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法國Polling Vox民調所院長、政治學家傑羅姆·聖馬力新書《陣營與陣營的對抗：馬克龍主義的盛行》出版當天，安託萬·卡格在拉丁區的一個咖啡館採訪了他。傑羅姆在該書中通過大量社會調查和民意研究闡釋了精英階層作為馬克龍執政社會基礎的形成過程。作者在書中每章開頭都引用了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語句並著力於梳理我們所處政治社會中的高光時刻與重點事件。採訪也談到了黃馬甲運動的重要誘因——階級矛盾激化，作者力求通過各種政治事件論證法國社會中的兩大陣營將持續對峙並有逐步幅散的趨勢。
《陣營與陣營的對抗：馬克龍主義的盛行》
起風了：您在書中援引《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將我們所處的時代與1848-1851進行類比，用一種馬克思主義視角梳理了近些年來政局中的博弈與變局。您為何要選擇這種論證方式？為何您認為階級對立這個元素對解讀當今社會情況至關重要？
傑羅姆：任何嘗試剖析政局的人都必須要援引政治社會學中現有的基本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做出創造性解讀。簡單來說，我試圖引入馬克思歷史觀的幾個概念，類比馬克思所處的1848-1851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援引他的兩本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利用馬克思對他的時代所發生事件的理論分析來解讀當今社會。因此我之所以要回溯第二共和國曆史是為了引入馬克思對其時代的解讀。
因此我選擇回溯第二共和國這段歷史首先是與卡爾·馬克思對其進行的解讀有關，我利用他的解讀來分析我們所身處的時代。對於我而言將1848-1851和2017-2019這兩個時期進行比較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它可以使兩個時期間的相似和差異變得更加清晰，也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時事要點， 此外我也認為，即使我們現在所處的強大的社會國家體制與那時很不一樣，但現在的經濟社會體制與那時仍有諸多結構上的相似性，這也使得這種歷史上的比較內涵變得更為豐富。
起風了：您在書中將政治劃分的簡化與兩大社會陣營對峙之勢的逐步形成聯繫在一起。您也描述了馬克龍的掌權與精英陣營的重新統一本質相同。您的分析也與以往認為這是一次具有社會政治身份大混合選舉的觀點不盡相同。您能否重新定義一下精英陣營的含義以及為什麼您認為這次大選是一場關於社會階級的投票？
傑羅姆：最近一次代表左右兩派之爭的選舉是2012年大選，這也成為歷史上的絕唱。要釐清新的事物就要辨清之前存在過什麼。之前是三足鼎立的形勢，左派、右派和國民陣線。左右兩派的各種政黨經過凝聚文化歷史共識已經實現了重組。因此如今不同性質的派系越來越多地匯聚交叉在一起，很久以來半數的選民就已經放棄了法國政壇中的主流分支。以前的形勢再也不會重現了。
“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當選有力地揭示了社會定位和政治選擇之間存在的聯繫。”
這一切在今天看來更加清晰。奧朗德五年任期內發生左右翼分歧危機之後，每個人都被迫重新考慮他們的自我定位和政治歸屬。這一切最終在2017年的選舉中得以體現，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的當選，以一種自實行歐洲公投以來，尤其是2005年那次公投以後從未有過的方式，強有力地揭示了社會定位和選票之間存在的聯繫。
在進一步探討精英陣營的性質之前，我們要先描述其組成。它的中堅力量是那些“真正的精英”。也就是那些在私營企業、金融領域和高級別行政部門佔據領導地位的那些人。他們存在於並掌控著公共領域，試圖支配公眾的行為。這一精英陣營曾是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政治孵化器，其標誌無疑是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法國政治和經濟學學者、著名政論家，2007年被薩科齊總統邀請組建解放經濟增長委員會，並出任主席。——譯者注）的解放經濟增長委員會。其成員都極具自信和能力。當然除了該委員會，精英陣營的核心還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現，例如圍繞著阿蘭·朱佩（Alain Juppé）和曼努埃爾·瓦爾斯（Manuel Valls）也可能形成這樣的團體，只不過是他倆後來都當選了總理。
