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相傳，史傳背書，世上便有了數不勝數的各種忌諱說辭。不同之地，不同的人群，亦會有迥異的禁忌解釋。譬如婚嫁之禮，有的地方奉行“禮不過午”，有的地方卻常見晚上舉行的婚禮，慶典上的禮數更是繁雜不一。祥與不祥，皆在人的所思所想。若只為討個吉利，求得歡喜，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不違和，順之也無妨。禁忌與規矩，前者為民間的約定俗成，後者是社會公認的行為規範和現行的法律。約定俗成的禁忌，往往只存在於不同地域的不同的群體，而社會規矩，世人必須遵守，無可爭議。不同地區的不同人群中的忌諱，源於自古而今的世代傳承，隨著人口的不斷遷徙和族群間的交融，衍生出了太多的禁忌文化，忌諱說辭也是各有所論。所謂的忌諱，一者因畏神，二者因怕鬼，都是從人的大腦中憑空產生。就像草叢中原本沒有的路，先有個人走過，後面又跟上人踩過，草沒了，不再生長，便形成了大家都要走的路，好像那裡就應該是路一般。有人藉故杜撰了一個忌諱方法，後經世人不斷豐富演繹，便在人群中形成了一種忌諱文化。信與不信，自己思襯；是否遵從，只在個人。倘若於世無害，則不必妄論非議；如果確為糟粕，當儘早棄之。
二、
民間關於忌諱的說法，真可謂是千奇百怪，紛繁迥異。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那些被人篤信不疑的忌諱，真的有可信度嗎？世界之大，不同地域的人們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歷經滄海桑田，世道變遷，正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是因為水土，而人適應環境、人文融合的能力更強，久而久之，便有了不同地域的不同習俗，演繹出諸多忌諱。那麼忌諱的可信度又如何呢？文中所舉的“西益宅”的事例，或許已經說明，忌諱，源自人的想像，傳於人與人的交流，只要略加審鑑，便能知其是否可信。然而，人的思維判斷常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涉及到吉凶福禍，便常會失智誤判。禮義，與忌諱相伴而生，而某些忌諱又與鬼神之說相連，世人常將忌諱與禮義混為一談，甚至認為犯忌便是失禮，將某些忌諱牽強附會於禮義，實在是亂。在某些社會環境下，尊重某些忌諱還是應當的，但有些東西是需要澄清的，犯忌與失禮，有交集，但也有差異。總之，人與人相互尊重，便不會有犯忌，更不會失禮。
三、
但凡為人父母者，無不期盼子女品行端正，有所成就，沒人願意其子女德劣行惡，遭罰獲刑。子女因罪獲刑，父母必是心傷情痛，難承其辱。從古至今，世上很多人認為犯罪獲刑的人其品行是不好的，認為其行為辱沒了先人，所以便有先人羞見不肖子孫的說法。刑徒不宜上墳掃墓，這種忌諱只是因為人們普遍認同的道義，而非鬼神之說。然而這種忌諱也未必會被世間所有人認同。世上還有“浪子回頭”的說法，曾經犯罪獲刑的人，也有很多痛改前非的，更有人到其行人墓前立誓改行，後來成為德行俱佳的人，非但沒有辱沒其先人，而是做到了光宗耀祖。關於忌諱，或許還可以這樣理解：可以尊重忌諱，但不可以將其絕對化。畢竟人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生物，每個人的生活經歷都不相同，每個人對大千世界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只要一個人的品德、行為沒有對社會生活造成危害，那麼其他任何人都沒有強迫這個人的權力。當然，在社會生活中，有些公認的“忌諱”還是要尊重的，換句話說，尊重是相互的。
四、
社會文明的進步是循序漸進的，刑罰的演變也是一種文明進步。漢文帝時，詔令廢除墨、劓、剕等肉刑，改為杖刑或穿上特殊顏色的衣服服勞役，或者剃去頭髮，用鐵圈束頸。墨，指在額頭上刻字；劓，指割掉鼻子；剕，斷足。由此可見，古時的刑罰是何等的殘酷，而漢文帝能徹底廢除那些酷刑，這是他對文明進步的一大貢獻。既然已無“肉刑”，刑罰已不再使身體有殘缺，那麼世俗相傳的“被刑為徒，不上丘墓”的禁忌便沒有了依據。或許世間尚且認為，凡獲罪被罰之人，有辱沒先祖之嫌，故而不宜“升丘墓”，不應親葬其親。禁忌，屬於民間倫理範疇，其中有道義，有習俗，亦有糟粕。文明與禁忌，有交融，亦有衝突。如何權衡？在於人心，在於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