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恐襲頻發:宗教不是犯罪的藉口

撰文丨 俞盛宙

10月16日17時,在位於巴黎郊外的孔夫朗-聖奧諾里訥市發生持刀襲擊事件,當地一所中學的史地教師薩繆爾·帕蒂遭“斬首”遇害。襲擊者是居住在百公里外的俄羅斯車臣裔18歲少年阿卜杜拉·安佐羅夫。

歐洲恐襲頻發:宗教不是犯罪的藉口

遇害的法國教師薩繆爾·帕蒂(法新社)

路透社報道,帕蒂在當月早些時候的課堂上展示涉及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激怒了一些家長。一名網民自稱是帕蒂學生的父親,在社交媒體上傳一段視頻,指責帕蒂是暴徒,呼籲網友簽署“別讓帕蒂碰我的孩子”。但另一名學生家長告訴法國媒體,帕蒂的行為並無失禮之處,他在展示漫畫前已經告知學生:如不願意可自行離開教室。多名反恐檢察官證實,這起襲擊與恐怖組織有關。但熟悉案情的調查者表示,先前沒有跡象表明兇手是極端分子,他也不在反恐部門監視名單之列。

翌日,法國總理讓·卡斯泰定調“世俗主義是法蘭西共和國的支柱,卻成為這一卑鄙行徑的攻擊目標”。法國總統馬克龍明確表態維護世俗價值,這一方面引起了歐美西方世界的廣泛認同,但另一方面卻點燃了部分阿拉伯國家的怒火。

無獨有偶,10月29日,法國尼斯發生惡性持刀恐襲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行兇者在聖母大教堂附近作案,導致3名無辜市民遇難。兇手現年21歲。

11月2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發生槍擊恐襲,據悉有6處地點發生連環襲擊,造成嚴重傷亡。兇手被當場擊斃,現年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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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發生槍擊恐襲。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以《查理週刊》與言論自由的限度為焦點,從歷史交往的維度切入駁斥簡化的文明衝突論,借著名哲學家阿甘本的視角探討世俗化和褻瀆,思考“仇恨言論”、繪畫自由等具體問題,為反恐提供了某種觀念上的思考角度。

今天也適逢法國巴黎巴塔克蘭劇院特大恐襲五週年。在恐怖襲擊的陰影之下,這些討論與反思或許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抵禦恐怖主義的威脅。畢竟,要清除極端主義滋生的溫床,首先需要看到問題的複雜性,而在更寬闊的維度中,法國、奧地利面臨的困境也正是世界的困境,因為世界從來都是休慼與共的整體。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歷史分梳上下半葉可參照柏林之於倫敦、莫斯科之於華盛頓,那麼前者作為既定秩序的挑戰者、後者作為把持正當性的守成者,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兩對充滿張力的關係。倘若跳脫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分界,悠悠地上溯至西方文明的根源,我們便能在兩希(希臘與希伯來或曰雅典與耶路撒冷)之爭,即理性與信仰、思辨與啟示、啟蒙與律法的中探抉古典形上學與神學這兩種道路,它們向內開出現代性及其內在矛盾。在普世觀念已無遠弗屆的後冷戰時代,不禁要問,即便世界大同尚非目力所及,但普的是誰的世?這是否有隱然的霸權的強加?進而,我們是否因漠視這一通名的種類差異而自欺地以為這只是程度的分別呢?

筆者首先在此提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然斑駁不堪,不應再拘囿於這八種粗疏的文明範式的劃分。我們必須考慮到諸種對“文明”這一謂詞的質疑:例如,文明的堅實性未獲歷史事實的完備支持;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政治、經濟、軍事利益凌駕於文明之上;文明不具備代行國家意志的功能;文明內的衝突並不少於文明間的衝突;全球化及由此引發的南北問題(例如敘利亞、庫爾德等難民的流動和管控),後工業時代技術發展造成的代差等都是導致衝突不可忽視的驅動力。顯然,無論是以價值觀還是文明類型的化約為判準均未免偏狹。在此地基上,抱持種種多元主義的姿態也同樣不能一概而論。

01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本身

先天具有不可調和的齟齬嗎?

