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修志，續修《呼蘭縣誌》（以下簡稱《呼志》）率先出版，因而感到十分可貴。然而經過初讀，又使筆者感到並非僅僅如此。《呼志》儘管可以發現一些應予研究的問題，但其可貴之處可以說不少，筆者這裡主要說以下三點：一是在志書體式採用上，率先實施了章節體與條目體相結合的方式，在志書體式革新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二是在志書編編纂提供利用上，構建了較為完善的檢索體系，在修志同仁中起到示範作用；三是在附錄中設置了勘誤補遺兩個專題，在本輪修志中帶了個好頭。
一、關於志書體式的選擇
所謂體式，按照筆者的理解，就是志書編纂中根據表達內容的需要，按照一定規則和被認可的規範化要求，編者在進行總體設計、組織材料、進行撰寫時所採取的某種形式。它是志書體例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保證志書能否獲得成功的前提之一。《呼志》沒有采用首輪修志中普遍採用的章節體或條目體，而是採用了一種新的體式—章節體與條目體相結合的新體式。即在全志的總體設計上，分編析章劃節後，在節下取消作為寫作段落的目，而以辭書、大百科全書、年鑑等工具書所用的條目代替，每個條目由條題和釋文兩個部分組成，既是內容載體，也是全書基礎單位。這種體式保留了章節體志書的篇、章、節三個層次，又吸收了條目體志書的條目作為寫作單元，做到了二體結合，形成有機整體。《呼志》除大事記、附錄外，全書劃分了22編、72章、255節，約1300多個條目。通過有組織有系統的排列組合，全面記述了呼蘭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社會等方面1991至2003年的全貌。不難看出《呼志》實行兩結合的志書體式，使新編地方誌在體式革新上邁出可喜的一步，是一種正確選擇。
首先，《呼志》兩結合體式的實施，是十幾年來一些修志同仁探索討論的具體成果。首輪修志中，各地在採用志書體式上，多為章節體和條目體。通過編纂實踐，許多修志同仁發現二體在表述內容上，各有短長。章節體雖有邏輯緊密、整體性強的優點，但容納資料的空間往往受到限制，在表述內容上很有侷限；條目體雖有邏輯性不強，難以形成嚴謹的整體結構的缺點，但因其可以根據表述內容的需要可以靈活設置條目，因而具有容納資料的寬廣空間。這一點，對作為資料性是其最基本、最本質屬性的地方誌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在這種情況下，上個世紀首輪修志的中後期，就有許多修志同仁提出實行章節體與條目體相結合，創立一種新的志書體式的主張。這種主張雖然提出有十幾年的歷史，但一直沒有看到具體的成果，持有這種主張的修志同仁，對實行兩結合的具體方法也存在著分歧，因而兩結合志書體式究競是個什麼樣子，還是霧裡看花，不甚瞭然。《呼志》的出版為兩結合志書體式提供了一個具體樣式，其意義十分可貴。
其次，《呼志》兩結合體式的實施，較好地解決了章節體與條目體的各自長短問題。經過首輪修志實踐，許多修志同仁都發現，章節體的長處在於邏輯緊密，整體性強，短處是載納資料的空間很有侷限；條目體的長處是條目可以按需要靈活設置，具有寬闊載納資料空間。實行二體結合，融二者之長，棄二者所短是編纂者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方面，《呼志》的做法大體有三：第一繼續採用按系統分篇、按事類析章、按類別劃節。例如農業（大農業）作為縣域經濟的一個大系統，設了農業編，編下按事類又分為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農業機械、鄉鎮企業、農業開發與管理七章，每章之下又按類別分為若干節。這樣就做到了篇章節三個層次環環相扣，橫向排列，井然有序，豎向排列相轄相銜，橫豎既相互交織，又脈絡清晰，使農業篇成為一個邏輯緊密，結構嚴謹的有機整體，既有效地保留了章節體的長處，又避免了條目體結構鬆散的毛病。
第二，節下放寬邏輯要求，在節題覆蓋之下，靈活設置條目。僅以第十八編教育科技第一章教育第一節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為例。本節設置6個條目：綜合改革概況、改革小學辦學模式、改革初中辦學模式、改革高中辦學模式、“三教”統籌、農科教結合。這樣的設竹很明顯有下述特點：一是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出發，實行多角度、多側而設置條目。第一個條目為宏觀性條目，編者試圖以此記述出全縣農村教育改革的全面情況，而後面的5個條自則是從中觀層而出發分別記述農村教育改革中的5個方面的側面情況，這樣就使本節所記內容的總情況和側而情況相互照應、相互補充，既反映了整體，又記述了局部。二是條目具有相對獨立性，每個條目都是一個單個體，是一個專題；條目之間不受文字漸進性和銜接性的限制，因而編者可以根據記述資料的需要隨心所欲地靈活設置條目。這兩個特點，就保留了條目體志書的一大優勢，極大地拓寬了志書載納資料的空間。
