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電視、網絡上看到的記者形象，要麼熱情飽滿，要麼理性堅強，要麼文采飛揚，要麼得體大方。然而，在文字和鏡頭背後，各種潛在的心理陰影也在時刻準備籠罩著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們。
“像治療師一樣，記者們通過移情也可以體驗到受訪者的情感痛苦，記者也可能因為採訪受害者或者親臨事故現場而遭受間接的繼發性的傷害。”來自於鮑爾州立大學的新聞學助理教授Natalee Seely在一篇論文中提到，記者們可能遭遇心理創傷，她同時也表示“掩蓋創傷可能會產生另一種創傷”。
本期內容將從一系列案例與學術研究出發，關注什麼樣的報道會給記者帶來傷害，這些創傷是怎麼表現的，以及新聞從業者可以如何緩解這些問題。
採訪也是一種戰鬥
今年，對新冠疫情的報道，給很多新聞工作者帶來了心理創傷，即便是那些富有經驗的記者，也需要努力去克服在報道過程中的內外部情緒。來自多倫多大學的精神科教授Anthony Feinstein與來自路透新聞研究所的Meera Selva在2020年6月對來自國際新聞組織的73名記者進行了抽樣調查，這些奔赴在抗疫報道一線的記者們被要求回答有關其工作條件和情緒狀態的一系列問題。
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記者（約70％）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礙，有26％的記者呈現出符合臨床診斷標準的焦慮症症狀，包括焦慮、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和疲勞。還有大約11％的受訪者則出現了明顯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例如反覆閃回（大腦裡不斷重複疫情相關的記憶）；對恐懼、憤怒、恐怖和恥辱等一系列情感記憶深刻等。
這些記者，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將，他們服務於知名新聞媒體，平均從業時間18年。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所有（99％）的記者都認為自己身體健康，但即便如此，他們實際上仍然心負重創。不難想象，在世界上其他地區，情況可能更糟。
就職於國際新聞安全協會的前記者Hannah Storm表示，自己周圍也有同事因為疫情報道而精疲力盡，而這種“全球大流行帶來的一些壓力與精神傷害可能對新聞從業者們構成真正的風險 ”。
作為一名PTSD患者，Storm分享了自己在報道海地地震事件後所遭遇的痛苦：閃回、噩夢、睡眠不足、情緒波動、無法專心……
她說，堅強是新聞業默認的職業準則，“精神疾病會帶來非常大的恥辱感，記者們會擔心精神問題的暴露會影響自己的職業生涯，我的同事們一次又一次告訴我，隱忍痛苦，為了不錯過下一個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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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機構都知道需要給戰地記者提供防彈衣，但通常會忽視記者也需要情感上的防彈衣。奔走在一線的記者面臨的並不只是簡單的訪談對話任務，而可能是未來數年都要與之搏鬥的心中猛獸。
新聞背後的他們在承受著什麼？
諸多的學術研究也揭示著新聞工作與心理創傷之間的關聯性。肯特州立大學新聞學教授Dworznik-Hoak採訪了30名報道2017年德州哈維颶風事件的新聞從業者，在事件發生的兩個月後要求受訪者對他們的經歷進行回顧，並分析了訪談中呈現的壓力源和情緒反應，參與者們還完成了一項針對創傷後應激障礙和抑鬱症狀的測量。
調查的結果顯示，有五分之一的新聞從業者達到了PTSD的標準，而90%的受訪者都出現了PTSD的症狀，與此同時，有五分之二的受訪者達到了抑鬱的門檻，93％的受訪者有抑鬱的症狀。
研究者寫道，新聞從業者的PTSD和抑鬱症都與颶風報道有著直接的關聯。颶風災難發生的不可預測性、漫長的出差時間和全天候無休止的工作都加重了記者們的壓力。災民們的遭遇和傳遞出來的情緒也會給記者們帶來額外壓力。