我們不妨嘗試僅就客觀的地理版圖出發來刻畫一條分界線,姑且提出“跨地中海之爭”。我們以地中海-高加索這一北緯40度上下的廣闊的五海三洲交匯之地為空間標尺,北側自西向東由伊比利亞半島起,經科西嘉和撒丁兩島、亞平寧半島、南巴爾幹希臘半島穿越黑海取道東北抵近克里米亞半島入外高加索並以此為東端的終點,南側則自西北非的摩洛哥向東直行至連接亞非的西奈半島,爾後東進北上達至地理上連成一片的遼闊的中-近東地區(從德黑蘭到安卡拉)。地中海及其延伸線的西側和北側為主流的歐洲天主教國家和東方的拜占庭的東正教繼承者們(但世事無絕對,西巴爾幹有若干國家和地區皈依伊斯蘭教);相應的,我們統稱的中東北非地區卻是清一色穆斯林國家。

是十字架對峙弓月嗎?固然,中世紀綿延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以攻陷耶路撒冷重奪聖城收尾,而在更早時,摩爾人就越過直布羅陀海峽,自公元711年起開啟了征服伊比利亞的漫長戰爭,直到七個多世紀後遭逐出卡斯蒂利亞(代指西班牙)被反向殖民為止。但我們也不能遺忘在阿拔斯王朝達到巔峰並迤邐數個世紀的“百年翻譯運動”,更不能否認文藝復興時期正是當時的意大利人將阿拉伯語文獻再轉譯為拉丁文,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亞里士多德及後續希臘化時期的著作經由阿拉伯人的中介再次回傳歐洲,換句話說,西方文明並非鐵板一塊地產自西方,若沒有阿維森納的哲學和醫學、伊德里西的地理學和極為博學的阿威羅伊對亞里士多德理性主義的開拓和對猶太教學者邁蒙尼德至深的影響就沒有板結一塊的“西方文明”這一能指(這也是筆者反對非有機的刻板文明說的實證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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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6日,法國巴黎《查理週刊》遭到恐怖分子襲擊,造成至少12人遇難。

費了這些周章,無論是劃定地理範圍抑或撇下文明的區隔說而單向度地轉向宗教戰爭,箇中目的既非為回溯歷史之故而為發動戰爭的必要性張目,也就自然不牽涉其正義與否的價值判斷之考察,亦非膚淺乃至愚妄之極的暗示某種隱晦的“建牆說”(用物理分隔抹殺人口流動或交雜或分散而居的事實,例如法國的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的近10%,超過600萬之眾,這與法國的殖民史分不開關係,移民或來自早期的穆斯林軍團在二戰後解殖浪潮起則主要源自北非馬格里布的勞工)。問題只聚攏在一個焦點上:迴歸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本身,這二者之間先天就有不可調和的齟齬嗎?如果再添上時間軸(文藝復興的反向吸收足以破除地理乃至心態的界限),在當前的局勢下,是否必然如此?筆者認為,只有解答了這些詰問才能切入並切割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自身。

我們不妨接續古典的兩希難題而轉出基督教。略去歷史的嬗替,首先釐清基督教與猶太教的源-流關係。縱然二者都居於信仰與啟示這一邊,但猶太人的彌賽亞是特稱的,因為他們是被揀選的民族。基督教則是前者的一個教派,耶穌憑藉十誡頒佈新的律法並教導他的十二門徒,它廣納外邦與本族的信眾,悅納眾生,這明顯與舊約中的立約不同。猶太人信仰的是獨一真神耶和華而非基督徒信靠的三位一體(對前者而言,耶穌既非人子也非先知)。不過,舊約的人和事都預表了新約,亞當失敗的試探、人的罪負與虧欠都在耶穌這裡獲得了完滿。耶穌的神人二重性在約翰福音中寫作“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身子的榮光”。

