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
元初學者劉一清曾在其所著《錢塘遺事》一書中記載“(南宋)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才少衄，滿朝爭論其非，屈己求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誠然，南宋初年，激烈嚴酷的宋金戰爭造就了許多優秀的將帥，如岳飛、韓世忠等人，無奈高宗皇帝妥協求和，無心恢復，導致恢復大業不成；到孝宗時，皇帝勵精圖治、銳意北伐收復故土，卻難覓能擔當北伐重任的“恢復之臣”，終使孝宗的恢復之志落空。這的確令人扼腕嘆息!但慨嘆之餘，發人深思的是孝宗朝何以出現“無恢復之臣”的局面?
南宋臨安
孝宗朝“無恢復之臣”原因
首先，在高宗朝，主和派之魁首秦檜長期專權，殺嶽倒韓，極力迫害、打擊主戰派大臣，致使“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到孝宗朝時，“謀臣猛將”已所剩無幾，導致主張北伐恢復的力量十分薄弱，主戰派勢單力孤，缺乏群眾基礎。
其次，孝宗朝時，南宋偏安日久，國家漸無存亡之憂，人們逐漸安於現狀。而宋金之間的軍事局面未被打破，南宋的軍事實力及物質積累尚未達到消滅或者擊敗金國的程度，因此，很多士人包括一些主戰派都知難而退，選擇了主守派的立場。
再次，孝宗提拔重用的新主戰派官員，如蔣芾、趙雄等缺乏實戰經驗，往往在處理具體軍務中能力不足。他們只能在言論上出謀劃策、在輿論上倡導和聲援，而未能有實際的作為。這是孝宗朝“無恢復之臣”的又一因素。
第四，孝宗在識人、用人上存在不足。他重視加強皇權而弱化相權，用人不專，頻繁換相，用人存疑，在某些關鍵時候用人顯示出猶豫不定、左右搖擺的態度。未能發掘、培養和鍛煉出真正的“恢復之臣”，也未能將主戰派大臣團結在一起，同心協力共同致力於恢復大業。
最後，作為被孝宗寄予恢復厚望的主戰派宰相，他們除了時代的侷限性之外，其個人性格品質方面的特徵和侷限性亦是導致他們難成“恢復之臣”的重要因素。
孝宗朝主戰派宰相個性分析
以下逐一分析諸位主戰派宰相之性格特徵及侷限性。
張浚：志大才疏、好高騖遠 張浚可謂南宋中興之名臣，他一身豪邁正氣，慷慨有大志，雖為儒者文臣，卻勇於在戰火中擔負將帥之責。
然而對於他的軍事才幹和用人歷來的評價卻是譭譽參半。他是一個才幹與名望不成正比，且頗具爭議的人物。
他親睹靖康二帝被俘，親歷南宋朝廷於戰火中艱難存立，他面對“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從高宗朝至孝宗初立，他指揮經歷的戰事很多，也曾立下功勳，如平定“苗劉之亂”、“攘卻勃敵，招降劇盜”，在將帥中頗具人望。然而他打的敗仗亦為不少，如富平之戰、淮西之變等，每場都以慘敗而告終。因此有人說他愛國，有人說他誤國；對於其用人，也可謂功過兩分，“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祜’。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磷於行間……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但很多人認為他昧於知人，幾次大戰慘敗均有不能知人善任之責，而他“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頗為時論所少。因此有人說他知人善任，有人說他昧於知人且害人不淺。不論人們如何評論他，頗具理學修養的他都一如既往，不改初衷。
不管怎樣，他是一面堅定的主戰派大旗，雖然其才略不足以副其盛名。
孝宗初即位，欲趁完顏亮南侵敗亡之機，恢復中原。然經秦檜多年迫害，主戰派已所剩無幾，孝宗可倚仗之人，只有僥倖以存、以主戰聞名的元老――張浚了。如孝宗所言：“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而張浚的豪言壯語更使孝宗對恢復事業充滿了信心。在孝宗看來，張浚有資歷、有經驗、有豪情壯志，是當時最理想的“恢復之臣”。於是隆興元年正月，任其為樞密使，後又拜右相，付以軍國大政，命其籌劃恢復事宜。孝宗對張浚極盡優寵，他把平生的理想和身家命運都交給了張浚。
