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然術”，可以說是2500年前中國的《國富論》，雖被國家用於商戰，但其根本卻在市場，國體與個體，用之兩便，既能富國強兵，亦能發家致富。 
作者：劉剛
封圖：圖蟲創意
范蠡下海
范蠡下海，初始並非經商，而是為了興越滅吳之大計。
他在吳淞江入海口，率軍民“圍田”，就是軍墾圍海造田，古時候叫軍屯，耕戰合一，生產糧食備戰。因此，有人稱他是有史以來開發上海浦東第一人，除了史前馬橋人，范蠡應該比楚國公子春申君來的早。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滅掉越國統一長江流域，前248年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請求將他分封到江東，治理吳國故地。來到江東，春申君還在上海大力治水，疏通河道，築堤修壩，據說上海的“申”即由此而來，而黃浦江也是由紀念春申君而來，因為春申君姓黃名歇。所以春申君是范蠡的後繼者。
范蠡再次下海，是吳國北伐，與晉國爭霸，越國趁吳不備偷襲之。范蠡率水師，從長江口起航，沿海北上，進入淮河流域，阻擊吳軍主力，斷其回援歸路，吳王夫差國破身死。
范蠡第三次下海，是在越王滅吳以後，揮師北渡淮河，兵臨齊、晉之地，號令中國，句踐稱霸，范蠡稱上將軍。范蠡深知，盛名之下，難以持久，況且句踐為人，可與之共患難，不可同處安，於是辭別勾踐，收拾輕寶珠玉等細軟，浮海入齊，耕於海畔，向商人轉變。
范蠡的行動軌跡，是由楚入越，又由越入齊。齊國最先有姜太公，後有如管仲效法齊太公，以“輕重法”治理齊國，助齊桓公成就春秋霸業；而范蠡用“計然術”助勾踐興越國，又經商發家。如果說，春秋時期，管仲是從夷文化的代表，那麼，范蠡從越又從夷，代表了夷越文化。
夷越文化，是海洋文化，也是商業文化。為經商而下海，並非始於范蠡，但被載入史冊的，范蠡當為第一人，正因范蠡的模範效應，“下海”一詞，方才成為了經商的別名。《史記·貨殖列傳》說，“計然之策”有七條，范蠡只給越國用了五條，就稱霸了，而范蠡“既已施於國”，亦欲“用之家”，自稱“鴟夷子皮”，以“計然術”通江達海，十九年中，“三致千金”。
“計然術”，可以說是2500年前中國的《國富論》，雖被國家用於商戰，但其根本卻在市場，國體與個體，用之兩便，既能富國強兵，亦能發家致富。
“計然七策”：第一，知天時，據歲星佔年，預知經濟週期，所謂“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穰”指豐盛。根據經濟週期，安排好國家用度需求。
第二，以糧價為綱，調控市場，給糧價一個浮盈空間，“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病農”——損害農民利益，就沒有人去從事農業生產，“病末”——損害商人利益，就沒有商人去購買農產品。合理的空間是“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用“三八原則”調控糧價，“平糶齊物”，則“關市不乏”，是一種市場化的治理國家之道。也就是價格與商品之間的平衡，才能保證市場的繁榮。
第三，幣之輕重，以糧價為準，就如同石油美元一般，搞糧食貨幣，國家儲備，要“務完物”，多備糧食，還要“無息幣”，不要讓貨幣休息，要讓貨幣都流通起來，進入實體經濟。
第四，貿易之道，要以下取之，“無敢居貴”，以低價位使貨暢其流。
第五，物之貴賤，要看供求關係，遵從價值規律，“論其有餘不足”。
第六，貴賤之變，以“極”為關鍵，為轉折點，“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在“上極”與“下極”之間，有一個獲利區域，執此兩極，使利益最大化之。
第七，讓資金週轉於貴賤兩極，“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貴賣時，不要惜物，要“貴出如糞土”，蓋因物已“貴極”，再上升的行動力開始消失，故以“糞土”視之。賤買則相反，物已賤極，購之非物，所取者，是看它蓬勃的盈利能力，故以寶貝視之，所以說“賤取如珠玉”。
以此七策，用於國際貿易，能在潤物細無聲中損人之國。用於商戰，則是用貨幣為刀槍傷敵之兵。可惜沒有“科學技術為第一生產力”這一條，尚未能找到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范蠡計然考
