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思想的最高境界者，擅於思，長於想，最終還能築成思想體系，非哲學家莫屬。
——坤鵬論
一、哲學家出身的偉大作家
在《我們被處以自由之刑》中，坤鵬論曾提到過阿爾貝·加繆。
他被譽為20世紀法國著名的小說家、戲劇家、評論家，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代表人物。
但是，他在文學界的聲譽遠遠高於哲學界，很多哲學史類的圖書，甚至對他隻字不提，即使提及，也是著墨頗微。
正如《紐約時報》對他的評價和定位——“首屈一指的、又全面、又樸素的人道主義文學大咖”。
確實，雖然加繆是哲學系畢業，但是，他一生都沒有哲學專著，只寫過一些哲學相關的隨筆，比如：《西西弗的神話》、《反抗者》等。
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更是被文學的光芒全部籠罩了起來。
殊不知的是，加繆的每一部文學作品其實都是以哲學為脊樑的。
另外，加繆自己也曾說過：“我不是哲學家。我對理性的信仰不夠堅定，以至於無法信賴任何體系。我關心的問題只是如何行動，特別是在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況下如何行動。”
同時，他也不承認自己和存在主義有什麼關係。
就算後來和薩特成為好友，他也一直反對將其著作劃歸薩特的存在主義之列，並認為自己的思想與之毫不相干。
這也為二人後來的分道揚鑣埋下了種子。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正是加繆提出了存在主義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我們存在的荒謬。
在他看來，人是生活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上，對人來說，這個世界是陌生的、不可理喻的和不可認識的。
因此，不管加繆自己怎麼想，他都無法否認他的思想是存在主義的。
比如，他的名言——“人是唯一能拒絕像當下一樣生活的生物”，和薩特提出的“只有人能夠自由選擇，擺脫當下存在狀況”的論點相一致。
這類的例子其實還有許多。
更重要的是，加繆創作的主旨是揭露人的生存的荒謬性，同時又指出擺脫荒謬要依賴於人的反抗的自由。
這種直指人的生存狀況的思考，和存在主義意趣相通。
二、加繆的生平
加繆的曾祖父是法國人，由於在法國一直過著底層人的生活，所以在法國進行殖民時，便移民到了阿爾及利亞。
1913年，加繆生於阿爾及利亞一個偏遠小城——蒙多維。
不惑之年時，他曾在紙上列出一組詞語：
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
某種意義上講，它們就是加繆大半生的關鍵詞。
加繆的父親是管酒窖的工人，一戰中應徵入伍，負傷身亡，那時加繆只有1歲。
他隨母親回到孃家，居住在貧民區。
加繆很小的時候就展露出了文學天賦，特別是對語言的超強敏感，他7歲時便立志長大後成為一名作家。
他非常喜歡看書，可是，家徒四壁，連書都沒有一本，只能靠小夥伴借書或是將借書卡給他，才滿足了小加繆對圖書的飢渴。
後來經人幫助獲得獎學金，上了中學，又進了阿爾及爾大學。
為了上學，他勤工儉學，當過機關職員、汽車推銷員、氣象員。
除了讀書，足球是加繆的世界中心，曾是阿爾及利亞競技大學隊的門將。
17歲時，有一次在大雨中踢球，他用胸部防堵對方前鋒的射門，因受到強烈撞擊，暈倒在球門前。
不幸的是，激烈運動、受涼、長期營養不良，使他染上了肺結核。
肺結核在當時是絕症，落後的治療方法使得加繆只能用痛苦來贖救生命。
同時，這也使他終結了心愛的足球生涯。
18歲的他，非常遺憾地說道：“只有通過足球，我才能瞭解人及人的靈魂。”
生命剛剛綻放的加繆只能眼睜睜、無奈地看著自己的生命被可怕地吞噬，這實在太荒謬了。
這種荒謬感留給加繆非常強烈的體驗。
肺結核病困擾了加繆一生。
雖然，他用半工半讀的方式先後獲得了阿爾及利亞大學的哲學、文學學位。
但是，因病未能考取教師任職資格，也因病在戰爭中免服兵役。
可以說，加繆早早就嚐盡了人生艱辛和世態炎涼。
而豐富、刻骨的生活經歷，也促使他的文學天賦早早地開花結果。
1941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局外人》出版，當時他才28歲。
1957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才44歲。
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
加繆曾和人說過，沒有什麼比死於車禍更荒誕的了。
可是，就在1960年1月，他乘坐好友米歇爾的車回巴黎途中遭遇車禍，坐在副駕駛位的加繆當場身亡。
這給加繆念茲在茲的“荒謬”這個字眼增添了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46歲就離開人世，這對於靠思想、靠時間醞釀的作家、哲學家來說，絕對是英年早逝。