然而，孝宗這場賭注的最終結果是：北伐開始後僅一個多月就師潰於符離。現實再一次印證了張浚自身存在的一種反差：志大才疏、名不副實。因此，時人對他的評價：志廣才疏、迂闊、輕銳好名、揮金如土、昧於知人、好高騖遠、剛愎自用等個性特點，應不是空穴來風。
隆興北伐前，史浩勸張浚不要倉促用兵，張浚聽後說：“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可見張浚對待戰爭大事並非謀定而後動，只是憑個人情感出發，貿然出兵。隆興北伐開始後，張浚對李顯忠、邵宏淵兩位主將察之不審、用之不當，致使二將在戰爭中互有矛盾，犯下嚴重失誤，“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作為主帥的張浚，每戰“皆去行間數百千餘里”，未曾親臨前線指揮。符離之戰時“顯忠、宏淵大軍並丁夫等十三萬眾，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飢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當時張浚“方熟寢，鼻息如雷”，而當聽說宋軍潰敗後，張浚便急忙退到揚州，“窘懼無策”，欲派人使金求和，被“僚吏力止之”，於是“乞致仕(退休)，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己”)。這就是孝宗所倚重的“恢復之臣”和他統帥的軍隊之表現。張浚令孝宗深為失望。
張浚的失誤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也給孝宗留下了終生的教訓和遺憾。陳康伯等人在奏疏中說：“竊見符離之師，將士失律，渡江以來所造器甲，委棄殆盡，戰馬十喪七八，士卒死亡莫知其數”，這一潰敗使南宋在完顏亮南侵失敗後所佔有的一點優勢喪失殆盡，並在其後的宋金關係中始終不能擺脫屈辱的地位。對於張浚的迂闊，孝宗深以為戒。後來當虞允文入蜀籌措軍事時，孝宗告誡他：“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孝宗評價張浚“志廣才疏”。後來高宗駕崩，有主張“以張浚為當配饗高宗廟庭者”，孝宗堅決反對說：“張浚首失五路，符離敗師，疏脫不少，又且昧於知人……如呂祉覆師，亦皆不知人之過，卻是有志”。
何氏《備史》雲：“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現代學者楊德泉這樣評價：“當南宋初年民族危亡之際，張浚託名恢復，大言誤國，三戰三敗，流毒蒼生”。這是張浚個人的悲劇，也是孝宗朝北伐大業的悲哀。
虞允文：傲然不群、黨同伐異 虞允文堪稱孝宗朝的一代名相，他的性格與張浚截然不同，他雖然也有大志於恢復，不乏豪情壯志，但他具有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和卓越的軍事才幹。正是由於這種品質，虞允文不但在高宗朝建立了南宋十三處戰功之一的“採石奇功”，挽救了國家危局，並在孝宗朝為積極整軍備戰、壯大軍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虞允文如此鞠躬盡瘁於北伐大業，卻終未能佐助孝宗再次發動北伐。其中原由，除他本人身體每況愈下，並受主守思潮影響而審時度勢外，其性格中亦存在不利於成就大業的因素。虞允文固執己見、傲然不群，這使他不能團結廣大有恢復志願的人士並肩奮鬥，非但沒能壯大主戰派，反而引起了主戰派內部的分歧和分化。
虞允文固執己見，即使對皇帝也不輕易讓步。隆興年間，虞允文反對放棄唐、鄧、海、泗四州給金，他五次上疏力爭，“上章剴切，有云朝廷必欲割唐鄧，臣即掛冠而去”，後來孝宗“命虞允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且“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虞允文以近乎“要君”的強硬態度堅持己見，足見其個性之執拗，也加深了他與孝宗的隔閡。
