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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陽（今屬湖北），生於鞏縣（今屬河南）。中唐詩人。杜甫出身於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審言，曾官膳部員外郎，著名詩人。父杜閒，仕至奉天縣令。自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杜甫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遊歷生活，南遊吳越，北遊齊魯。其間他曾應進士舉，未能中試；又於天寶三載（744）在洛陽結識了李白，十分投合，兩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天寶五載（746），杜甫來到長安。困居近十載，至天寶十四載（755）才授河西尉，不久改任右上率府兵曹參軍。安史之亂爆發後，一度困於被叛軍攻陷的長安。至德二年（757），冒險從長安逃出，投奔鳳翔肅宗所在，授左拾遺。因上疏營救房琯罷相，觸怒肅宗，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759）棄官，居秦州、同谷，後遷往成都。嚴武再以劍南節度使鎮蜀，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杜甫攜家離開成都，後病死於漂泊途中。
杜甫
杜甫現存詩歌有一千四百多首。他的作品受到後人廣泛的重視，他與李白向來被視為唐代詩歌創作的巨匠。生活在唐王朝由興盛趨向衰落的社會環境，親身經歷動盪衰亂的時代苦難，長期流離失所，生活困頓，身世坎，這一切對他的詩歌創作有著很大的影響。杜甫的詩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周情孔思，千匯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王彥輔《增注杜工部詩序》）。他的許多篇章廣闊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轉衰過程中的時代狀況，真實地再現了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一些重大事件，並體現出鮮明的傾向性，被後世稱作“詩史”。如《兵車行》寫到統治者為開拓疆土，不惜無休止地發動戰爭，使得國內生產不斷凋敝，無數生命葬送戰場，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窮兵黷武的唐玄宗。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描寫天寶十四載詩人自長安赴奉先途中的所見所聞和內心的感觸，展現出安史之亂前夕危機四伏的社會狀況，並融進了作者十年長安政治生活的體驗。“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及《北征》，則表現安史之亂給廣大民眾所帶來的巨大災難痛苦以及引發社會趨於殘破的情形，抒發了詩人心中的憂憤之情。此外像《悲陳陶》《哀江頭》《悲青坂》《三絕句》、《春望》等，也都從不同的角度觸及了當時社會的現狀，為感時傷亂的重要作品。
表現時代悲苦的同時，杜甫也在不少詩篇中反映了個人坎坷的生活經歷，表達備嘗艱危困苦的悲慨。他往往將自身不幸的遭遇與時代的痛苦結合在一起，從個人的身世透照社會的現實狀態。如《彭衙行》敘述自己攜家避亂北行，沿途歷經困厄。《述懷》傾訴了作者與家人因戰亂而分隔的痛苦，並寄寓了對親人深切的牽念之情。《羌村三首》其一描寫自己在遭遇離亂後與妻兒重逢的情景以及悲喜交加的複雜心情，大有在亂世中劫後餘生之感。《秋興八首》、《登高》則由蕭條的秋景觸發起對家國破殘、身世顆零的無限感慨，傳達出憂鬱哀苦的心緒。也正因為詩人將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的危難聯繫起來，使得他經常從自己的遭遇聯想到更多、更普遍的現實問題，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由自家茅屋遭風雨破壞而使家人受凍的情形，想到許多在寒冷中苦熬的人們訴說了大庇天下寒士的心願。這些詩篇由於直接源自於作者個人遭際的切身感受，因而顯得更為真實動人。
除此之外，杜甫還有一些作品主要表現了個人生活的其他遭遇，它們取材多樣，或思親懷友，或弔古抒懷，或登覽寫景，或題詠寓感，其中也有不少是為人們所熟知與稱道的佳構。像《春日憶李白》《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等，為懷戀李白而作，寫出了對友人的深情厚誼。《月夜》《月夜憶舍弟》抒發對親人的思情，悽婉悱惻，動人心魄。《蜀相》《詠懷古蹟》諸篇則詠古以寄情，感慨頗深，很耐人尋味。至於如《望嶽》、《春夜喜雨》《水檻遣心》《絕句二首》《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等詩，又都是繪景題詠的名篇。尤其是詩人那些描繪山水風光與自然景物的寫景之作，往往以其體物細緻、描摹生動、情味雋永而為人所傳誦。
杜甫是位富有創造性的詩人，詩歌風格有其獨到之處，總括起來，大體有以下幾點：
首先，注重摹情寫意，感情濃烈。清人葉夑曾說杜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為基”（《原詩》）。這種情感的成分往往是很複雜的，既有憂國憂民的襟懷，又有慨嘆個人命運的情思，它們大多發自於詩人的內心深處，顯得情真意切，又受特定時代環境的影響，基調上以沉鬱悲涼為主。
其次，具有很強的概括力。詩人善於在現實中擇取富有典型意義的事件，進行藝術提煉，形象地加以再現，通過個別的事件透示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這種高度的概括性使得杜詩取材典型而涵量宏大，所謂“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孟棨《本事詩·高逸》），《前出塞》《後出塞》《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等，在這方面都具有代表意義。再者，重視語言的錘鍊。作者曾自稱：“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說明他在詩歌語言上的良工苦心。
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短短十個字，形象地刻畫出國都殘破荒蕪的淪陷景象。“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九日》），也以洗練的筆墨表達濃重的飄泊之感和思鄉之情。又如“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中的“垂”和“湧”，準確生動地寫出了平野的開闊和大江的浩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陽樓》）中的“坼”與“浮”，寫出了洞庭湖雄偉壯闊的景象。再如“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晴》），“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絕句二首》其二），“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絕句四首》其三）等，又極重語言的色彩感，產生強烈的視覺效果。這些詩句都具有很強的表現力，不難看出詩人錘字煉句的深功夫。
此外，杜甫還在創作中善於駕馭各種體裁，特別是五、七言古體和五、七言律詩，用力尤勤，成就最高，對推動詩歌形式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作為唐代詩壇重要的詩人，杜甫在生前並沒有受到普遍的關注。在他去世後，像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一些著名的文士，開始對他的作品加以揄揚。到了宋代以後，杜詩真正受到廣泛的重視，如王禹偁、王安石、蘇軾以及江西詩派的作家等，都是推崇杜詩的代表，他們分別從不同方面繼承和發展了杜甫詩歌的創作傳統，也使杜甫在文學史上真正佔據應有的重要地位。《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藝文志》載杜甫有詩集六十卷，已散佚。今存《杜工部集》二十卷。重要論注本有宋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清王嗣奭《杜臆》仇學鰲《杜詩詳註》、浦起龍《讀杜心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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