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中行原油寶穿倉事件說起。
4月20日，國際原油期貨價格暴跌成負數，令世人一臉茫然。
一般的解釋是，大疫之下，原油需求驟降，油井關閉成本高，導致原油出現嚴重過剩，全球油罐爆滿，石油大亨貼錢請人將原油拉走。
原油現貨與期貨是有區別的。以上分析可以解釋原油現貨價格持續走低，同樣衝擊（互相）期貨價格，但不是4.20期貨極端價格的原因。
中行原油寶事件披露後，人們才逐漸明白，原油期貨價格跌成負數是一起高風險事件導致的。
在這起穿倉事件中，中行在產品設計和風控上存在不足。
臨近交割日移倉，期貨交易大忌。隨著交割日迫近，大部分投資者都會選擇移倉，流動性越來越緊張，期貨價格也逐漸向現貨價格收斂。建行、工行、民生銀行在交割日一週前便為客戶完成移倉。
在5月合約的到期日，即4月20日，美國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WTI）5月合約全部持倉為10多萬張，流動性已經相當緊張，而中行持有多頭合約超過2萬多張，佔比在20%左右。
這時，中行面臨逼倉風險。同時，中行規定，在22點後，停止操作、盯盤、平倉，無疑又放大了風險。
有人問，之前一直也是最後一個交易日交割，為什麼沒有出現風險？
自三月國際原油價格大跌以來，不少投資者湧入原油期貨市場。根據澎湃新聞的調查，在原油寶的受訪投資者中，92%是今年才開始接觸，其中今年3月入手原油寶的佔55%。
通常，合約到期前，WTI持倉數量不過幾萬張，中行手持的合約不多。而4月20日，WTI5月合約超過10萬張，其中包括大量新手投資者及中行未及時移倉的。
所以，4月20日，10萬多張5月多頭合約的風險完全暴露，大概率被國際玩家捕捉到。中行原油寶投資者可能被活活地逼倉“悶殺”。
美國原油基金USO提前移倉，目前40%持倉配置在6月合約，55%配置在7月合約，5%配置在8月合約。如果國際原油現貨價格繼續下跌，期貨合約大規模提前移倉，流動性過早枯竭，不排除再次出現期貨負價格的極端事件。
在中行原油寶事件中，我們需要反思的是中國銀行體系存在的風險。
本文從商業銀行的角度，探討中國銀行（含貨幣體系）存在及可能引發的道德風險、泡沫風險及金融風險，指出大疫之下，“中國銀行們，正扼住經濟的咽喉”。
本文目錄：
一、混業經營、分業監管及道德風險
二、租金模式、資金空轉及泡沫風險
三、金融開放、利率下行及金融風險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0'，好文多分享收藏）
01 混業經營、分業監管及道德風險
問題一：原油寶是期貨？中行是商業銀行，還是投資銀行？
中行公佈了“原油寶”產品說明：
中國銀行於2018年1月開辦“原油寶”產品，為境內個人客戶提供掛鉤境外原油期貨的交易服務。其中，美國原油品種掛鉤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德州輕質原油(WTI)期貨首行合約。
從這個說明來看，原油寶是掛鉤德州輕質原油(WTI)期貨的通道。中行不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做市商，更像是原油期貨的經紀商。經紀商主要是執行投資者的命令，賺取交易佣金。
但是，很多人懷疑，中行是做市商，做市商向投資者主動報價，創造流動性，賺取交易差價。具體操作是，將多個客戶的交易指令彙總，對沖自己後在芝商所下單。做市商的銀行提供掛鉤海外價格的通道，實際上是客戶的對手盤。
中行很可能在模糊地搞混合經營。不管是經紀商，還是做市商，原油寶產品作為期貨或期貨通道，其管理歸口應該是證監會。
根據證監會《關於加強期貨公司客戶風險控制有關工作的通知》，“期貨公司應嚴格執行追加保證金和強行平倉制度，及時化解風險，嚴禁客戶在保證金不足的情況下進行期貨交易，防止出現客戶穿倉。”
即使在期貨市場中，大規模穿倉也是不多見的。期貨公司有義務降低投資風險，防止客戶穿倉，證監會還要求“出現大額透支、穿倉時，應立即向證監局報告 。”
在這次風險事件中，中行沒有給投資者足夠的風險提示，也沒有及時平倉，導致客戶在保證金不足的情況下進行期貨交易，引發集體穿倉事故。
問題是，期貨屬於投資銀行的業務。作為商業銀行，中國銀行是否具備投資銀行的業務資質？
中行旗下控股子公司中銀國際商品期貨(美國)有限責任公司，具有芝商所的會員資格（做市商）。