虞允文由於其採石奇功而聲名鵲起，這多少滋長了其傲岸的氣質，“諱缺失”成為他的一個致命弱點。他聽慣了歌功頌德的話，聽不得不同意見和批評的聲音，開始黨同伐異，排斥異己，即便對主戰派大臣亦是如此。乾道六年，虞允文“謂敵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同年，抗金名將辛棄疾被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於是，“議不行”。
另一位主戰派大臣王炎頗具才幹，以恢復自任。乾道年間，孝宗意圖再舉北伐，於是重用王炎，令其以參知政事身份宣撫四川。王炎在川陝積極招兵買馬，廣納人才，將一時之英俊如陸游、閻蒼舒、章森等招入宣撫使幕府，號稱“徵西大幕”，為恢復大業做出了重大建樹。然而“炎與宰相虞允文不相能”，乾道八年虞允文任四川宣撫使，而王炎卻被急促召回。虞允文至蜀，馬上解散“徵西大幕”，而王炎也不久就被罷官奉祠。可見虞允文與王炎的不和造成了主戰派內部門派的分立與鬥爭，削弱了主戰派的力量。
虞允文與張栻(張浚之子)及陳俊卿等人的矛盾又加劇了主戰派向主守派的分化。虞允文為相後，以恢復自任，以主戰派宗主自居，希望將朝野主戰派人士都聚集於一己之門。這種立門戶的做法給人以樹立私人勢力的感覺。
乾道六年（1170年），張栻三十八歲。朱熹將周敦頤的《太極圖》與《通書》合為一篇，題為《太極通書》。張栻為之題跋，並將《太極通書》刻於嚴州學宮以教學者。當年奉旨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郎，後又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在張栻還朝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被孝宗召對六、七次。張栻所言，大都為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幸、屏讒諛之類，並反覆推明抗金復仇之義。宰相虞允文對張栻不滿，孝宗周圍的近臣尤其不悅，於是起而把張栻排斥離朝。
虞允文與有主戰願望的陳俊卿的關係亦是如此。陳俊卿舉薦虞允文，二人遂共相。當時龔茂良有治才，“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二相失和，終致陳俊卿罷相。虞允文沒能顧全大局，導致這些人從主戰派中分化出去，轉變成主守派的一個重要因素。虞允文的固執己見、傲然不群、黨同伐異和“諱缺失”的性格缺憾使主戰派陷於孤立和分化的境地，削弱了主戰與恢復的力量。
蔣芾：紙上談兵、投機求進 蔣芾“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曾編定“十三處戰功”且留意軍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還力革招兵之弊，作《籌邊志》，這些都令孝宗相信，蔣芾是可以託付再舉北伐重任的人，於是在乾道四年拜相。然而蔣芾只擅長紙上談兵，有迎合孝宗以圖進身之嫌。他“優於論議而劣於事功”，當孝宗欲將北伐重任寄予他，對他說：“將來都督非卿不可”時，他卻慌忙說：“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其懦弱惶恐之態溢於言表。乾道四年，蔣芾丁母憂，孝宗急於北伐，起復蔣芾，委以重任，“芾力辭。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芾決之”。然而蔣芾以“天時人事未至”為藉口推辭，“拂上意”。關鍵時刻，孝宗終於看清了蔣芾利用恢復名號，投機以求進身的真面目，於是憤怒之下將他一貶再貶，直至以“欺君之罪，詔芾落觀文殿大學士，建昌軍居住”。
葉衡：恃才傲物、疏於自修 葉衡與蔣芾不同，他頗具才華而務實幹練。孝宗銳意恢復，葉衡與孝宗“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於是在淳熙元年拜相。但他卻疏於修束自身，嗜酒放縱，“不能正身竭誠，日惟沈湎於酒”，後來被湯邦彥揭發，酒後，“對客有訕上語”，使孝宗“大怒，即日罷相”，直至“郴州安置”。其才華終不能為時所用。