且不論及極其艱深的神學義理的考究,筆者認為,“道”的普世性一方面勾連了天國與塵世,另一方面在教義中“愛子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像”。譬如我們在教堂常見的十字架上的受難耶穌(並非偶像崇拜)僅作紀念之用而與領聖餐中包含的隱喻是殊為不同的。這是否說,有形的圖像或塑像不具備神力,在猶太教那裡偶像崇拜限制了神的榮耀因而是禁止的,而只是人的假託想象呢(新教只有十字架而不立像)?這一對偶像的教義與伊斯蘭教的禁止是不同的,對於因信稱義,我們唯有保持敬意。

但讓我們進一步追問,秉持政教分離的法國是否能夠用它的世俗理性來描繪畫像並因此褻瀆伊斯蘭教的先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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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神》,作者: 吉奧喬·阿甘本,譯者: 王立秋,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2月

讓我們從乍一看來令人驚駭的阿甘本的《瀆神禮讚》這篇文本中來尋找答案。阿甘本提出,神聖或宗教是以某種方式歸屬於神的東西,因而被移出自由使用和商業的範疇;既不可被出售(如查理週刊)也不可被留置,既不能用來換取使用權,也不能承載勞役,任何侵犯或違反此種不可用性都是冒瀆的。

馬克龍推行的行政命令將宗教漫畫分發給全法中學生,他給出的理由是法國是世俗國家,無論是對宗教抑或政客民眾都可以批評,這是公民首要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從狹義上說,倘若奉聖意味將事物移出人法的領域,那麼,瀆神就意味著使這些事物迴歸人的自由使用。必須強調,迴歸人類共通使用的事物是純粹的、瀆神的和免於聖名的。通過一絲不苟的儀式,獻祭許可一物從神聖之外進到神聖,從人的領域抵達神的領域,反過來說,儀式的參與者通過觸染,即觸碰祭品的內臟器官甚至食用它而去魅。

阿甘本的洞見還在於從詞源上指出,宗教(Religio)並不指人和神的統一或聯結,而是為了尊重神聖與神聖之外的分隔而必須遵守的形式。與此相對,翫忽是指在事物及其使用,在分隔的諸形式及意義面前的一種自由、分心的行為。反觀馬克龍在接受阿拉伯世界最有名的卡塔爾半島電視臺時宣稱的“我的職責是平息事態,但同時也是為了保護這些權利,我將在我們的國家永遠捍衛言論、寫作、思考、繪畫的自由”,這一宣言乍一看是佔有普世正當的,可是不是無需辯護而自明的呢?如所周知,安全和國家利益是政權的內外目的。但我們不得不檢討的是他聲稱的“保護這些權利”究竟是否有盲點,是否侵佔了某一群體的權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將思考的自由和其他種種行動的自由並置已然犯下了範疇錯誤。

02

恐襲語境下的言論自由,

自由並非無邊界

其實早在2015年1月查理週刊12名漫畫家被恐怖分子血洗之後,就有人打出了“我不是查理”的口號,合併公民課教師帕蒂被車臣裔少年當街斬首後法國人再次交雜著憤怒與感懷凝聚在一起打出的“我是教師”(Je suis enseignant)聲援世俗化及言論自由的具體行動,我們至少要足夠冷靜與清醒地反思其中的實質。這一“我是”的邏輯一脈相承,很容易引起歐盟、西方世界的站隊和最廣泛的認同。十月的最後一天巴黎索邦大學已經為帕蒂舉行國葬並追授最高公民獎章——榮譽軍團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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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被車臣裔少年當街斬首後,法國民眾走上街頭,手舉“我是教師”(Je suis enseignant)的標牌。