精英陣營裡的人們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他們認為改革進展得不夠快，法國社會的自由現代化落伍了。確實，左翼和右翼必須同人數更多的社會階層聯合起來，因而在第二輪選舉中要做出更多的社會妥協。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提出了更加根本性的解決方案，旨在為加速改革和法國社會模式的轉變提供與之相符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他在2016年7月12日於巴黎互助之家（la Mutualité）發表的演講中明確表達了這一點。左右兩翼的資產階級沒有理由再反對彼此了，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躋身總統選舉第二輪的消息公佈以後，他們看到了不做出讓步就獲勝的可能性。更確切地說，鑑於當時右翼資產階級還有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這一選項，因此當時還在掌權的左翼資產階級可以說是幫了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一把。 本文作者傑羅姆（Jérôme Sainte-Marie）
這些真正的精英仰仗著那些被我稱為“理想型”的精英們。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社會職業類別劃分，這群人基本上屬於高級管理人員和從事智力職業的人。例如私營企業的高管就能夠在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演講中找到對他們社會存在正當性的辯護，不過國營部門的高管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馬克龍主義的誘惑。國營部門和私營部門的高管分別用左翼和右翼的方式定義自身，這兩種人在2005年的歐洲公投中團結在了一起，從那以後人們就陷入了這一切的不斷重複之中。如今在共和國前進運動的管理者中，人們能夠找到為數不少的從前屬於“第二左翼”的成員，這不是巧合，這些人是瓦爾斯（Valls）（曼努埃爾·瓦爾斯，曾任法國總理，法國社會黨成員。——譯者注）式的，斯特勞斯–卡恩（Strauss-Kahn）（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曾任法國財政部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法國社會黨成員。——譯者注）式的，羅卡爾（Rocard）（米歇爾·羅卡爾，曾任法國總理，法國社會黨成員。——譯者注）式的人物，在我看來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左翼人士，有充足的理由證明他們也正是這樣看待自己的。這一高級別管理人員組成的團體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提供了比其他各個階層都更加強有力的支持。例如這些人都強烈反對黃背心運動——從這一方面看，黃背心運動也暴露出他們的政治傾向。當政府實施的政策對他們來說不那麼有利的時候現象就變得更加明顯了，於是此時表達意見的，就是他們的深層社會屬性、角色合理性和收入來源了。
但是還有一個社會階層也十分有意思。如果只有就業人口參與投票的話，精英陣營就很難維持自身的地位，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也會很難確保自己能夠連任。精英陣營面臨的問題在於，就業人口是按照金字塔結構組織起來的，處於底部的人要比位於頂端的人多得多。但是還有一個類別的人在數量上十分龐大，幾乎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並且具備的某些特徵對於想要鞏固自身的精英陣營來說十分重要。這一類人就是退休人員。本書在退休人員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曾十分關注的小農之間建立對照並不是簡單的“風格練習”（《風格練習》（Exercices de style）是法國作家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的作品，作者在這本書中用99種不同的方式說了同一個故事。——譯者注）。在馬克思時代的法國社會中，這些生活條件不甚寬裕但是擁有地產的農民其實數量眾多，同樣的，如今退休人員也組成了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公佈的社會職業類別劃分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想要界定這些像從前的小農一樣的退休人員，依據的標準不應該是他們的收入水平，更何況退休人員中不同個體的收入水平也存在巨大差異，因此退休人員的界定要依據他們在社會中所處的境地和主要的收入來源。