問題二：原油寶是理財嗎？中行是商業銀行，還是資管公司？
在銀行內部，類似於原油寶的產品，傾向於將其解讀為理財產品，而非期貨產品。如果是期貨產品，則屬於證監會管轄。
如果原油寶是理財產品，那麼中行到底是商業銀行，還是資管公司？
商業銀行出售理財產品頗為常見，銀行表外資產迅速增加，商業銀行與影子銀行、資管公司玩起了“資產大騰挪”。但是，其中的風險不可忽視。
為了降低金融風險，近些年，中國加強了金融監管，尤其是2018年推出資管新規。資管新規很重要一條就是打破剛性兌付，收緊了銀行的表外業務及理財產品代銷。
作為一家商業銀行，中行涉及資管業務，為普通投資者提供如此高風險的自營產品，是否合適？
這兩個問題合二為一是銀行混業經營還是分業經營的問題。
分業經營指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業務獨立經營，混業經營則是相互滲透、交叉。分業經營的目的是為了降低金融風險。
1933年大蕭條期間，美國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投資銀行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地區分開，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的風險。
到了七八十年代開始，投資銀行業務大規模興起，商業銀行渴望突破業務範圍限制。1999年，克林頓和格林斯潘推動出臺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美國正式進入金融混業時代。不過，金融混業、監管鬆弛及長期低利率，很快引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
根據《證券法》，中國屬分業經營。但實際上，很多金融機構是混業機構。中、農、工、建、交行等國有商業銀行都直接或間接地持有證券牌照。
更嚴重的問題是，實際中的混業經營，監管上的分業監管，可能引發金融風險。
原油寶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個產品到底是什麼產品，屬於什麼風險等級，是否適合商業銀行經營，屬於誰監管？
風險等級劃分，是分業經營的重要原則。銀行、證券、保險等業務風險大小差異巨大，需要對應不同的經營主體。比如，存款相對低風險，由商業銀行負責。期貨則是高風險產品，交給投資銀行。
金融機構對金融產品需要做等級認定，不同等級的產品匹配不同風險等級的客戶。原油寶產品的風險等級認定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
根據中行的協議（《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場個人產品協議》），中行將客戶准入風險等級確定為“平衡型（及以上）投資者”。
“平衡型”介於保守與風險之中，對應的產品通常是R3(平衡型)和R4(進取型)產品。這兩類產品最高風險就是損失本金，不存在“倒貼”的風險。
中行的協議也明確：“甲方（即個人客戶）聲明與保證：甲方用於交易的資金來源合法，為本人純風險資本金，已經考慮到且能夠承擔該資金全部虧損的風險。”
這說明中銀認定，客戶承擔的最大風險是所投入的全部本金。但是，這款產品如今出現“倒貼”風險，其風險級別遠遠高於中銀協議中的風險等級認定，以及“該資金全部虧損的風險”。
產品風險等級的評估出了問題，涉及“不當推薦高風險投資”。在中行的宣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行隨意將這款高風險產品推薦給普通投資者。根據澎湃新聞的調查，在原油寶受訪客戶中，14%的人並未有過任何投資史，只有5%的人真正接觸過期貨。
深入探究，中行作為商業銀行，是否應該經營如此高風險品種？
前財政部長樓繼偉曾經說：“目前這種大混業的模式是絕對不行的，會引發高風險。”
在中國，混業經營、分業監管容易引發嚴重的道德風險。
中國的商業銀行基本是國有（控股）銀行，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在廣大老百姓心中，國有商業銀行代表著國家信用，剛性兌付（至少存款），安全可靠，不會倒閉。很多人通過國有銀行渠道購買理財產品，也是圖個放心。