對於反人類的恐襲、對激進的極端分子犯下的罪行我們決不姑息,但馬克龍破天荒地頭一次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關聯起來。以往的用詞均是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分子等,這一次使用的是纏繞的“帶有伊斯蘭極端主義特徵的恐怖襲擊”。這一用語無疑徹底激怒了全球近二十億穆斯林信眾。伊斯蘭世界從南亞的孟加拉國到西亞的土耳其再到幾乎整個阿拉伯半島政要與民眾,發起了規規模浩大的抵制法國貨運動,而法國總統本人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脅。清醒的穆斯林民眾在強烈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也拒絕認領法國的失當指控。

再次重申,筆者決不支持這些情緒化的行為及可能引發的殘忍乃至慘痛的後果。

但我們也不得不說,這樣的官方聲明隱含著不公乃至不義,可能會導致仇恨言論與獨狼式恐怖襲擊“最小代價,最大毀傷”。“因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而罹難並因此配享人間最高榮耀與侮辱非本土宗教的先知的法理正當已然預設了二元對待的政治正確的潛文本,言論自由覆蓋了宗教禁區,習慣法高於神法,但此種加冕是對慘痛的彌合抑或稱許自無價呢?不容忽視的是,這裡造成的不公是長期以來對特定族群不同選擇和政治偏向的結果。例如,反猶在法國是重罪,因言足以獲罪,但由於以色列是西方的盟友,這一敏感議題在涉巴以議題等現實國際政治利益上,公民更是不可公開發表與主流價值相悖觀點的言論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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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馬克龍。

從規範性的消極面來說,自由當然不是無邊的。法國的法律有關言論自由的邊界或者說界限有十分明晰的內涵:辱罵、誹謗、損害國家利益、頌揚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行以及因一些群體的籍貫、種族、民族或宗教而挑起對其的仇視和暴力均是犯法的。

如此看來,不僅恐怖主義應當扼殺在搖籃之中,仇恨言論也同樣觸及了世俗法的極限,這些都無可厚非,更符合人類的良知。然而,可以看到,“我是查理”與“我是教師”宣揚的團結是具有排他性的,“我是則你不是”隱含的是針對特定族群而不只是反恐怖主義,二者(作畫的自由和展示的自由)均已經實際侵犯了穆斯林群體的信仰。

事實上,2015年否認“我是查理”的認同的民眾既有穆斯林、猶太人,也有白人天主教徒和左派人士,他們要的不是這句口號下的虛假團結,無論就理據還是作為轉嫁社會矛盾(如近年來的黃馬甲運動)的縫合點而言,筆者認為查理週刊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應作為自由的旗幟而豎立。擁有超過兩千萬穆斯林信徒,佔總人口約15%的俄羅斯在馬克龍提議分發漫畫之後,克宮便明確表態:伊斯蘭教是該國的第二大宗教,會尊重教義不可能去印發傷害信眾感情、激起衝突的漫畫,這不僅是出於實用或者實利的政治操作,也是維護族群和睦的必要之舉。

雙重標準、族群衝突、片面的政治正確、價值觀的貼標籤式站隊、現實的貧富差距,凡此種種都不是言論自由可以簡單遮蔽的。

03

受到威脅的身份認同

按照巴迪歐的說法,在此事件中存在三種主體性:中產的,積極的拙劣仿同的和消極的虛無主義的。三者所指自已昭然若揭。其次,身份認同問題。恐襲發生後臉書上的法國三色旗濾鏡頭像,推特上的“我在露天座上”(je suis en terrasse)意指無懼外出並透過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的日常將其作為抗擊恐怖主義的宣言和共構了闡揚人道主義精神,表達悲傷,同仇敵愾的集體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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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本原因也許在於“您是一種受到威脅的身份認同”(Frédéric Worms語)。此中的威脅何解?聯繫到恐襲後不幾日即出的法國漫畫家喬安·斯法爾的“巴黎即愛”的漫畫中可以看出端倪。巴黎漂浮而不沉沒(Fluctuat Nec Mergitur)”。乍看起來,愛戰勝恐怖,希望戰勝死亡是再美好不過的人性光輝。但若我們僅僅止步於此便根本無法瞭然在此之下埋藏的種種預設和危機。