對於退休人員來說，那塊“小農的土地”，他們活動的範圍，他們不能使其擴張但是賴以生存的“小農的土地”，就是他們的養老金。退休人員在社會上以一種十分特殊的方式存在著，因為他們既依賴自己過去的勞動，某種程度上“死去”的勞動，同時又依賴現在的勞動，就業人口進行的“活著”的勞動。無論退休人員的社會或政治出身如何，他們在社會中所處的境地都帶來了很多問題，尤其是使他們要依賴別人的勞動成果，這種機制之下他們有點像法國全社會的股東。我們都知道退休人員總是比其他人更加支持自由改革。有一個特點使他們與小農十分接近，那就是二者的社會存在都受到行政機關保護：從前是保護小農的產權，現在是保障養老金的發放。隨著積分制被引入養老金改革，這種對權力的依賴程度將會加深，因為此後每年養老金的確定最終都將是一個政治決定。因此這些退休人員十分擔心並持一種防禦姿態。他們本身並不屬於某一社會階層，而是傾向於將自己的政治權力委託給權力機關，後者通過抽取就業人口生產的財富以及貸款的方式確保自己有能力養活退休人員。和瑪麗娜·勒龐完全不同的是，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讓經濟機器運轉起來，同時向金融市場舉債，從而兌現諾言，保障自身信譽。當然，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的分析只能得出整體趨勢和一些統計規律，並不能涉及所有退休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具體情況，這是自然的，但是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在馬克龍選舉之前、期間和之後，退休人員和高層管理人員中確實給予了他本人、他的政府和他的政策非常有力的支持。
從本質上講，在我看來，精英陣營的想法同歷史上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陣營的想法十分接近，它們並不是簡單的政治同盟或階級聯盟，而是一種由知識分子組織起來的社會結構，他們擁有共同的思想觀念，其中某一組成部分行使著領導權，這些人是“真正的精英”。
精英陣營正在實現一種“三重統一”。左翼和右翼的政治統一、文化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統一以及資產階級不同組成成分間的社會學統一。從這個角度來看，說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代表右翼、反動和保守主義真是大錯特錯。他的計劃是資產階級的計劃，是一場對生活方式、法律法規和道德價值堅定不移的改造，其目的是獲取利益的最大化。換句話說，是馬克龍式進步主義的推動者們所要求的“力量解放”。他的書選用“革命”這個詞不算是僭越。
起風了：根據您的分析，精英陣營已經實現了統一，但同時政治上有組織的大眾陣營尚未形成。在您看來，黃背心運動意味著仍然分裂鬆散的大眾陣營將登上歷史舞臺嗎？
傑羅姆：我們必須將選舉的概念同陣營的概念區分開來，後者是更大的概念，既是意識形態上的，又是社會性的，同時還是政治性的概念。方便起見，我們可以說普通民眾佔大部分的選民團體會做出平民主義的選擇，例如投票給勒龐和梅朗雄。因此存在著兩個互不相容的選舉陣營，它們並不是平均地瓜分民眾的選票。但是某個組織得到更多的選票也不意味著大眾陣營就真的存在。後者必須要發展自己的意識形態，並且在一個明確的社會學基礎上進行自主建設。在我看來這樣的過程還在進行，因此大眾陣營的形成越來越有可能。從社會學上講，該陣營的核心是由私營部門的普通勞動者組成的，也就是那些組成了黃背心運動強大主力軍的人。他們不希望法國因融入歐盟而喪失作為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政治形式在目前看來是對瑪麗娜·勒龐和國民聯盟的擁護。
“權力轉向威權主義的趨勢是由於其結構上的少數性”
讓我們將目光再轉回大眾陣營的中堅力量，這些人來自私營部門、行政部門，通常面臨不穩定甚至失業的局面，還有一些處境也差不多的自由職業者。正是這些人在2018年12月的時候整日待在巴黎的街道和環島上。他們遭受著法國資本和工資條件變化帶來的猛烈打擊，他們正處在被剝削的境地中，而且越來越多的是通過社會領域中的“優步化”（優步化是經濟領域最近出現的一種現象，指一種像優步司機接單一樣的工作方式，即通過使用新技術，將現有的工作和服務轉化為分散的任務，服務的提供者和客戶可以即時且直接地聯繫彼此，這就導致了勞動者可能需要隨時提供服務。——譯者注）而進行的自我剝削。這群人已經非常接近無產階級的概念了，他們可能擁有與公職人員相當的薪水，甚至更高，但他們又和公職人員不同。這種不同應當追溯至兩類人不同的生存手段。使反對稅收的人和依靠公共支出生存的人達成共識本來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就算如今除了那些非歐洲移民，現代無產階級在選舉中也傾向於國民聯盟，並且人們也能在丙級公職人員（法國的公職人員被劃分為甲、乙、丙三個等級，其中丙級為最低級。