學者Natalee Seely對美國254家日報的記者進行了問卷調查，並對其中24名記者進行了深度採訪。Seely發現，隨著新聞工作者進行災難報道的頻率和強度不斷增加，其PTSD症狀也隨之愈發嚴重。受訪記者們普遍呈現出情緒枯竭、痛苦閃回、焦慮、沮喪、內疚等症狀，一些人為了應對負面情緒，會時常選擇哭泣甚至濫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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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研究關注了發展中國家的新聞工作者。Feinstein等幾名學者對肯尼亞的兩個全國性新聞機構的57名記者進行了調查，瞭解他們工作中的職業壓力與災難報道的相關經驗。有三分之二的新聞工作者表示自己曾受到賄賂。接近20％的受訪者在工作中受傷，其中一半以上的受傷者是在報道選舉暴力事件時遭遇的傷害行為，報道選舉暴力的記者比沒有報道選舉暴力的同事有更多的PTSD症狀。
Feinstein等學者也對於114位在伊朗工作的伊朗記者和在國外工作的伊朗記者進行了調研。結果顯示，有一半的受訪記者表示他們經歷過恐嚇，而在這些人中，有78.1％的記者由於恐嚇停止了繼續撰寫新聞，近一半（43.1％）受訪者的家庭遭遇威脅，近十分之一的人遭遇過襲擊。而在接受調查的記者中，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鬱症約佔三分之一，而近一半（46.5％）的人沒有選擇接受治療。也有30.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經常使用巴比妥類藥物，這是一種通常用於治療失眠和驚厥的鎮靜劑，也具有抗焦慮作用。
那麼，是不是不去報道災難，不衝在前線，就並不會產生心理問題呢？實則不然。即使對於那些沒有經歷悲劇的人來說，日常的新聞工作壓力也會很大。學者Susana Monteiro對2002至2015年發表的28篇關於“職業壓力對記者健康影響”的研究論文進行了元研究，並由此總結出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最為常見的壓力來源：
- 工作角色的要求，例如對特定角色的不確定、模稜兩可或過分沉重的期望；
- 人際關係要求，例如同事之間的人際問題，工作中的競爭以及報道中的道德問題；
- 身體上的需求，例如在沒有自然光線的新聞編輯室裡工作所帶來的壓力；
- 工作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例如長時間工作、深夜趕deadline，但拿的是低薪酬；
- 特殊任務導致的壓力，例如暴力恐嚇以及遭受創傷事件的影響。
Susana的研究也總結了上述壓力對身心健康造成的主要影響：
- 骨骼或肌肉疾病或痠痛等；
- 長時間工作和忽視疾病相關症狀造成的健康風險；
- 倦怠、抑鬱、焦慮、PTSD、酒精濫用。
同樣，對於諸多當代的新聞工作者們而言，伴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來自線上的壓力也困擾著他們的心理情感。調查記者和時政記者，尤其是女性從業者們，經常遭受鍵盤俠的在線騷擾與侮辱，而目前並沒有有效的方法來保護這些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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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Mail的編輯Samantha Harman對她的同事進行了深入的調研，發現五分之四的新聞工作者們表示，從入行起，“線上虐待行為”變得越來越嚴重。Facebook是最常見的“施虐”空間之一，新聞從業者在社交平臺上時而會遭遇他人的霸凌與謾罵，“線上虐待”已然成為了諸多新聞工作者們呼籲解決的話題。
例如，《約克郡郵報》發起了“呼喚運動”以聲援新聞工作者，該運動表示，社交媒體雖然是新聞從業者與讀者建立聯繫的重要工具，但它也是霸凌和騷擾的重要路徑。該運動呼籲其他讀者向社交媒體平臺舉報這種行為，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報警。
直面創傷並不羞恥
Juan Diego Quesada是《國際報》的記者，幾乎每三個月他都要前往一次“惡劣地區”。在過往的職業生涯裡，他報道過毒品戰爭以及ISIS。每次完成任務回家，Quesada都會花一定時間緩衝。