西方社會越來越只關注物質幸福、社會權利、購買力和優生宜居等範疇,生存的理由和理想愈益缺失。道德和文化的虛弱也給極端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掃射無辜者的法籍恐怖分子大叫“都是你們的總統奧朗德惹的禍”,這時的他們根本不認同自己的法國人身份。毋寧說,他們是在地的局外人。

時任總統奧朗德在議會兩院聯席會議上如是定調說,“我們開展的不是針對一種文明的戰爭。我們進行的是反對伊斯蘭聖戰恐怖主義的戰爭”。這次事件法國輿論出奇的一致性在於人們已經拋棄了文明衝突戰爭的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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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懸置文明衝突,迴歸形塑法蘭西文化之內部的法國人、認同被闡揚的法國價值觀難道就沒有問題了嗎?要言之,不是身份認同的被威脅,而是是否能找到某種路徑打破意識形態的屏障,構建物質往來交換和無條件的友愛的政治是此間關鍵。反觀世俗法治下的法國,處於縫隙中的、被撕裂的飽嘗自由與平等雙重敘事深刻牴牾的異教徒接受象徵敘事的收編和招安(若太尖銳我們也不妨順著說,即嚮往成為文明的歐洲公民),但在更高層級的所謂認同政治中的歸化卻難以合和,無法融入。

給予不一定不是強制,哪怕是柔性的,哪怕是最大公約的。生為被動者的籲求和對生存權的吶喊,乃至捍衛其獨異性,並未被充分納入共和體制中來。西方的世俗與神學價值觀:啟蒙與基督教二者的內在悖論都無法為如今的危局提供解藥。啟蒙的世界主義預設了公民和非公民的邊界,對於後者它向其關閉邊界,這正是自體免疫的邏輯:自我保護並自我摧毀。

反觀恐怖主義遵從的並非是全然的毀滅邏輯,更確切地說,它遵循的是一種個人關係。這是終結於真實(過量的暴力的溢出)和在真實中終結(自殺、暴恐活動)的辯證圓環。恐怖主義既不是權力和反權力的外部力量之間的內在共謀,也不止是自我毀滅的慾望。

毋寧說,它力圖在現實中重獲一個據點,是把自我牢固根植到身體現實(個人生命被交託出去作為賭注)中去的一次根本嘗試。它意圖抵制去-存在感,仇恨的種子乃至聖戰思想在很小的時候業已萌芽,此世不稀罕過活,帶來無法忍受的破滅。恐怖分子在對抗非差異邏輯的過程中,試圖為某些失去意義的事物恢復意義(因其反人類性,這無法得到辯護)。但溢出的真實只是如此這般的一種能指的幻象,加劇了現實中的衝突。

04

宗教不是犯罪的藉口,

但世俗化的褻瀆可能引發惡性循環

筆者認為,反轉並顛覆權力的策略既不應假借道德或宗教衝突的名義,也不能借助文明碰撞的幌子,毋寧說,它是作為全球化權力的簡單的、不可接受性的後果而呈現的。

我們也決不會美化巴黎東北郊尤其是93省等犯罪率極高、極端主義氛圍一觸即發政令不通的劃地分治的法外之地。這一方面是因為歐洲的自私自利,即將難民阻擋在地中海以東或拉芒什海峽以外導致的內外動盪有關;另一方面,隨著民粹主義在法國的抬頭,收緊移民政策、散步仇外言論的趨勢與溫和穆斯林人口政治與宗教認同出現撕裂。即以法語為第一母語,認可自己是法國人但不接受隨之而來的世俗化都加深了主體白人與阿拉伯人的對立。

在如今疫情驟升、經濟與就業形勢不斷惡化、殖民時期債務遺留問題都不能很好地因應和處理的當下,共和理念主導下的“融合”岌岌可危,作為有歷史包袱和大國雄心的法國,如何維持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是其避無可避的重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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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作者: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譯者: 季廣茂,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15年4月

體系的運作依賴於它能夠與自身的圖像相互交換、映射自身,並在理想的能指中找到等價物。可被摧毀的就是這樣的等價物。換言之,恐怖主義所象徵的不正是一種侵入的、非對稱的內在暴力,象徵一個社會所促成的自我內爆的傾向嗎?

