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與篆刻

提要:本文就篆刻藝術與中醫學進行了多方面融會與比較:①歷史;②學習;③運用;從而“感其二者相通之處,以拙筆記之”。

世上沒有另一種這樣的藝術——以方寸攝萬有,以刀石解世界,盡碑版銘勳之妙,發賦詩樂志之勝。作為中華民族幾千年智慧的呈現和光耀,它總是激起各類生機盎然的絢爛景象。這就是篆刻,或者說是印章。

從篆刻的“篆”說起。篆,據權威的《說文解字》:“篆,引書也”即為拉長筆畫作書,這是篆書。再來看段玉裁的《說文段注》,他認為,“引書者,如雕刻圭璧曰緣”,其中圭璧是一種玉器,掾是琢玉雕刻的方法。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篆”與“刻”在古代統一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篆刻,實際上更主要的是篆。

中醫與篆刻


再來談談中醫。醫,(從甲骨文)演變到篆書寫作“醫”,“治病工”是她最原始的解釋。著一解釋簡單明瞭而切中要害,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與醫學體系的逐步完善,“醫”的解釋就不再那麼簡單了。“學不博而為醫難矣”,沒有很深的文化功底及悟性,想在杏林中漫步,談何容易!

中醫與篆刻


篆刻就是篆刻,中醫就是中醫,她們完全可以在各自的領域中獨領風騷,緣何把她們寫在一起呢?

先來看看她們的起源吧。“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源上的問題,總能碰著一些傳說,尤其是黃帝、堯、舜的光輝形象,在我國古代一直四方普照,於是關於篆刻的起源,不甘落伍地也就有了《金索》中的這樣一段話:“璽印之說,自古有之,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舜為天子黃龍負璽。”這顯然是不安於現實的,但至少可以說明,印章的起源很早。最有據可考的是夏、商、週三代,而實際上,“璽印之制,起於何代無從詳考。”(《潘天壽美術文集》)這讓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黃帝內經》-—同樣是黃帝的傳說,同樣是無確鑿可考的起源,同樣給人以神秘的遐想。

中醫與篆刻


讀到這兒,讀者也許已經明白,篆刻與中醫均為中華文化花園中的兩支奇葩,從她們被植入這一片沃土的那一刻起,就必然綻放出同樣美麗的花蕾。篆刻與中醫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即她們在未進入研究、未進入自覺之前而自發發展的根本動力——為人所用。這一點很普通,卻至關重要。

中醫與篆刻


人食五穀,總會生病,於是醫生這個職業很快確立了她的地位:周代就有了具體的醫療機構及制度;漢代即出現了張仲景這樣的大醫,隨後的李時珍、孫思邈、金元四大家等等,一代代蒼生大醫的形象,使燦爛中醫藥文化永遠地在歷史畫卷中放射出璀璨的光輝。

與中醫的發展相比,篆刻的步伐顯然要邁得慢了。我想,這可能是由於其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程度不及醫學吧。所以篆刻藝術的自覺,直到宋代才有所體現。基於當時書畫鑑藏、書畫落款用印已成風氣,同時金石學研究盛行,有把篆刻涵括進來的審美風尚。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以米芾為主要先驅,篆刻史上開始有了印學的概念。

中醫與篆刻


進入明清,篆刻才被一步步地喚醒,進而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選石與技法上都得到了空前的進步,理論方面的著作,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就像醫學上的金元四大家,篆刻也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文彭的“三橋派”,何震的“雪漁派”,蘇宣的“泗水派”,以至近代齊白石的“齊派”。不同的篆刻流派,以不同的審美角度發展這篆刻之美,以不同的風格篆出了印壇的鼎盛時期。

到了近代,隨這新中國的成立,中醫與篆刻在新的土壤的滋養下,都進行著新的探索與發展。

從中醫與篆刻的歷史上看,她們走過的道路靠的很近,而當你深入她們就會發現,她們的內涵與外延更有著驚人的一致。

眾所周知,中醫是建立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基礎上的,要想具有中醫的悟性,必須博覽群書,掌握豐富的古代哲學知識,擁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子。“學不博而欲為醫難矣”。要想真正地濟世活人,在醫學事業上有所建樹,必須“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博極醫源,精勤不倦”。

中醫與篆刻


和中醫類似,篆刻一向就需要旁系藝術,尤其是書法來以沫相濡的,書法中又尤其是篆書。“七分篆,三分刻”是為此理。“汝欲要學印,功夫在印外”(蘇軾)沒有深入生活,沒有大自然美的薰陶,是無法擁有篆刻的涵養而把她表達在印石上的。

如同中醫與古代傳統文化,篆刻與書法(尤其是篆書)本就有自然而然會通統一之點。書法的筆情墨趣,貫注到印章的方寸之間,由一把刻刀巧妙地表達出來,便如常說的刀筆相融,寓書於印,這是篆刻藝術在她一開始便帶來的特性。正如吳昌碩所說:“寫字頂要緊,寫字主要是學篆,篆不好,印怎麼能刻好呢?”

以上論述的是篆刻與中醫在歷史與學習方面的異同,下面將著重敘述在實際運用中二者的相通之處,即她們所依賴的陰陽基礎。

“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在中醫學中的運用及地位在每一箇中醫人心中無不頷首稱是,不再贅述。

篆刻,不論怎樣的印章成品,陰文、陽文,或者是圖案,不論她是多麼複雜,全都無一例外地僅用朱、白兩色。篆刻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也是永遠都是以陰陽為綱的。朱為陽,白為陰,陰陽相互為用,共同來表達這枚印章的思想主旨。達到陰陽和諧是每一方印的指導思想,自然是每一個印家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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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在內的自然,均有通體性:“萬物負陰而抱陽,盅(衝)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皆因陰陽兩部的對峙生伏,相互激盪,而自然為“和”,達到內在統一。這種陰陽觀無所不包,由此決定了處於自然和諧中的中醫與篆刻。

陰陽二者,屬性靜動。陰盛則寒,寒性凝滯,則神疲而喜靜;陽盛則熱,熱性炎上,必然神昏而喜動。對於一方完整意義的篆刻作品,便由動靜相輔而成。印學所言之“靜”,是作品給人的第一印象,即印文、佈局等,這可以說是篆刻的“形”;再由感性的欣賞深入篆刻作品的內在,通過自由的想象,在精神上即可意識到她的“動”。也可以說,一方完整的印,在佈局、線條等“形”的其中流露著“氣“的運動。人體就是中醫的形,氣以形為基礎,雖不可見而卻與她相傍為用。同樣,篆刻以形為氣,從形的靜反映氣的動。再具體而言,篆刻的思想與美感必然是從線條的流暢佈局所表達出來的。

吾十二歲學印,迄今二十四載,而叩入杏林尚只十五歲。徜徉其間,深得其樂。忽一日,吾師李梢所啟,感其二者相通之處,故以拙筆記之。甫寸之印——

李梢,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博士生,清華大學博士後,師從北京中醫藥大學王永炎院士以及清華大學李衍達院士。十七歲便被中國書法家協會破格吸收為會員。《篆刻通論》成為我國第一部全方位介紹篆刻藝術的專業書籍。現為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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