為什麼投資者不對原油寶移倉時間的問題及22點關閉交易的風險提出質疑？一是很多投資者不懂遊戲規則，不清楚其中的風險，二是我想很多投資者信任中行作為一家國有銀行不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
這樣容易引發道德風險。
美國為何爆發次貸危機？難道雷曼等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購房者、投資者不知其中的風險嗎？
這與房地美、房利美的道德風險直接相關。房利美的前身是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房地美則是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雖然這兩家公司都被私有化了，但依然與聯邦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聯邦政府補貼）。
國會授權兩房可以購買普通抵押貸款，即購買未經聯邦住宅管理局擔保的抵押貸款。此舉刺激了貸款發行機構大規模放貸，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市場規模迅速擴大。
在次貸危機爆發前幾年，市場的道德風險日益攀升，只要兩房敢收購次級貸款，商業銀行就敢放貸，購房者就敢貸款，投資銀行就敢炒作MBS及相關金融衍生品，投資者就敢入場。
這場金融泡沫是基於兩房的信用（聯邦政府背書）而催生的。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不得不接管兩房。
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由政府背書，儘管近些年政府不斷地釋放打破剛性兌付的信息，但是商業銀行的國家信用一直存在。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從事高風險的期貨、證券及相關理財產品，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損害國家信用。
中行原油寶穿倉事件，給我們發出強化金融監管的警告，呼籲中國版的《多德-弗蘭克法案》。
金融危機後，美國出臺了《多德-弗蘭克法案》，以強化對金融混業的監管。該法案試圖破除“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同時，採納了“沃爾克規則”，限制商業銀行從事投機性交易，以防範金融風險。
目前，中國的衍生品交易市場頗為混亂，國有商業銀行、證券公司、期貨公司以及私人公司都在經營。如果中國繼續實施混業經營，那麼需要統一的監管，並且對不同業務、不同產業的風險進行嚴格的劃分。
但其實，中國顯然不適合混業模式，國有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太大。商業銀行應該幹好本職工作——存貸業務。
02 租金模式、資金空轉及泡沫風險
商業銀行，有沒有幹好本職工作？
先來看一組數據。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人民幣存款增加了8.07萬億元，其中屬於住戶的存款增加了6.47萬億元。其中，3月份存款達2.35萬億元，每天新增的存款有758億元，高於一季度的平均值。
大疫之下，沒有迎來報復性消費，卻引發報復性存款。這說明市場已出現流動性陷阱，資金在銀行系統內打轉。
疫情“世界大流行”後，經濟復甦緩慢，不確定性大增，投資者不願意投資，而是將錢存到銀行。
同時，疫情中斷了市場，導致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驟升，市場出現逆向選擇。一些企業、商家及個人的信用突然遭到破壞，商業銀行對此缺乏足夠的評估，對客戶將來的償債能力缺乏預判，商業銀行不敢放貸、謹慎放貸，或者將貸款發給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出於謹慎考慮，又將資金存回到銀行。
這時，嗷嗷待哺的私人企業只能“望洋興嘆”。
最令人擔憂的是，並不是資金在銀行打轉，而是流入樓市。