鮑德里亞預見到的是,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否定主義的社會之中了,不再有什麼是真實的了。對現實的否定本身是恐怖主義的,但反過來又有什麼不是從真相和事實原則的恩典中墮落的犧牲品呢?畢竟與現實的搏鬥是最可怕的事情,但我們卻渾然不覺。齊澤克認為,要在欺騙性的現實和真實的某種堅硬的肯定性內核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最終是不可能的。(《歡迎來到真實的荒漠:9.11及相關死亡五論》)

11月2日,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世界音樂之都維也納發生了恐襲,罪犯是一名身體健壯,裝備精良現年20歲的馬其頓裔奧地利人,其在市中心猶太會堂外發起無差別射擊,射出100多發子彈,直接釀成至少5死,23傷的慘劇。奧地利總理庫爾茨表示,他的國家長期被視作免於恐襲的有福之島,但他意味深長地接著表示,沒有安全的世界就不會有安全的國家。可謂一語中的,也命中了本文的立意。比起始終總是被瞄準的法國,比起在文明、宗教、政治、經濟中的敘事,奧地利抑或任何一個愛好和平的西方小國經歷的慘劇無疑更深地刺入了時代的癥結。

歐洲恐襲頻發:宗教不是犯罪的藉口

11月2日,音樂之都維也納發生了恐襲。

行文至此,拋出提綱挈領式的結論。依筆者之見,宗教從來不是犯罪的藉口,但因褻瀆而刺激狂熱分子引發的後果實乃不可置換的因果循環。

如果說無知和自我隔絕是人性的陰暗面,那麼對理性朗照的高階價值的自詡以及對極端分子和自由戰士“為我所用”的雙重判準(如在對敘利亞努斯拉陣線、“白頭盔”組織和黎巴嫩真主黨的霄壤態度上)就必要承受由此產生的次生危機。一句話,我們倡導的避免煽動仇恨暴力的具體行動的題中應有之義包括對宗教的尊重,而言論自由唯有勾勒和明晰二者間的邊界,或至少應當從尋求適度的平衡點開始做起。至於反過來說,在實際操作的宗教寬鬆政策是否是滋生犯罪和暴恐乃至“佔山為王”的誘因(過於縱容放任)並非本文力所能及。

不過無論如何,教育的批判精神怎樣抵禦原教旨主義的灌輸確乎是法國的公民教育亟待反思的。在此意義上,帕蒂老師的做法是不正當的,他讓穆斯林學生不想看就離開教室觸犯了更基本的人權。如果說伊斯蘭分裂主義僅限於有限的、證實條件下的使用(恐怖襲擊的相關語境),那麼反過來,不能讓社會分裂並重新找到黏合劑才是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在武力打擊和文化融合之外需要尋得的門徑。

倘若還要為結論再添一個附註的話,那麼我很願意以阿甘本的這段話作結:資本主義本身,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宗教現象,它是寄生性地從基督教那裡發展出來的。它為三個特徵所界定:首先,它是一種崇拜的宗教;第二,這種崇拜是永久性的;第三,資本主義的崇拜並非指向罪中所獲的救贖或對罪的救贖,它指向罪本身。崇拜不是要償贖這種罪,而是要使它普世化。

既然是一種隱藏的拜物教,再論(資本主義的)文明國家的世俗化權且三思!

撰文 | 俞盛宙

編輯 | 宮照華

校對 | 趙琳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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