趙雄：口誅筆伐、行之不足 趙雄與虞允文同為川籍，且出於其門下，為人機智，擅長口辯，頗具外交才幹，是孝宗朝繼虞允文之後最後的主戰派大旗。趙雄被孝宗看重是因為其慷慨激昂的主戰言論及在對金外交上的突出表現。
乾道五年趙雄被虞允文薦於朝，其言論就令“孝宗大奇之”；後來“雄當登對”，在虞允文的授意下，“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趙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並上疏論恢復之方略；其“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乾道六年，身負重任使金，“雄既見金主，爭辯數回。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鬥’”；同年，在館伴金國使臣時，機敏地探賾到對方重要軍情，上奏朝廷，並在皇帝親郊散齋時，堅持主張不對金使用樂，從而維護了國體。淳熙初年，趙雄奉命為前朝主戰派名臣韓世忠撰寫神道碑，他以洋洋灑灑一萬三千九百多字的碑文“褒崇元臣”，大伸主戰之聲勢。這些都令孝宗對他刮目相看，趙雄再一次成為孝宗恢復大業的希望所寄。淳熙五年，趙雄拜右丞相，獨相近三年，開孝宗朝之先例。
趙雄撰寫墓誌的韓世忠墓碑
然而，趙雄為相期間只是悉心輔政，加強內政，未能實質性地策劃、組織一場北伐戰爭，使得孝宗對他頗為失望。與張浚、虞允文不同，趙雄未曾經歷兵事，在組織一場戰爭的實際經驗與能力上存在很大欠缺。他只能在輿論和聲勢上聲援孝宗的恢復之志，重申家國之大義，但他實在無力推動北伐。淳熙八年，趙雄被罷相外任，制詞中有“積三年輔相之勞而授職，非無績之可名，斂四海經綸之業而偃藩，豈有嫌之當避”的含諷之語，這意味著孝宗對主戰派的徹底失望，也是孝宗恢復之志的最終泯滅。縱觀趙雄一生的政治生涯，其主戰的觀點多侷限在言論上，口誅筆伐，在實際作為方面只能是積極防禦、外交進取，與主守派無異。
主戰派宰相性格之共性及其影響
一般來看，主戰派宰相力主恢復，往往出於道義，本乎忠孝之心，所謂“士大夫不日我戎則日避狄……而二公(張浚、虞允文)則循吾本心焉耳，成敗利頓不皇恤也”。因此他們認為不管實際情況如何，是有利還是不利，北伐恢復都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常具有一腔愛國熱情，有大志、以恢復自任、重氣節、耿直開朗、豪放不羈。然而他們又往往容易輕率、粗放、偏激，不能審時度勢穩健行事，在實際的軍事活動中，他們或疏於具體細緻的籌劃，“好為大言”，或聽不進其他意見，不能團結更多的有恢復願望的人。他們不是才略不足，就是恃才傲物，缺乏團結與協調能力。這些個性上的缺陷使張浚、虞允文、葉衡等不能真正成為“恢復之臣”，無法擔當北伐重任。
另外，有些主戰派大臣其力主恢復之言行不乏一定的迎合孝宗，利用恢復名號投機求進之私意，正如張枝對孝宗所言“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即指有些主戰派“借恢復之說，為身謀”的弊端。既然沒有十分的誠意，那麼他們圖謀恢復的努力只能是紙上談兵或花拳繡腿，勞而無功。因此蔣芾、趙雄之輩也非真正的“恢復之臣”。
總之，主戰派宰相性格、能力、態度方面存在的不足，對恢復大業造成了消極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孝宗朝北伐失敗、恢復不成的無力迴天的命運。
北伐成為泡影后，國家的政治重心轉向內政，恢復無望的孝宗不久便禪位於太子。誠如劉一清所說：“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孝宗之志惜哉!”至此，不禁令人慨嘆：是孝宗不會用人，還是當時的“時世”造不出真“英雄”?這是孝宗的悲哀，還是朝野像辛棄疾、王炎、陸游等人英雄老死而無用武之地的悲哀?不管怎樣，這是南宋王朝的悲哀，也是客觀歷史潮流之必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