大疫之下，深圳數千萬價格的豪宅被“秒光”，部分樓盤價格快速上漲。這一熱炒引發全國性焦慮，也引發了智本社“刪帖式”風險。（詳見《深圳，怎麼辦？》）
媒體猜測，深圳房價熱炒因扶持中小企業的經營貸資金流入樓市所致。監管部門成立了工作組，經過調查對外通報稱，未發現違規信貸資金大量流入樓市的情況。
不過，綜開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認為，房抵經營貸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市場，至少是這輪深圳樓市火爆的重要原因。
為了扶植中小企業度過難關，深圳市區兩級政府對企業經營貸款進行貼息，比如南山區的貼息比例為70%。在南山區，一筆1000萬的經營貸款，貼息之後，實付利息為19萬，年化為1.9%，遠低於住房貸款的利率（3月全國首套房貸款平均利率為5.45%）。這刺激部分炒房客向銀行申請經營貸款炒房。
其實，客戶可以通過各種辦法阻擾銀行對信貸資金的追蹤。更重要的是，商業銀行，作為風險經營方，其實並不願意客戶將資金投入高風險的、不確定性的實業之中。
網上有個段子說，客戶經理向行長彙報說：“客戶的信貸資金都投到樓市了，沒有拿去做生意。”行長會心一笑：“那我就放心了！”
這是銀行的真實想法。
人們很擔心，銀行們讓中國在債務型經濟之路上愈陷愈深。
過去十多年，中國銀行們都幹了什麼？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廣義貨幣大規模擴張，商業銀行成為中國經濟的“印鈔機”。
從2008年到2020年，中國M2從47萬億擴張到200多萬億，增長了將近五倍。
圖：2010年-2019年四大行存款總額、貸款總額，來源：四大行公開數據
我們看過去十年，銀行擴張的信用貨幣都流向哪裡？
2008年到2017年，四大行累積投放信貸規模為252.76萬億，其中個人住房貸款為68.84萬億，佔比27%，製造業貸款49.34萬億，佔比為19%。再加上房企貸款，十年內四大行投向房地產的貸款規模總計達87.96萬億，佔比34.8%。
從變化趨勢來看，2012年，個人住房貸款歷史性地取代製造業貸款，成為四大行行政貸款的第一投放方向。（《四大銀行信貸流向揭示的真相》）
圖：2017年四大行合計貸款流向，來源：大佬時光
信貸擴張的結果是，中國經濟槓桿率全面快速攀升。到2019年，中國宏觀槓桿率已經超過美國，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政府部門槓桿率為51%，家庭部門槓桿率為52%，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為154.5%。
如果按家庭可支配收入來計算（家庭負債除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中國的家庭部門槓桿率達到110.9%（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這個水平遠遠超過美國。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顯示：房貸是家庭負債的基本構成。有負債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貸款，戶均家庭住房貸款餘額為38.9萬元，佔家庭總負債的比重為75.9%。（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中國金融》）
中國負債型經濟的實質是銀行信貸擴張經濟。中國信貸貨幣實際上是土地本位貨幣。 國民的負債型經濟，便是銀行的租金型經濟——整個社會都在為銀行交租（房貸）。
商業銀行的責任是服務於實體，而不是刺激房地產，並從中賺取鉅額利潤；更不是助長債務型經濟，誘發泡沫風險。
我不禁要發出靈魂拷問：中國的銀行，價值何在？
大疫之下，一些企業沒有收入又沒有信貸資金而破產。一些家庭收入下降的同時，擔心房價、物價再上漲，斷送他們在城市生存的最後希望。
如今，千千萬萬企業、家庭的命運，都掌握在銀行手上。中國經濟能否儘快復甦，基本上也由商業銀行決定。
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如果商業銀行繼續捂緊口袋、無所作為，私人企業斷了這口氣就很難復活了（窗口期正在關閉）。如果救命的信貸資金流入樓市，房價再次暴漲，對很多家庭來說，那將是一次絕望的上漲。
