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期間是日本學者進行農村調查的第一世代，隨著侵華戰爭的開展，日本的農村調查研究範圍由東北開始不斷擴大。日本的農村調查帶有較為濃厚的目的性，為制定殖民統治政策服務。在這一時期，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資料，以問答的形式收錄口述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並被學術界廣泛採用。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資料作為農村調查，具有基層性的特徵。而同樣作為基層管理的組織“新民會”則與華北農村的調查息息相關。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維護華北地區的統治秩序，強化對統治區的管理，日本仿效偽既有的滿洲國“協和會”建立“新民會”。“偽國民政府”成立前後，新民會進行了重大改組，建立與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之間的聯繫，日本對“新民會”的控制增強。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在中國戰場的形勢受限，進而增強對“新民會”的影響，擴張“新民會”基層組織，再次進行改組。在日本的中國農村調查中，具有大量關於新民會調查的內容，對新民會的發展和改組起到了參考作用。
起初“新民會”的主要內容是思想宣傳的奴化工作，通過改組後，“新民會”在華北地區參與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活動。通過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可以對新民會的基層管理有所把握。
在思想宣傳方面，“新民會”通過學校教育、出版、廣播等方式宣傳“新民主義”，“大東亞共榮思想”和反共思想。在1940年針對河北省欒城縣寺北柴村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資料中，就有關於青年教育問題的回答。當問及“有沒有推薦大家識字”的時候，村長張樂卿回覆“新民會有貼過海報”，並且每年會來一兩次進行演講。當演講的時候，村民聚集在路邊。在演講的過程中，新民會成員還向村民闡述了教育的重要性。由此案例可以發現，新民會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宣傳和教育工作，但在部分村落沒有形成固定的方式和時間，並非系統化的宣傳。
在政治活動方面，“新民會”組織召開聯合協議會，召開村民集會，但無太多實質性成果，這一點在調查中也有所印證。在11月6日針對郝國樑的訪談中，郝國樑回答新民會目前在村中還沒有集會，新民會的班長未承擔具體工作。合作社的社員是被新民會命令而加入，但部分人可以拒絕命令。除此之外，據村民回答村中還有年齡在十五歲到二十五歲間的十餘人組成的“青訓生”（新民青年團），以培養指導幹部，進行政治工作。
在經濟領域，“新民會”通過組織合作社，開展“增產運動”，徵發勞工等對日本軍事行動進行支持，並通過社會救濟增進民眾的親近感。但不同主體對此有不同認識，兩位村民在回答物資分配問題時指出，新民會關於小麥麵粉的分配因為品質差沒有買主，縣裡會強制村民購買。而前村長張樂卿面對“新民會對村裡做什麼樣的事情”時回答，“為村民謀求安定的生活。比如貸款挖井、低價賣出物資、其他貸款等等”。由於戰爭期間的農村調查受到政治影響，調查內容可能會偏離事實。但通過村民之間對問題的不同回答可以看出，村裡不同主體對新民會的認識不同。在調查過程中對多主體進行訪問，能夠更真實全面地反應村民的態度。
在軍事層面，“新民會”建立武裝自衛團對抗反日勢力。在華北農村慣行調查中，有較大幅度的內容與自衛團相關。如詢問保甲和自衛團的關係，自衛團的組成編制，組成時間等。
在戰爭期間，日本方面組織了規模性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主要針對村落、稅收等問題進行調查，同時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提供借鑑。在1940年的調查中，有關新民會的內容出現頻繁，為該時間段及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對新民會的改組提供了參考。但在針對新民的調查中，村莊主要人物提供的回答與村民的回答形成了較大差異，對新民會的認知和感情有所不同。因此，通過慣行調查報告可以展現新民會在基層管理中發揮的作用。同時由於戰爭和政治的影響，也應以辯證的態度進行參考，綜合分析報告中多主體的不同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