——譯者注）中間觀察到細微的變化，但公職人員中並不存在上述傾向。其他人，中產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則常對左翼話語有著認同感，主要是因為左翼話語能夠使他們擺脫各階層的衝突，黃背心運動開始的前幾周裡他們的觀望態度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值得注意的是，大眾陣營與精英陣營之間不可避免的抗衡現象會加速前者的建立。藉助陣營間矛盾的升級消除陣營內部的差異，這是再經典不過的模式了。
起風了：您花了很大篇幅詳細分析了黃背心運動時當局威權式的反應。您是否同意馬克龍主義的加強預示著專制之下的新自由主義？
傑羅姆：權力轉向威權主義是由於其結構上的少數性。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早在當選之前就這樣說過了，尤其是在2016年7月12日的那次著名的會見中。我注意到他總是言行一致。他向自己的選民和競選資金提供者都做出了承諾。他締結的協議可以歸納為拒絕他所定義的“小調整”，即不作出社會妥協。他致力於深刻而持久地改革法國社會，並使之達到自由全球化和歐盟的標準。這是一份明確且完全合理的協議，使他能夠把幾乎三分之一的選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唯一的問題是這項計劃得不到法國大多數民眾的認可。我們顯然不能把收到了大量棄權票的第二輪總統競選和立法選舉解讀為與全體選民就改革問題達成了一致。馬克龍主義是一項少數派的計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引以為豪。
“我們已從政黨的有限輪替過渡到了無可輪替階段。”
應當將一種自由主義的變革強加給躁動的民眾。這種變革實際上就是一種財產轉移。在巴黎機場和法國彩票公司私有化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但其實一切的所得稅減免或者是醫保報銷條件的調整都可以看作是以變更所有人的方式進行的財產轉移。當然，大家都挺重視私有資產的。因此，當你在自由主義的意義上著手進行重大資產轉移 的並且不能將其隱藏起來的時候，你就必須要做和施行財產集體化政策時一樣的事情:使用強力。根本用不著做任何誇張的類比，我們每個人經歷過的自由主義革命都或多或少的伴隨著政治權力的強化。經濟自由主義總是和文化自由主義相適應，但它卻不一定能和政治自由主義協調一致。在這種形勢下，通過司法和治安方面的具體行為，我們能注意到在 公共自由領域的許多重大轉變。在那些總統許下願望的場合，我們可以想到那種不只對網絡，而且還對信息進行控制的持續的期盼。很不幸的是，這項侵犯了信息自由的計劃在那些自稱是左派的人那裡也沒有遭受到許多的反對，雖然也沒有獲得明確的支持。在這項難以分辨政治觀念和道德範疇的運動中，對令行禁止和司法審判的渴望似乎難以平息。回到馬克龍的計劃中，社會中的國家權力正在增長，而國家範圍內的政治權力也亦如是。這一切都緊密結合並使我們回想起第五共和國成立時的景象。早在勝選之前馬克龍就已經表達過要使體制與他的目標相適應的願望。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另一個使政治鬥爭條件惡化的因素，政黨輪替的問題。讓-克勞德·米舍爾說到的有限政黨輪替指的正是在左右政黨規律的輪替下公共政策極度相似的情況。但如今有限的政黨輪替已經被一種禁止政黨輪替的模式所取代。事實上，這種政治模式處 在“進步主義”和“民族主義”相互對立的狀態中，前者是馬克龍所稱的那些唯一能夠正當行使權力的人，後者則被政治、經濟、工會、哲學甚至宗教權威排除在民主常態之外，並處於一種象徵性放逐的狀態裡。這是一種令人窒息的政治圖景。它使得政治制度變得強硬，也使得當下的變化顯得更像是回到了第五共和國成立的根源問題上。
本文受訪者傑羅姆
起風了:您提到了政黨無可輪替的階段，然而黃馬甲的出現正好可以被解釋為反對力量的弱化。而後者的職責正是在政治領域引導不同政見和轉述那些不滿。除了國民聯盟 之外，這種共和國前進黨所有反對派的弱化是否意味著一種遠離政黨輪替並將政治競爭轉化為馬克龍與勒龐的永久二元對立的權力戰略?如果法國社會拒絕政黨輪替又會有哪些風險?
傑羅姆:對於那些未能吸引民眾注意力的政治人物辯稱是權力主動選擇了反 對者的觀點，我一直持懷疑態度。曾有幾個月，人們總是在說馬克龍是作為讓-呂克·梅朗雄的主要對手才被選擇的。這一言論惹怒了不屈法國 (France Insoumise, FI, LFI) 的支持者。我們今天又看到這個觀點被遷移到了勒龐身上。對於一個被賦予權力的法國總統而言，這 實在是太令人尷尬或者過分誇張了。事情總是以它們自己的方式進行著。而且，國民聯盟與其他反對黨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意識形態、社會土壤和政治選擇上皆是。國民聯盟完全符合一個新的群體的期待，而正是這同一群人實現了馬克龍執政的。
