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比干碑》全稱《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位於河南衛輝城北7.5公里比干墓祠。原碑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刻立，但已不存，現存的是宋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重刻的石碑。該碑高2.56米，寬1.36米，篆額"皇帝吊殷比干文"7字，碑文楷書28行，46字，記述了立碑之由和頌詞，抒發了孝文帝對殷太師比干直言敢諫和臨危不懼品德的敬仰與懷念之情。據《魏書·高祖紀》：“（太和十有八年十有一月）丁丑，車駕幸鄴。甲申，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為弔文，樹碑而刊之。”碑陰刻文4列，前3列從吊官82人題名，最後1列為宋吳所撰"碑記"，林舍書丹，楷書。碑記中說，此魏時所立《吊比干文碑》"久已為鄉民毀去，賴民間偶存其遺刻"，"幸遇聖振，再獲刊勒"。
此碑傳為崔浩所書。崔浩（？-450），字伯淵，小名桃簡，河東武城人，官至太常卿，博覽經史，通天文，工書，世人以其跡為寶，後因修國史獲罪，誅死滅族。
碑文字體方整，筆畫瘦硬峻直，兩端方而粗，猶如硬骨。楊守敬《學術邇言》評曰:"瘦削獨出，險不可近"，為"北碑之傑作也"。故為書家所珍重。《金石錄》、《金石萃編》等書均有著錄。
施蟄存《北山集古錄》：“此碑字體怪異，然書勢則古茂，雖宋人重刻，精神未亡，可與吳炳重《書漢淮源桐柏廟碑》比美。”
歐陽輔《集古求真》：“雖經翻刻，規模尚存，亦可見書法之遞變。”
《吊比干碑》“平畫寬結”的結體跟繼承隸法有關；在用筆上，起筆呈方勢，橫畫收筆有上挑之勢，在筆畫形態上表現為對稜角的誇飾，鑿刻味十足，既沿襲了漢末書法的風格面貌，又符合這時期銘石體的主要的特徵。
在橫向上與同時期書體相比除了有銘石體所具有的共性外，作為不同功能的《吊比干文》又有其特性，具有莊重的官方風格，其中外輪廓不變線條變細字內空間就大，因它帶有特定的分書結體遺法，所以字內空間必定表現出橫向空間更大，字內橫向空間大造成結體寬結促使結體穩妥顯示莊重性。另外篇幅過長又受限於碑的大小，為了不造成擁擠的現象使得“瘦勁”的線條風格出現。楊守敬《學術邇言》評曰“瘦削獨出，險不可近”。雖說這種瘦勁的線條風格是附和於載體的，但瘦勁線條風格的彰顯更多的作者主觀意識協調下的產物，其纖細瘦勁的線條形態在北魏書法風格中可謂獨樹一幟。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卷五品評第十八：“《吊比干文》若陽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 全篇氣勢恢宏，字與字大小統一，點畫起止分明排列均勻對稱，頗具整體性。同時它在佈局上井然有序字距緊湊，疏朗的結體與緊湊的章法形成明顯的對比。
而橫畫起筆上翹，收筆也有上挑之勢，則明顯帶有折刀頭痕跡，類似於美術字。除了繼承隸法的原因，跟刀刻的原因也是分不開的，這些折刀頭是鐫刻過程中的一種程式化的巧飾，在真正書寫時也許就考慮了刀刻的具體特徵，從而刻手與寫手的高度默契的配合達到的藝術效果，也許僅僅是因為刀刻工藝造成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康有為認為後世的書法大家褚、薛、柳、沈也受其影響。他說：“褚河南《伊闕石龕》出於《吊比干文》《齊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遺法。若《李衛公碑》《昭仁寺碑》，則《刁遵》《法生》《龍藏寺》之嗣音也。薛稷之《石淙序》，其瘦硬亦出於《吊比干文》，其出鋒縱筆，則亦出於貝義淵。”認為《吊比干文碑》不僅成為一種書法家效仿的風尚，在書法史中對瘦硬風格流派的形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另有資料記載沈尹默遍臨北碑，以《吊比干文碑》強其筆力，說明了沈對此碑的繼承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