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生育率持續走低，一面強力開展計劃生育——烏茲別克斯坦，這個神秘的中亞國家，留給了世界人口學一個悖論。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烏茲別克斯坦的人口增長率，急劇下降，從1990年的2.5%一直降低到2011年的1.22%。
而從2010年開始，烏茲別克斯坦即開始實行家庭計劃生育制度，甚至還對特定女性群體，進行絕育手術。
根據2003年一項臥底調查，對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及少數民族婦女（特別是羅姆人婦女），在達到政府設定標準後，可施行絕育手術。
烏茲別克斯坦的人口形勢複雜之處，不止於此，在生育率走低、生育控制加強之外，烏茲別克斯坦新娘的跨國婚姻，也屢屢見諸報端。
韓國甚至拍了一部名為《我的結婚遠征記》的電影，所講述的，便是38歲韓國光棍洪萬澤，迎娶烏茲別克斯坦新娘的故事，為此，他大約交了2000~2300萬韓元的婚戒費用，在當時，大約是15萬人民幣。
烏茲別克斯坦何以出現人口政策、人口增長、人口遷移的失序失調？
從2004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列國志·烏茲別克斯坦》中，或可一窺究竟。
其一，市場經濟轉型下的經濟困境——人口政策
在蘇聯解體之後，烏茲別克斯坦也追隨俄羅斯等前加盟共和國的經濟轉向，極速切換到市場經濟模式。
然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矇眼狂奔”，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經濟的衰退。加之，俄羅斯族的專家技術人才流失，使得烏茲別克斯坦的工業化步伐停滯。
此後，塔什干（即烏國首都）從蘇聯的工業之都，衰落為“鐵鏽地帶”。
儘管其後總統卡里莫夫制定包括經濟優先政治、法制保障經濟等在內的五項原則，但缺乏工業實力支撐的國家經濟，只能勉力養活2500多萬人口（90年代末）。
2016年，烏國的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該國官方貨幣蘇姆，自2005年以來，也保持著兌美元年均10%的貶值率。
吃飽肚子，才能生育孩子——
烏茲別克斯坦的計劃生育，儘管官方的背書是優生優育、調整人口結構，但實質上，仍是經濟難以支撐人口的增長。
但在複雜的民族構成和文化生態下，生育控制的棒子，主要還是打上了弱勢群體和少數民族（尤其是俄羅斯族）。
其二，伊斯蘭文化復歸下的文化重塑——人口增長
人口增長率在下降是事實，但人口持續增長也是實情。
1991年，烏國人口約為2100萬，如今，已經是3337萬，絕對增長量驚人。
按照人口學的正常規律，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往往是斷崖式的，但烏國的人口增長率下跌，除卻1991年的驟降外，其餘時段均是平穩著地。
原因何在？核心便是1991年地緣鉅變下，烏國少數民族的集中遷出。
蘇聯時期，各民族共和國的移民過程是單向的。烏茲別克斯坦與中亞其他地區一樣,被列為蘇聯國內移民遷入地，包括俄羅斯人、韃靼人、烏克蘭人、猶太人朝鮮人、車臣人等，均被強行遷入烏茲別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建國，打出民族主義大旗，甚至開啟消滅俄語的運動，因而眾多少數民族在91年遷回母國，造成增長率下降。
伴隨著烏茲別克人掌握烏茲別克斯坦，傳統伊斯蘭文化復興，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在主體民族中興起，而少數民族在烏茲別克民族主義下，生育慾望被壓低。
一項有趣的調查顯示：
對“一個家庭最好有幾個孩子”的問題,主體民族（即烏茲別克族）的回答是：“越多越好”，而少數民族（尤其以俄羅斯族為代表）的回答則是：“上帝給多少要多少。”
其三，政治環境更迭下的移民逆差——人口遷移
如前所述，烏茲別克斯坦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是自然增長率,而增長率的降低，一是源於政府控制，二是源於人口流失，或者叫移民逆差。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從烏茲別克斯坦向俄羅斯的人口遷移，直到今天仍在進行，這其中不止是俄羅斯族，也包括其他少數民族。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1991至2015年間從烏茲別克斯坦共遷出280萬人，佔到總人口的10%。
這其中，包括大批蘇聯時期培養的工程師、建築師、專家等，烏茲別克斯坦，自然不願意這些優質人口流失，因而設置了較高的移民門檻。
而這些門檻，卻催生了另一項移民通道——跨國婚姻。
儘管“烏茲別克新娘”名聲在外，但嫁出去的烏茲別克新娘，往往不是烏茲別克族。比如，前面提到的韓國人娶的烏茲別克媳婦，其實是朝鮮族，是在斯大林時期被強行遷到烏茲別克斯坦的朝鮮人後裔；再比如，俄羅斯婚介中心張羅的、嫁到俄羅斯的烏茲別克新娘，多是俄羅斯族和烏克蘭族。
概括地說，烏茲別克斯坦人口政策、人口遷移、人口增長的失序失調，背後是烏茲別克斯坦的國家史，也是烏國在著力構建單一民族國家的進程中，對人口結構的打破與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