第三，《呼志》以條目作為寫作單元，並保留地方誌獨有的寫作特徵，譬如橫排豎寫的結構形式，述而不論的表達方式，記、志、述、傳、圖、表、錄綜合運用的寫作方法等。《呼志》在編寫中有三點處理得很好：一是越本上以條目做為豎寫單位，以時間為線索組織材料，運用點、線、面相結合的方法，寫出條題所規定內容的發端、轉折和結果。二是在遇到條題內容含量較大，內涵較寬的情況下設置子目，並以子目為題進行豎寫，注意使子目成為條目的組成部分。三是條目釋文實行文字與圖表結合運用。有的以文字為主，圖表為輔；有的以圖表為主、文字為輔；有的文字與圖表並重，並做到了前後呼應，互為關聯，相輔相成。
總之，《呼志》在運用兩結合體式上取得了很好成績，初步形成了一種新的志書體式，在“融全章節體、條目體長處”的編纂實踐中卓有成效，邁出了可喜的—步，最近看到一位修志同仁撰文對運用兩結合志書體式的做法提出質疑，認為實行章節體與條目體相結合是一種“輕信”，《呼志》的實踐證明，這種說法不夠適當。
二、關於檢索體系的構建
首輪修志中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使志書怎樣有效的提供利用，前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組長李鐵映同志反覆提出過修志是為了用志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期，哈爾濱所屬各縣（當時為地區所屬）首輪縣誌全部出版後，筆者曾向12位縣級領導（正副縣委書記、正副縣長）做過調查。12人中讀過本縣縣誌的只有4人，而且只看了自己所關心的內容。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他們說：“那麼厚的一大本，千頭萬緒，怎麼看啊！”，這表明，我們所編志書，缺少工具性，不便檢索，難於利用是一個重要原因，是必須解決的問題。鑑於首輪志書存在的問題和讀者用志的需要，本輪修志啟始時間就有不少修志同仁提出構建檢索體系問題。同樣，《呼志》在這個方面也做出很好探索。《呼志》從便於利用的原則出發，在構建檢索系統上釆取了兩種辦法，一是全書所有條目隨篇章節一起全部上目錄；二是編制了彩色圖照、黑白照片、黑白地圖、示意圖、統計圖、統計表、人名、地名八大索引載於附錄，目錄和索引相互照應，相關相補，囊括整部志書的全部內容，形成一個編排有序、查找方便的檢索系統。
《呼志》在編制檢索體系的實踐中取得了應予肯定的經驗。經過仔細研究，筆者發現《呼志》在編排製作中並非隨意而為，而是遵循著若干原則進行，筆者以為至少有下述四點：一是信息含量上的囊括性原則，即調動一切可行手段，把志書所記述、涉獵到的人物、亊物、事件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囊括在索引中，就是說那怕是一個平常信息，只要志中有所記述，就可通過查閱索引在志書中找到。例如《呼志》的人名索引，共有人名6260個，篇幅達34頁，文字約4萬多字；地名索引共有地名685個，篇幅達7頁，文字約1萬多字；8大索引所佔篇幅達45頁，文字約6萬多字。當然，這種信息含量的囊括性原則，會給編者增加無法估計的勞動量，但能給讀者帶來方便，增加勞動量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二是方法上的簡便性原則。可以看出，《呼志》的編者在編制索引時，首先考慮的是讀者查閱方法的簡便，靈活確定查索方法。針對人名、地名眾多的情況，採取了名稱首字筆畫查檢法；針對圖照和統計圖表量相對較小的情況，採用了分類排列名稱查檢法。實踐證明，這兩種辦法都十分簡便。三是分類的合理性原則。《呼志》的8個索引，實際就是把志書中所包含的全書內容和信息分為8個大類。分得合理就方便查檢，分得不合理，就不方便查檢，合理不合理的區別就在分類的標準是否定的合適。《呼志》採取以事物的外在特徵為標準來進行分類，例如照片以彩色和黑白為標準，統計圖表以示意圖、統計圖、統計表為標準；人名、地名以首字筆劃為標準。這種以外在特徵分類的方法符合一般人的閱讀習慣和認知水平，是十分合理的。四是名稱上的準確性原則。標引事物的名稱是否弄得準確，對於查檢效果十分重要。決定圖表名稱準確性的因素，一是工作態度，二是工作水平，三是正確方法，《呼志》在此三點上都是好的。筆者細查了近萬條索引名稱，沒有發現錯誤。特別對照片和統計圖表名稱的確立，不圖節省文字，儘量把構成事物的時間、類別、狀況等要素表述完整，以避免產生歧義，便於查找。如1991—2003年森林植物檢疫情況表、1991—2003年全縣畜禽飼養量統計表等等，這點應予肯定，也值得效仿。