所以，大疫之下，看銀行！看銀行能否服務於實體經濟！
有人說，目前，市場前景黯淡，不確定性增加，商業銀行不能冒險將貸款發放給一些中小企業，徒增金融風險。
此話是對的，若中國銀行是自由競爭的銀行，銀行規避市場風險的做法完全沒問題。但是，中國的銀行是國有銀行，而且是居於行政性壟斷地位的國有銀行。
有人說，美國商業銀行不肯貸款，美聯儲跳過商業銀行直接向企業貸款，中國央行是否也該如此？
2008年金融危機及這次疫情災難，美聯儲都跳過商業銀行直接向企業貸款。在美國，銀行就是銀行，央行就是央行，商業銀行遵循市場邏輯，美聯儲遵循國家信用邏輯，二者實現風險隔離。當商業銀行緊縮信貸時，央行用國家信用為市場和企業提供流動性。
但是，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就是市場和企業的“央行”。中國央行無需像美聯儲一樣直接“下水”，完全可以授權給國有商業銀行擴張信用，為市場、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事實上，商業銀行已獲得足夠的信貸擴張，但信貸資金在銀行系統空轉，沒有流到企業手中。
收租時，你是行政性壟斷銀行；風險時，你又變成了市場性企業。
中國銀行們，扼住了經濟的咽喉！
03 金融開放、利率下行及金融風險
當然，中國經濟問題的鍋，不能完全由銀行來背。
中國的銀行模式起源於“存款立行”。很多人說，中國儲蓄率高是因為中國人愛存錢。其實，真實的原因是中國銀行的“存款立行”。
所謂存款立行，就是通過高存款利息吸引居民存款。高存款利息的前提是更高的貸款利息，如此銀行才能從中賺取高利差。中國的存款利息、貸款利息及利差一直都比歐美國家高很多。高貸款利息和高利差的前提是國有銀行的行政性壟斷地位。
過去十年，中國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一年期定存）長期在1.7%以上，年化貸款利率則在4.7%以上，利差3%左右。
圖：中國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及利差，來源：工商銀行
過去十年，四大行的利潤伴隨著貨幣擴張而快速膨脹。2019年，中國最賺錢的企業前四名依然是四大行，四大行利潤之和接近1萬億之巨。
圖：四大行淨利潤，來源：四大行財報
有人會問，商業銀行的利潤不就是來自利差嗎？
商業銀行並非僅是信息中介，其作用不是簡單借貸撮合。商業銀行是信用中介，最核心的作用是信用創造。
商業銀行的職責是根據客戶的資產負債、交易流水、業務合同、信用資產等，為客戶創造信用，為其提供信貸支持。這屬於好的槓桿，服務於實體經濟。
現在的商業銀行，缺乏信用發現及創造的能力，簡單地根據房產抵押、政府背書等向國企和抵押客戶提供貸款，從中賺取雷打不動的高利差。
最近十多年，國有銀行的鉅額利潤，並非源自效率及信用創造，而是信貸貨幣的數量增加。是什麼支持銀行發行如此大規模的信貸貨幣？
一、行政性壟斷下的高利息存款，為商業銀行提供大規模的資金。
二、央行提供的大規模基礎貨幣，經貨幣乘數擴張後，形成大規模的信貸貨幣。
三、政府、國有企業及地方投融資平臺，是銀行信貸的主要客戶及信用中介。
中國的財政體系與貨幣體系並未獨立，財政融資依賴於銀行信貸。過去十多年，依託政府這一模糊的信用中介，商業銀行向大基建、國有房地產商及國有企業提供了大規模的信貸。其實，中國商業銀行乾的是財政的活。
如此，央行寵著，政府養著，中國銀行們賺得缽滿盆滿，但沒有形成市場化的信貸機制和風控機制。更嚴重的問題是，大規模的信貸衝擊市場，導致溝溝壑壑的結構性問題：旱得旱死、澇得澇死。
這讓貨幣政策陷入被動。貨幣政策稍微緊縮，私人企業便陷入流動性危機。於是，央行不得不放寬貨幣政策，貨幣閘門稍微寬鬆，大規模的信貸又衝擊市場，進一步惡化結構性問題。
近些年，金融監管強化後，央行強化了對商業銀行的管控，收緊了貨幣控制權。同時，央行創造了SLF、MLF、PSL、SLO、TMLF、TLF、CRA等操作工具，試圖以寬貨幣、緊信貸加以調節。但是央行依然應接不暇、難以招架，無法滿足大規模的信貸需求。