他說：“每當我從衝突硝煙中回來時，我都會與我的主編進行長時間的交談。”掩蓋傷痛最終會造成巨大損失，新聞報道造成的身心創傷甚至可能會持續一生。因此，在執行困難的任務期間和之後尋求心理援助，這一點格外重要。
同樣重要的是訓練自我對悲傷情境的反應，對於創傷進行自我管理，以確保負面情緒不會伴隨時間逐步積累。這意味著新聞工作者要主動幫助自己保持韌性和力量。心理學家Elana Newman表示，當他們這樣做時，記者實際上會變得更有同情心，並且能夠更好地完成工作。
“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在聽到悲傷的事件或者身臨某一悲情現場時，他們能迅速有所反應，並知道如何去對這些反應做出處理。”Elana說：“記者必須做到這一點，不要（因為自己表露情感而）感到羞恥。”
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Marla Buchanan和西蒙菲莎大學的Patrice Keats對31名加拿大新聞工作者進行了研究，用於討論如何去應對災難報道所造成的傷害，結果發現，常見的應對策略是：在工作中採取迴避策略；使用黑色幽默；對於自己的情緒和記憶進行控制；鍛鍊或進行其他的體育活動；使用技術或者藥物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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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面對日益增長的對新聞工作者的“線上虐待行為”，國際新聞組織在2020年10月6日主持了一次專題討論會，來自不同背景的專家討論了新聞機構可以採取哪些策略來保護新聞工作者。
來自PEN America的Viktorya Vilk表示，首先要做的就是鼓勵員工們去面對他們所遭受的虐待，如果員工認為站出來會導致負面後果，他們必然不會這麼去做。Vilk還建議新聞機構可以向員工發送匿名調查，從而能夠確定機構內部問題範圍和員工的具體訴求。第二點是讓員工有“家”可回，不要讓記者們感到孤立無援，讓他們在心理奔潰時依然知道該去哪裡療傷。
《紐約時報》擁有一支敬業的團隊，負責關於網上騷擾的種種問題。“我們都非常清楚，沒有明確的關於威脅和騷擾的定義。每一個人的邊界都不一樣。只要讓你感到了不舒服，就可以告訴我們，我們會及時響應。”
該報的安全副總裁Jason Reich說：“首要任務是讓員工們知曉，公司已經充分了解了他的問題。”《紐約時報》這支專家團隊負責處理這些問題，安全團隊會去評估威脅等級，目標是在一小時之內響應員工的訴求。
Reich也表示，目前精神衛生領域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專門針對於“新聞業在線虐待”的治療，所以許多記者會更願意與有著相同經歷的同事交談，獲得點對點的支持，雖然這不是治療的絕佳替代品，但它可以讓員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幫助。不過路透社就有著這樣的同行支持網絡，路透社會邀請第三方機構給員工進行專業培訓，所以當員工們更願意和自己同事進行交流時，他們也能獲得有益的收穫。
這次討論會也提到把資源優先安排給最需要的人。Vilk表示，在美國，有色女性受到長期侮辱的比例過高，“應確保她們獲得最高的支持，臨時性的幫助是不夠的。”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記者可能是電視鏡頭中的一個模糊身影，可能是瀏覽報刊時眼睛一掃而過的幾行鉛字，但這些新聞信息背後的壓力，卻可能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夢魘。
我們在去年曾與國內數位媒體從業者聊過抑鬱症的話題，她們中的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心理問題的困擾，可以說，抑鬱這條“黑狗”在國內外傳媒行業都普遍猖獗，如何與其和平相處，成為了媒體人的必修課。而在呼籲外界對新聞工作者多一些理解的同時，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卸下身上的包袱，主動去面對心裡的創傷與恐懼。
來源：全媒派 ，作者騰訊傳媒，轉載此文是為了更多轉載，如有不妥請與本賬號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