當然，《呼志》編制索引體系的做法是否最好，是需要進一步實踐和比較方可證明。筆者看過兩部首輪修志後期出版的編制索引的志書，《榆中縣誌》有地名索引、機構（單位）索引、人名索引、圖表索引、重要事件索引；《龍游縣志》有大事索引、機關團體與單位索引、人物索引、事件索引、專題索引。
這兩部縣誌和《呼志》方法不盡相同，其原因足對標引的範圍認識不盡一致。《呼志》的做法是把志書所反應的信息全部加以標引，哪怕是在志書中只出現過一次的地名、人名，通過索引都可査到，而《榆中縣誌》和《龍游縣志》只選大事要事加以標引，可以說各有長短。總之，《呼志》下大力氣構建志書的檢索體系，儘管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改進，也必將在本輪修志中起到示範作用。
三、關於勘誤補遺欄目的設置
糾謬補遺是我國編修地方誌的一個傳統。我國修志自古就有創修、重修、續修三種方式，續修志書，一般都設有對前志的糾謬補遺專題或專欄。這是因為：無論何種志書，那怕是名志、佳志，錯誤和遺漏也是在所難免；編纂者那怕是名流高手，其敗筆之處也不會絕跡。因而續志設置糾謬補遺專題或專欄成為慣例，成為續修志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並非是對前志的否定。《呼志》繼承了這一傳統作法，在附錄中設置了“首志勘誤”和“首志補遺”兩個專題。勘誤包括：二萬年前呼蘭有人類活動無根據、於江不能作為愛國呼蘭人的代表、圍河造田利大於弊、國民黨地方組織歸屬不當、刪除呼蘭獨有的順口溜等五項內容。最後還有一宗首編《呼蘭縣誌》勘誤表，糾正錯誤23處。全部勘誤篇幅4頁，文字近9000字。補遺包括日軍在呼蘭的暴行、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呼蘭工作組、中共呼蘭工作委員會、一屆黨代會前的中共呼蘭縣委、建國前幹部隊伍的形成和發展、打擊取締反動會道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肅清內部殘餘反革命運動、1960年編纂地方誌和黨史資料、二八抗大戰校等11項內容。篇幅7頁，文字約1400字。
縱觀《呼志》的勘誤補遺工作，一是體現了編者的實事求是，追求去偽存真、尊重歷史的可貴精神，這是修志工作者應有的史德。二是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效仿的好的經驗和作法。
這些好的經驗作法，據筆者瞭解，應有下述三點：一是對糾謬補遺工作的必要性認識早、行動早。本輪修志增加對前志的糾謬補遺工作不是個例而應具有普遍性，不存在任何例外。其原因之一，就是首輪志書普遍存在著各類程度不同的質量問題。黑龍江省志辦在全省首輪志書大部分出版後進行一次為時半年左右的全面質量檢查活動。作為這次檢查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員柳成棟同志撰文指出，首輪出版的省、市、縣三級志書417部，普遍都存在著史實不準、斷線缺項、重要史實漏記、重要歷史人物未能人志、引文不準、職官地名隨意加字、圖片資料性不強、錯用標點引起歧義、引文沒有出處等十個問題。這就證明，二輪修志中做好糾謬補遺是一項必須做好的工作。對此，呼蘭志辦在本輪修志初期就有明確認識，就開始對首編《呼蘭縣誌》進行質量核查工作，並進行了一定的準備工作。二是重視當事人和老同志的作用，特別是重視那些親歷呼蘭史事的老幹部、老教師、老工商業者、老工人、老農民的作用。為此，呼蘭志辦續志伊始，就聘請曾擔任呼蘭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幾十年的老幹部孫茂山、劉和、潘義春、彭喜增擔任顧問。三是開展實地考察。為弄淸楚首編《呼蘭縣誌》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1975年進行的圍河造田記述是否正確，編者丁鋒會同老幹部孫茂山、劉和、彭喜增進行了實地考察。通過對圍河造田以來20多年大量數據分析，證明此舉並非事倍功半，而是利大於弊，對促進該地區農林牧副漁各業的發展起到了較大作用。
總之，《呼志》的糾謬補遺工作意義很大，並取得了好的經驗，在本輪續志中帶 一個好頭。
此文刊於《黑龍江史志》2009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