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白宮經濟顧問Lawrence Kudlow近日向國會提出建議，希望讓美國企業撤出中國。
他表示，政府可以為迴流美國的企業提供政策利好，從工廠、設備到裝修，全部的搬家費用都由政府承擔。
美國政府已經成立一個新的工作小組，在探討並擬定恢復美國經濟的具體方案。據《彭博社》報道，Lawrence很可能會成為小組的成員之一。
我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目前“逆全球化”的趨勢，而在這其中，“清理中國的供應鏈”也是現象之一。實際上，在全球生產鏈受阻之下，中國工廠是恢復速度最快的，但這絲毫不影響部分國家“撤出中國”的呼聲。
第一次出走潮
自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變成了“世界工廠”，但也出現了兩次大的危機。
在2008年左右，中國經濟已經騰飛，勞動力成本和土地租賃成本不斷升高，在服裝、玩具等低端製造領域開始出現出走潮，很多企業開始把供應鏈搬到越南和泰國等經濟成本更低的國家。
同年，iPhone已經逐漸進入大家眼簾，iPhone所帶來新的手機模式，也進一讓三星、諾基亞、索尼等廠商效仿，之後引發了
傳感器和芯片等關鍵零部件的微型化，以及移動互聯網浪潮。 硬件和軟件的革命，帶動了包括智能硬件、可穿戴、虛擬現實、智能家居等一系列數碼產品的升級。這些科技產品，依靠的不是大量的可替代勞動力，而是熟練工人。
所以當時雖然有很多工廠外遷，但科技產業發現中國依然有不可替代的熟練工人，便又投入了自動化設備和信息管理系統，繼續在中國紮根。
蘋果在整個過程中有極強的代表性。
創業之初，蘋果的工廠都設在美國聖何塞，蘋果很多經典的產品，比如Macintosh就是Made in USA。
早期的工廠是蘋果引以為豪的一部分，喬布斯的激情和控制慾在工廠內表現地淋漓盡致，他要求把工廠的機器都噴塗成他想要的顏色，牆面也要求是純白色，整個工廠好像一個藝術裝置，喬布斯認為這樣可以“讓工人保持追求完美的激情”。
蘋果產品美國造的傳統一直保持到了2003年，直到2004年，蘋果才開始將工廠大規模地轉移。促成這一決定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首席運營官蒂姆庫克，他當時負責蘋果全球供應鏈的管理，看上中國的原因有3點：
- 中國工廠更靈活，可以及時處理蘋果的各種需求
- 中國的供應鏈更完善，工廠扎堆，有豐富的零件和各類服務
- 這裡的工人要更便宜
遷移中國最明顯的結果，除了成本上的下降外，還有效率上的提高。
2007年，蘋果開始籌備iPhone的量產，美國康寧承接了屏幕玻璃的業務，但由於訂單數巨大，蘋果把代工的任務交給了一家中國的公司。
在初代iPhone離發售只剩幾周的時候，蘋果對屏幕進行了部分重新設計，負責組裝的工廠半夜收到屏幕後，馬上叫醒了熟睡中的8000名員工，他們一人分到一杯茶和一包餅乾後就開始幹活，在96個小時後，這家工廠便以日產一萬臺的速度處理新設計的iPhone。
而如果這件事放在美國，生產線調整要先耗費幾周，還要給員工付雙倍甚至三倍工資，甚至會遭到拒絕加班和法律訴訟的情況。
至此之後，蘋果幾乎所有的產品都打上了“Made in China”的標籤。
2011年的一天，奧巴馬與硅谷大佬共進晚餐，按照傳統，每位訪客可以向總統提一個問題。
輪到喬布斯時，他的問話被奧巴馬打斷，“喬布斯先生，要在美國生產iPhone的話，需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
喬布斯的回答非常直接：
“這些工作是不會回來的。我們在中國僱傭了70萬工人，背後需要3萬名工程師的支持，如果你能教育出這麼多工程師，我們就能把工廠遷回美國。”
總統信以為然，在之後的一個月裡反覆和助手說：“我們必須找到方法，把喬布斯告訴我們的那3萬名製造工程師培養出來。”
喬布斯和扎克伯克坐在了總統兩側
喬布斯給出的只是一個藉口，這件事和工程師的絕對數量沒有關係，蘋果看重的是中國的生產規模、基礎設施和集群效應，以及工人的勤勉精神和靈活性，而“美國工廠”，在各個方面都不具備優勢。
