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张大伯今年60岁了，自夏天从梯子上摔伤肋骨，一直没有再出去干活。原本由老伴负责在家做饭，接送孙子上下学的活，因为家里收入减少，老伴说：“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既然你能活动，干脆我出去干活赚钱，你在家一边养病，一边给孩子们做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吧。”无奈的张大伯，听老伴这么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答应老伴的建议。
老伴去了距离漯河有25公里的西平县县城。在这里，自己娘家侄女开了一个大超市。销售、收银、批发、采购，理货，每天忙的不亦乐乎。超市已经有了5个人，还缺少人手。看到远道而来的大姑，这个活泼开朗的小侄女说：“盼星星盼月亮，四姑，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在娘家兄弟姐妹中，张大伯的老伴排行老四。小侄女不会亏待她四姑，每个月给四姑开3600元工资，吃住全包。按照张大伯的话说：“3600元不少了，总比两个大人在家全家花销那么大，一分不挣强吧。”
这天，小孙子跟着他妈妈去嵖岈山游玩。张大伯不用照看孩子，闲来无事的他，骑着电动车去庄稼地转转 。秋收已经结束，种冬小麦的地已经平整好了，就等着天气渐渐变冷，把麦子种上 出苗、照垅，就不用管它了。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接通电话，听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原来是工地工头打来的电话。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张大伯的耳朵不好使了。他打开了手机的免提，只听工头问：“老张啊，你去年干多少天活，我回头给你算算账，把钱给你。”张大伯一听这话，顿时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他客气地说：“你这一段不忙啦？我去年在龙城跟着你干了94天，也就是12800元”。包工头又问：“老张，你在五里庙干了几天啊？”张大伯说：“五里庙我就干了56天。”工头说：“中，我知道了，回头给你算算钱，你过来拿吧。”张大伯说：“中，啥时候闲了，咱一块坐坐（请客吃饭喝酒）呗。好长时间木坐了。”电话那头传过来：“想坐坐还不容易，等我把你的工钱结清了啊！”张大伯憨厚的笑笑说，“中中。”
张大伯挂断电话后，我问：“大伯，你去年干的活，现在还没有给工钱啊。”大伯说：“是啊。”我说：“拖欠农民工工资，那你还跟着他干啥？”张大伯说：“看你说的，现在搁哪里干活，不拖欠工钱啊。不管拖多久，只要最后能给你就中。再说了，你大伯都是六十的人了。人家能让你跟着干活，挣俩钱就不错了。”
我又问道：“你就不怕他拖欠不给，再跑了？”张大伯说：“不会跑的，虽然不是一个村的，都在一片住哩，彼此知道对方什么人。再说了，又不是我一个人跟着他干的，方圆十里八村的，跟着他干活的有很多。”我又问：“那么他跟你们签合同？”大伯笑话说：“你看看，读书读傻了吧。在咱们农村，跟着建筑队的包工头干活，你见过他给谁签过合同啊！咱这儿，就不兴这个（签合同）。”我又问：“你们之间完全靠人品和信任？”张大伯说：“那又怎样，你不信任他，就不要跟他干活。”我一听有点着急地说：“可是你们去年干的活，现在工钱还没有给你们啊！”张大伯轻描淡写地说：“谁还没有个难处。他肯定是遇到难处了，才等到今年算工资。”
我所担心和着急的，在张大伯这里，好像并不叫事。张大伯表现得非常平静，就像没事人似的。
现在社会在进步，法治逐步健全的时代，人们开始学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可是在农村，在像张大伯一样的民工中，他们在当地干活或者出外干活，完全靠对包工头的人品和信任，跟着他打工赚钱的。你要跟他讲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他跟你急。我只能说，他们跟着的那些包工头，不是正规的建筑施工队伍。在用工用人方面，没有按照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实施。可是正如张大伯所说：“在农村有一大部分五六十岁的人，有的甚至身体有残障的人，他们需要打工赚钱养活一家人。如果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相信很多人就没有工可打，没有钱可挣。”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幸亏，这些包工头，有的源于亲戚介绍亲戚，有的就是以前的老伙计，还有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起吃个饭喝一顿酒，就认识了，于是就跟着来干活了。或许，这些包工头源于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同情他们年纪大了，找个活不容易，就让他们一个个来了。不挣多挣少。
不过，据我了解，虽然这些包工头由于各种原因拖欠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的工钱，但最终还是一分不少的，按照当初说好的标准，给他们结清工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即使被拖欠了工钱，他们也不会找上门来闹。假如说，某一个跟着他的民工，过年确实没钱。包工头也会想办法，以提前支取部分工钱的形式，给他一些过年钱，让他一家人先把年过好。张大伯等这些民工和包工头，好像达成了某种信任和默契。他们就是在这份信任和默契中，或就近或去一些稍微远的地方干活挣钱。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