其他的反對黨認為這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常態，而是一個需要共同面對的時艱，而最後的最後，政治世界的萬能定律就是對抗只會在左右兩派之間形成。這並非沒有理由。國 民聯盟和共和前進黨在社會層面上都相對單調且一致，而其餘黨派都更多的混雜了不同利 益的各類社會群體。有時勒龐的政黨會處在一個比較尷尬的處境裡，因為政治日程總是安 排一些將其支持者割裂的議題，正如我們在勞動法改革中所見的那樣。所以國民聯盟並不 真的被看作是主要反對黨。這個角色又在針對梅朗雄的民調中被重新提起。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對於他們而言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面對這種針對所有社會群體的措施，國民聯盟還是在其言論中重新找到了一致性。
相反地，梅朗雄的選民，比如在2017年4月23日的選舉中的那些人，有著社會層面的多樣性，儘管他們可能有著相似的社會地位:那些被過度代表並且為黨內運動定調的人總是來自於公共領域。我們甚至可以說不屈法國在是屬於公共部門的政黨。第一輪投票時，中產、低產甚至於上層中產階級有著相似的投票比例。這些投票者的財產與其所獲得的學歷相比嚴重滯後，而他們又都相對年輕。面對各種當代社會的關鍵問題時，這些人很難形 成統一戰線，因為他們的利益核心並不總是一致。他們在一些關鍵議題上也存在著巨大的 分歧，比如移民問題和世俗化的問題。但這並不是討論的重點。為了讓這種分歧的狀態得以昇華，人們利用了左派的一些標誌性的做法、利用了認同和拒絕這兩種具有神話意義的 形象以及左派本身就設為前提的各種價值。這種政治上的盲目崇拜使得不屈法國能夠繞過無法利用某個社會陣營並以此重新確立領導權的困難。所以不少方案都漂浮在瀰漫著意識 形態建設的氛圍中，但由於缺少能夠干預當下階級鬥爭的權力，這些方案就只能吸引那些 提出它們的人。不屈法國所面臨的問題和那些構成左右兩派的其他政黨並沒有什麼不同，儘管共和國前進和國民聯盟和它確實在許多議題上持相反的態度。然而社會黨和共和黨卻 可以有效的利用它們的黨內結構和龐大的地方議員網絡，而讓-呂克·梅朗雄的政治運動並不具備這樣的資源。
起風了:如果我們不顧具體的操作困難並在此時提前三年對大選做出一個展望，看 看有哪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前景，您覺得2022年會有一番怎樣的景象?
傑羅姆:我可以預測到四個戰略性的事件:左翼聯合，右派聯合，多樣的右派聯合以及一個大眾陣營。
左派聯合是一個可以保證拿下市議會選舉和 拯救省區領導權的方案，但它並不是一個可以能夠 奪得國家權力的戰略。此外我們可以看一下歐洲大選的結果，除了歐洲生態-綠黨 (Europe Écologie–Les Verts, EELV) 有意與左派保持距離外，他們得到了近30%的選票。在聯合其他政治類別和團體的策略下，比如紅綠政黨聯合或者紅色(共產黨或者 不屈法國)、粉色(社會黨)、綠色政黨聯盟，為 什麼左派裡不能有一些共和國前進黨的政治主張呢?人們相信這可以增添黨派的競爭力。但當我們試圖人為的將那些並不能統一戰線並在重大議題上 擁有分歧的人組合在一起的時候，這種操作就顯得有些刻意並有自陷風險的可能。別忘了一大批自稱左派的人是十分反對黃馬甲的。而且左派裡有相當 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在歐洲選舉中投了綠黨選舉和社會黨-公共廣場 (Parti Socialiste-Place Publique, PS-PP) 聯合選舉名單的人，會在五年任期進行到一半的時候選擇支持現任總統。在法國輿情學會 (IFOP) 2019年10月的民情風向裡，38%的生態黨支持者以及41%的社會黨支持者支持作為法國總統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但這一支持在 不屈法國那裡僅有11%，在國民聯盟那裡是14%. 人為的將選民規模擴大至被固執的認為是左派的人身上，就會將那些本來就不相同且不會達成一致意見的人強行的置於一個共同的政治計劃中。此外，除了在某些場合下，左派聯合這個詞本身就已經失去了它的魔力:如今每五個法國人中只有一個會認為自己是左派，但如果我們給這些人展示一些不將自己定位在傳統左右政治座標的可能性上的時候，大約會有45%的人會被認為是左派。確實有一 部分人會對政治標籤比較敏感，但是今天的選民會更直接地關注政黨提出的計劃。左派聯 合的這個想法曾經依賴於一些協議並確實盛行一時，而且它也成功的圍繞共同利益組建過有著共同計劃的政府。但在今天這已經不太可能了。