或許是因為政府壓力，蘋果在2013年開始本土生產Mac Pro，蘋果還大大方方地拍了個視頻，宣傳美國工廠的技術優勢和福利待遇。
但最後，這款售價3000多美金的Mac Pro出現了產能的問題，因為無法找到足夠多的螺絲釘，導致發售時間延遲了3個月之久，結果最後還是從中國進口螺絲釘解決了問題。
第二次出走潮
在2018年美國進口的家居和鞋類製品中，有約一半來自中國，而手機和筆記本的品類裡，有70%都是中國製造的。
特朗普上臺後想改變這一數據。
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全面爆發，讓企業迴流，特別是從中國迴流也成為了特朗普的目標之一。去年9月份，特朗普計劃對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稅，他在Twitter多次@蘋果，表示蘋果想要避免鉅額關稅，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蘋果在中國的工廠“搬過來”。
特朗普也對媒體信誓坦坦地說，“我讓他們開始在這個國家造他們該死的電腦和其他產品”。
按照特朗普的關稅計劃，大到iPhone、iPad、MacBook、Apple Watch等核心產品，小到蘋果耳機、手機殼、維修零部件等都會受到影響。
面對強硬的特朗普，蘋果依然不為所動，25%的關稅雖然很高，但把工廠搬回美國的成本更高。
在蘋果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中，亞洲所佔的比重超過了70%，日本提供了相機模組，韓國提供了屏幕和電池，中國臺灣提供了芯片...無論怎麼看，都應該把最後的組裝佈局在中國，而不是運到大洋彼岸。
另外，中國本土的供應商也達到了349家，這裡面涉及了很多原材料和零件廠，包括了天線、揚聲器、金屬結構件、電路板、玻璃後蓋等等。
還有人工，在中國鄭州，工人組裝蘋果產品的起薪為3.15美元一小時；在美國，這個數字大約是11美元。而且中國工廠可以24小時倒班，工人也不會有什麼怨言。
零部件運輸、製造設備搬遷、重新選擇供應商、重建生產線、找更貴的工人...這是一筆鉅額的開銷，而更大隱患是，在美國生產後，可能會面臨產能低，甚至像Mac Pro那種因為螺絲而無法生產的窘境。
如果不能迴流，也至少要削弱中國的產業鏈優勢
當然，中國的地租和人工成本，在過去20年一直緩步上升，再考慮到中美貿易戰和其它不可預測的因素，庫克開始擔心對中國嚴重依賴所產生的風險，他為蘋果找到了一條後路：東南亞。
東南亞的優勢很明顯，在地理上距離中國很近，工人和房租的成本比中國低，工人的工作節奏也比美國快。
蘋果已經在印度生產廉價iPhone（iPhone SE、iPhone 6s），現在已經考慮把更多的生產線慢慢簽到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
蘋果已經督促供應商，要求它們提供將產品裝配流水線轉出中國的可行性方案，根據《華爾街日報》的消息，蘋果打算把15%到30%的硬件組裝移出中國。
不過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師認為，疫情會放慢產業鏈的搬遷趨勢。一方面，美國失業率新高，GDP可能進入負數，經濟的恢復需要時間，而在疫情之下，企業也開始縮衣節食，比如蘋果今年的股價跌了8.1%，還要面對之後消費力持續低迷的市場。
中國工廠已經基本復工，想要解決9月新機產能不足的問題，蘋果的選擇也只有中國。對於其他企業來說，保留現金、減少投資也是短期內的策略。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的生產成本在增高，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這也依然會成為企業繼續把生產基地留在中國的考量。例如特斯拉在上海建設超級工廠項目，搬走後肯定會影響特斯拉在中國的價格和銷量。
短期來看，科技企業仍然會以中國供應鏈作為主力生產線，但長期看，供應鏈離開中國的趨勢還會加重，在華為把關鍵零部件全部國產化後，可能也會有相應的美國企業去做出改變，並付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