他畢生只留下一部長篇小說《鼠疫》、兩部中篇小說《局外人》、《墮落》、一本短篇小說集《流亡與王國》、11個劇本和一些散文集（其中最著名的是《西西弗的神話》和《反抗者》），而他視為平生最重要的作品——《第一人》沒有完成。
三、與薩特的相交與斷交
《局外人》成了加繆和薩特友誼的橋樑。
薩特率先寫書評推薦，肯定這是一本描述荒謬思想的經典之作。
要知道，那時候的薩特，是巴黎文化圈的高級知識分子，享有極高的文壇地位，年齡上還比加繆大8歲。
薩特對這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的提攜，很大促進了後者之後的表現。
1943年4月，加繆和薩特認識之後，很快成為摯友。
薩特還曾邀請他扮演《禁閉》一劇的主角——加爾森。
薩特曾這樣描述他們在一起的情形：
“那會兒他還不知道自己是個大作家……我們在一起很開心：他說粗話，我也一樣，我們講一大堆髒話，他妻子和波伏瓦佯裝驚訝……事實上他有點阿爾及利亞的流氓腔，很無賴，很滑稽。很可能是最後這點令他成為我的一個好朋友。”
但是，他們後來還是分道揚鑣了。
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隨筆《反抗者》，其中的哲學、倫理和政治立場與薩特大相徑庭，正是它導致兩位作家的最終決裂。
其實，這事壞就壞在了薩特的學生弗朗西·讓松，他寫了篇名為《阿爾貝·加繆和反抗的靈魂》的文章，強烈譴責加繆否定歷史的立場。
結果，加繆沒和讓松爭論，直接書文《致現代雜誌主編》致薩特，其中的傲慢態度激怒了薩特，後者馬上發表《答加繆》公開明確了與加繆的分歧，並與之中斷友情。
從那時起，兩人再也沒有過任何接觸。
直到1960年，加繆遭遇車禍去世，薩特才寫了一篇感情深厚的文章悼念這位昔日好友。
“我和他吵翻了，吵翻沒有什麼，哪怕彼此不再相見，只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生活在一起，在這個狹小的世界裡，彼此並沒有在視線裡消失。”
四、偉大的作家必是哲學家
加繆認為，“偉大的作家必是哲學家”。
這讓人不禁想起那句流行語：“不想當裁縫的廚師，就不是好司機。”
看上去無厘頭，卻揭示了芒格所推薦思維模式——多元化。
因為，世間萬物從不孤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管在哪一個職業想要獲得更高成就，必然是那些多面性、複合性人才。
同理，作家，靠思想和文字吃飯。
文字，靠練。
思想，一靠閱歷，二靠思考。
而處於思想的最高境界者，擅於思，長於想，最終還能築成思想體系，非哲學家莫屬。
所以，正因為早早有了厚實的人生滄桑以及哲學專業功底，雖然加繆不是職業哲學家，但他每一部文學作品都飽含著深刻的哲學內涵，他還通過短小的哲學作品向世人表達他的理念。
也就是說，加繆的創作是概念先行，他不像大多數小說家那樣從人物和故事展開創作，其創作核心往往先是某個哲學問題，然後以小說、戲劇和論文的方式反覆地從各個角度予以揭示。
哲學或者說人在世界中的處境往往是加繆作品最初的原動力。
而這樣的寫作風格，源於加繆在少年時代曾受到過的古典派哲學家讓·格勒尼埃的影響。
比如：《局外人》是以文學形式對荒謬進行形象的描繪，緊接著，加繆又寫了《西西弗的神話》，這是一部哲學隨筆，副標題是“論荒謬”，是用哲學語言對荒謬進行系統的論證。
其實他的每一部主要文學著作都對應著一本哲學作品。
《局外人》相應的哲學隨筆是《西西弗的神話》；
《鼠疫》相應的哲學作品是《反抗的人》。
這兩組思想的共同特徵是激進的無神論存在主義。
另外，國內讀者對加繆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他的荒誕哲學以及上面提到的四部著作。
陌生的是，他最重要的哲學思想論著並不是早期的《西西弗的神話》，而是1951年出版的《反抗者》。
加繆寫得最好的作品是：
隨筆集——《反與正》、《婚禮集》和《夏天》；
戲劇——《卡利古拉》、《正義者》；
小說——《局外人》、《鼠疫》、《墮落》、《叛教者》、《來客》和遺作《第一人》。
1947年6月，加繆最重要的小說《鼠疫》出版，獲得成功。
之後，他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作品週期或系列進行了回顧和展望，基本上每個系列都由三部曲組成的。
第一系列：“荒謬”：《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話》——《卡利古拉》和《誤會》。
第二系列：“反抗”：《鼠疫》（及其附屬品）——《反抗者》——《卡利亞埃夫》。
第三系列：撕心裂肺的愛：《焚屍的柴堆》——《論愛情》——《迷戀》。
第四系列：文明世界或制度——長篇力作+長篇沉思錄+未上演的劇本。
後來，在重新整理日記時，加繆又在第二系列和第三系列之間加上了《審判》（就是後來出版的《墮落》）和《第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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