第二個選擇是更現實的右派聯盟。這是瓦萊麗·貝克萊斯 (Valérie Pécresse)、格扎維 埃·伯特蘭 (Xavier Bertrand) 和弗朗索瓦·巴魯安 (François Baroin) 提出的方案。這是一個有所保留的替代性團隊所提出的方案。方案中的許多選擇比較溫和並與馬克龍執政的許多大方向保持一致。這個方案主要會遭受到執政黨的打壓，因為它在精英團體中會吸引那些對馬克龍方案在2022年將會失敗持保留意見的人。如今右派的主要問題在於他們過分依賴 於退休職工和那些擁有資產的人，並且逐漸遠離法國資本主義中比較具有活力的那一批人。而且我認為右派在人數上的侷限性和他們在人又上的侷限性一樣嚴重，右派主要依賴 於年長選民。他們缺乏在2022年繼續生存的資源，而且，更明顯的是，他們沒能反對如今的執政黨。所以他們職能將很有可能會被替代。
“總統選舉第二輪建構法國政局雛形”
談談右派聯合後的前景，這裡不光指右派和中立派的聯合還有一部分右派與國民陣線的聯合。這種論調頗受媒體青睞因為它迴避了平民陣營未來有可能取得勝利的預判。人們也常常用“玻璃天花板”來形容平民陣營的勝利，這更反映了人們對於在現實政局中平民也有可能勝利這件事的牴觸，特別是當勒龐在總統選舉第二輪前的民調中獲得43%或45%時。兩年半來她的民調增長了10到12個百分點，這已經不是“玻璃天花板”了而是“升降機”！關於右派聯合的假想甚囂塵上，這使得人們過高地估計了這種方法所能帶來的效果，九月時我們就已經看到了它的侷限。我認為右派的聯合從本質上看是行不通的因為這種戰略是建立在目前平民都投給勒龐且未來勒龐可以接受與右派中小資得多的那部分人聯合的基礎上。因此人們認為勒龐在民調中獲得的40%是手拿把攥的，而與右派的聯合則會解決剩下的10%。但這在我看來就像是一種政治提喻，我們將一個部分視作手拿把攥的而實際上它或許根本就得不到：這種聯合要把觀點南轅北轍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意識形態都不一樣，自然也無法形成意識形態、社會觀和選舉觀的統一。假設左派會聯合在一起的人們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不要害怕用簡潔的方式闡述分析，也不要對錶明我們所見即是事實這件事感到恐慌。熱忱支持國民陣線的選民會抵制精英陣營和馬克龍。這部分選民有一套自成一派的社會觀，在他們的意識中認為移民問題是危害國家主權的因素之一，在這種思路下不難設想出一種解決方法，這種方法也回應了社會的主流期待，也因此這一招在選舉中非常有效。平民陣營已經形成，雖然力量還比較薄弱，但在我看來是最有可能顛覆馬克龍所代表的中產階級執政及其所代表的精英陣營的。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所述，我們還要意識到各種組織在這場民主博弈中所起的作用。大選第二輪會決定法國政局的整體走向，密特朗在60年代就屬於最先明白這一點的那批人。勒龐與馬克龍在第二輪中對峙的局面已經形成並直至2022年都將繼續決定政局走向。這種局面通過歐洲議會投票民調也愈加清晰地顯現。精英陣營和平民陣營的對峙會壓縮、裂化社會政治力量，且不會給任何政治派系獨善其身的可能，若這種激進對峙不止停留在想象中的話，那現實中的情況會讓人十分擔憂。
這一切都使我們處於非常緊張的局勢中，自馬克龍當選以來就是這樣的情況。這是已經形成固定模式的執政精英陣營與不斷擴張、俘獲人心且使公共辯論愈發突出的平民陣營間的對立。我們所處的這種形勢從很多方面讓我想到50-70年代的意大利，那時的執政黨是基督民主黨，而最大在野黨是意大利共產黨，由於一些地緣原因意共的執政是被禁止的。同理，勒龐的掌權受到了主流社會力量的抨擊，並不是因為她所代表的價值觀而是因為她的執政對於我們的國際承諾特別是歐洲協作是一個威脅。因此人們會禁止國民陣線執政，因為國民陣線會使得整個體制陷入可怖的境地。在街頭已經產生了這樣的事情。無論2022年大選結果如何，我們都會陷入巨大的矛盾中：如果平民陣營勝利了自不必說，但一旦它失敗了，我們一定會愈發投入於抗爭使這個體制朝著專制自由主義的方向去。
翻譯文章網絡鏈接：
https://lvsl.fr/jerome-sainte-marie-le-macronisme-est-un-projet-minoritaire/
譯者介紹
小涵，武漢大學碩士在讀，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張笑語，華東師範大學2019級法語語言文學研究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羅聲遠，巴黎第二大學政治學研究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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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編輯：楊淑榆
責任編輯：Luna 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