如此，貨幣市場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被動局面。如今，大疫之下，央行不斷下調利率，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鼓勵商業銀行向企業輸血。
但是，由於商業銀行缺乏信用創造的能力及市場化的風控體系，疫情爆發後，商業銀行作出逆向選擇，捂緊口袋，謹慎放貸，向國企貸款。
市場和央行都擔心，銀行信貸流向房地產進一步吹大樓市泡沫。央行一旦強化管制，商業銀行便“無為而治”，龜縮信貸。
這局該如何破？
央行試圖從技術上破解，央行數字貨幣已進入測試階段。
很多人並不清楚，央行為何要發佈數字貨幣。其實，央行數字貨幣，與區塊鏈、分佈式、挑戰美元霸權都沒有太多關係。央行數字貨幣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追蹤技術來強化對貨幣流通的控制，實現貸款的精準投放及經濟刺激最大化。這其實是在坎蒂隆效應上做文章。
但是，貨幣配置根本上還得依靠市場，由價格機制負責。中國貨幣市場的問題並不是數量問題（規模夠大），而是配置問題。人們將配置問題歸咎於傳導機制失靈。其實，傳導機制的問題，是由利率價格失靈引起的。
過去，中國的利率並非市場化，以官方定價（央行基準利率）為主。目前，央行推動貸款基礎利率（LPR）改革，促進利率市場化。利率由商業銀行在LPR基礎上加點形成，這樣浮動更大、更能反應市場供需水平。
中國為什麼搞利率市場化？
內部原因是，貨幣政策被動，信貸市場僵局。
如今，央行對商業銀行強化管制，但信貸市場失去了活力。央行收緊貨幣控制權，但分身乏術，難以滿足大規模信貸需求。要想破僵局還得將貨幣配置權交還給商業銀行，由利率來配置價格。
外部原因是，調整金融週期，防止外溢性金融風險。
自2005年開始，中國金融週期與國際金融週期長期背離，一直存在潛在的外溢性風險。中國金融開放大勢所趨，中美簽署第一輪經貿協議顯示，中國在證券等金融業務開放已列出了時間表。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4月25日表示，《美墨加協定》（USMCA）將於2020年7月1日生效。這可能加快基於三零（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原則的全球化新秩序形成。
美國另起爐灶手握更多的談判籌碼，加上受新冠疫情衝擊，中美第二輪經貿協議談判會更加艱難，很可能涉及到銀行市場開放及金融結構性改革。（詳見《世界秩序：逆全球化，去中國化與“軟脫鉤”》）
預計，國際利率市場在未來幾年都可能保持低利率，中國與國際的利差巨大，為了降低金融開放的風險，中國必須通過LPR引導利率下行，讓利率逐步市場化。
如果信貸利率與銀行間拆借利率並軌，那麼，央行便可以通過調節銀行間拆借利率間接地調節信貸利率，如此信貸利率可實現自由浮動，發揮其價格機制作用。
不過，利率下降的過程，伴隨著貨幣數量擴張，增加通脹風險、銀行風險、房地產泡沫風險及人民幣貶值的風險。（詳見《“新四萬億”，能否應對疫情災害？》）
3月份數據顯示，通脹有所回落。央行便下調了最新一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一年期與五年期，分別較上月降低20個基點和10個基點。
利率下降及利率市場化，正在打破銀行存款立行的原則。為了確保銀行的利差，貸款利率下降的同時，存款利率和中期借貸便利（TMLF）利率也會下降。隨著存款利率下降，銀行如何吸引存款，這是銀行面臨的挑戰。貸款利率市場化後，銀行的利差定然會縮小。
問題是，利率市場化後，商業銀行依然可能將信貸發給房地產企業及國有企業，而不是私人企業。
當前的形勢更加嚴峻，外貿和內需都大幅度萎縮，經濟增長只能靠投資拉動。房地產投資可能引發泡沫風險，新基建規模小，對經濟拉動有限，投資最終只能依靠大基建。
但是，大基建過剩，投資收益率低。如果商業銀行將大量信貸發給國企搞大基建，勢必惡化信貸市場的結構性問題。
最後，利率下調及利率市場化，最不能忽略的風險是匯率風險。疫情期間，新興國家的貨幣已大幅度貶值，其中南非-26%、巴西-24%、墨西哥-22%，俄羅斯-19%、土耳其-15%。（格致產業發展）
根本上來說，利率市場化，難以承受債務型經濟之重。若不破除競爭性限制及所有制歧視，商業銀行很難真正服務於實體經濟。
中國銀行們（包括貨幣體系），該改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