等東亞國家的語言和歷史。1937年，抗戰爆發後，賴肖爾赴北京，在燕京大學學中文。1939年，以對圓仁法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研究獲博士學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賴肖爾響應軍方召喚，以少校軍銜入伍（後升中校），在華盛頓郊外設立旨在培訓勝任對日情報戰的軍事情報官的學校，那裡的畢業生構成了戰後美國日本研究的中心。1945年末，退役後的賴肖爾又應國務院之邀，進入外交諮詢委員會下轄的遠東小委員會，致力於戰後對日政策的設計，對包括天皇制的存廢和關於朝鮮半島統一的對蘇談判計劃等問題，都做過精準而不乏現實性的政策建言。
1946年，賴肖爾重返哈佛，任遠東語言系副教授，其與漢學家費正清共同主持的東亞文明課程，備受師生歡迎。1948年，作為人文科學顧問團的一員，視察了處於聯合國軍佔領下的日本，並與麥克阿瑟將軍會談。1949年10月，參加國務院圓桌會議，主張承認新中國。1955年，妻子阿德里安那·丹頓病逝，留下三個子女。翌年，賴肖爾與自己在東京美國人學校的學妹、明治元勳松方正義的孫女松方春結婚。同年，接替葉理綏，出任哈燕社第二任社長和遠東語言系主任，學術生涯如日中天。
賴肖爾（後排右二）與肯尼迪總統（左前）、池田勇人首相（右前）在白宮（1961年）
1960年夏，作為美國頂尖的東亞問題學者再度訪日，時值第一次“安保鬥爭”剛落幕。回國後，賴肖爾撰寫了題為《與日本之間中斷的對話》（Broken Dialogue）的論文，發表在《外交》（1960年10月號）雜誌上。在文中，他呼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要只顧與日本政府和財界勾兌，對在野黨、左右翼活動家及左翼知識人，不宜戴有色眼鏡，應放寬視界，主動把握非主流人群的生活實態和他們所抱有的不滿。其建設性的姿態受到了白宮的矚目，乃至1961年3月，肯尼迪政權甫一成立，賴肖爾就被點將，任命為駐日特命全權大使。
1961年，賴肖爾在慶應義塾演講。賴肖爾上任後極為注意與日本青年的交流對話
同年4月，賴肖爾走馬上任。正如他所一貫主張的那樣，赴任後，不僅與日政府和財界互動，也積極展開與反體制派、知識分子和學生，及宗教領袖和工會活動家的對話，甚至在輿論界挑起了一場關於“現代化”問題的曠日持久的論戰：賴肖爾積極評價德川時代晚期思想的多樣性和企業家精神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正面作用，提出了一個重新審視日本近代的新視角。政治上，則積極貫徹肯尼迪政權所強調的所謂美日“對等的夥伴關係”，演出了一幕在高度增長前期，高潮迭起的日美關係“蜜月”劇，在國際上被稱為“肯尼迪—賴肖爾路線”。
《朝日新聞》對賴肖爾遇刺事件的報道
作為學者，賴肖爾始終有一種以知識消除誤解，以自己的肉身為橋樑，促進美日兩國相互理解的宏願。大使任內，幾乎走遍了日本的都道府縣，力求發現那個神秘國度的“月球背面”。1964年3月24日，在美國大使館門前，被一名精神異常的青年刺傷。幸而搶救及時，挽回了生命，卻因輸血而感染了丙型肝炎，坐下了困擾其後半生的病灶。賴肖爾不愧是諳熟東洋人情文化的真君子：在性命攸關的時刻，大使館的美國人中間曾有過用直升機把其轉移到橫須賀美軍基地海軍醫院去的建議，被賴肖爾力拒，“絕對不要。那既是對日本醫師的失禮，也沒有必要。”並最終選擇了接受虎門醫院兩位日本醫師搶救治療的方案 。翌日，日本各大報紙上，刊登了脫險後的賴肖爾的手寫筆跡：“我雖然生在日本，卻並沒有日本的血緣。可昨天，被輸了大量日本人的血，現在我覺得自己已經是混血兒了。”經過三個月的治療出院後，也曾有過辭職的考量，“但如果現在就卸任回國的話，更會讓日本人感到事件的責任”，於是，他選擇繼續留任。
經搶救脫險後，病榻上的賴肖爾與夫人松方春
賴肖爾作為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日本研究學界宗師級的學者，是當然的“知日派”，這自然不在話下。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其與日本的交情恐怕還要更近一層，是“親日派”大使。應該說，日本人的這種印象，也並非是毫無根據的一廂情願。賴肖爾畢其一生，確實深愛日本。在出版於1965年的著作《美國與日本》（日文版譯作《賴肖爾所見的日本》）中，他開宗明義，把“我們的鄰邦日本”作為開篇頭一章的標題。如此日本認識，如果考慮到太平洋之浩瀚，簡直比中日間的“一衣帶水”說更深情、更任性，也更痛切。
賴肖爾部分著作的中文版
1966年8月，賴肖爾結束大使任期，返回哈佛，重執教鞭。離任前夕，致電國務院，力主改善美中關係，並於1968年2月，將其受命起草的《對華政策備忘錄》（亦稱《賴肖爾備忘錄》），呈送林登·約翰遜總統。1973年，哈佛大學日本研究所成立，啟動資金100萬美元來自日本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受贈人是賴肖爾。1985年，該研究所更名為“賴世和日本研究所”。
1990年2月1日，賴肖爾因26年前輸血時感染的肝炎所引起的併發症，於加州聖地亞哥去世，享年未及耄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按自己的意志，撤去了延命治療裝置，選擇了有尊嚴的死。遵其遺囑，骨灰由松方春夫人和子女撒在了日美間的太平洋海域。
歿後三十載，賴肖爾的肉身確實已化作無形的橋樑。
劉檸：作家，譯者。北京人。大學時代放浪東瀛，後服務日企有年。獨立後，碼字療飢，賣文買書。日本博物館、美術館、文豪故居，欄杆拍遍。先後在兩岸三地出版著譯十餘種。
編輯：陳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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