有說計然是人名，為濮上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曾經遊歷南越，范蠡師事之。有說計然為書名，作者就是范蠡，東晉人蔡謨說，“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之所以稱之為“計然”，意指“所計而然也”，即按計施行必皆靈驗。又說，越國賢佐輔臣們，並無計然其人，如果說越國用計然之策而稱霸，為何“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蔡謨顯然沒有注意到，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已將范蠡、計然二人，列名於第三、第四等。
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三四之“計然乃范蠡著書篇名非人名辨”中，認同蔡謨的觀點，還說，他從《史記·貨殖列傳》中，能確認“蔡氏《計然》乃書名，非人名之說，確不可易”。他一再強調，“自班氏《古今人表》計然列第四等，後人乃始以計然為人名，非書名矣”，且認定，《貨殖列傳》所引的《計然》中言論，大抵多是農事，以及財幣貿易等，而且即便這些言論也多是中原一帶自李悝、白圭以後的人所語。范蠡活躍於春秋之世，又居越國，怎能有這樣的主張？所以錢穆認為“《漢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後人假託也”。
錢穆對先秦諸子之學統，考辨甚深，各家脈絡條理，無不分明，但他也有短板，對於諸子思想本身的研究過於依賴考據，而且由於史觀的侷限，難以有真切的體驗。短板，碰到了范蠡的頭上，他的思想便在此擱淺。他居然懷疑春秋吳越文化是思想發達的文化，連個“大抵言農事，言財幣貿易”的主張，也要等到戰國時代的中原人來表達，他仍沿襲中原中心論的思維慣性。
考據過度，思想沒跟上，是《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一書的缺點。所以，錢穆沒能看出李悝的“盡地力之教”與范蠡的“計然術”的不同，前者以國家為本位，後者以市場為本位；前屬於重農主義的基本國策，後趨於重商主義的貿易原則；他們一為內陸型耕戰文化，一為沿海型商戰文化，明顯有所不同，豈能混為一談？有了思想隔閡，錢穆對“計然”是人名還是書名，就糾纏不清了。
本文認為，“計然”是人名，也是書名。想象一下，如果范蠡向越王建言，面對一個失敗君王的自尊心，他會採取什麼方式？他會用自己的口吻來指教勾踐嗎？當然不會。他會說，我的老師“計然”如何如何說，而“計然”其人，其實也就是他本人，以“計然”作為代言人，他說的話就更容易被傾聽，君臣之間，對此應該心知肚明。
因此，我們可以說，范蠡為皮，計然為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無論作為人名，還是作為書名，“計然”都只是范蠡投映在君臣關係中的一個神秘身影，有了范蠡，“計然”才成為一個歷史性的話題，若無范蠡其人其事，“計然”又從何談起？
太史公在《貨殖列傳》中，僅把“計然”和范蠡放在一起，沒有說“計然”究竟是人還是書，故見人者，謂之人名，見書者，謂之書名。班固見人，故列“計然”於《古今人表》，錢穆見書，以《漢志》范蠡二篇為“計然”，又因其論及財貨農事，如戰國李悝、白圭語，便以為非春秋末越人所能言，確定為後人所作。就這樣，錢穆不僅否定“計然”為人名，且將書名“計然”也與范蠡脫鉤了，考證至此，難免墮入歷史虛無主義。
計然術，是夷越文化的一種，與李悝變法那一套有點貌合的樣子，但實質上卻神離，如果一定要說有影響，那也應該是前輩范蠡對後來的李悝有影響，而不能反過來，後來者可以居上，卻不能逆行，從後面跑到前面去說後面的人影響了前面。
於是，錢穆換個說法，說范蠡人在李悝之前，書在李悝之後，據書而言，不是范蠡影響了李悝，而是李悝影響了范蠡，以此斷定《漢志》“范蠡二篇”，其中包括《計然》，並非范蠡本人作品，而是後人所託，這是考據學裡的老套路，錢穆未能免俗。
沿此套路考證下去，先將“計然”作為人名考沒了，再將史載范蠡所作之書與范蠡本人脫鉤，若再考證下去，范蠡本人是否存在都會出問題，至少在這裡，我們沒看到錢穆自詡的“對於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所見不是對歷史的重建，而是對歷史的拆遷。
說“計然術”受李悝變法影響，顯然說不通，但若說“計然”受了管仲“輕重術”的影響，倒有可能。也有人說《管子》一書，尤其“輕重篇”，皆成書於漢代，出自漢人之手，此說與錢穆考證“計然”如出一轍，如果照此說法下去，說到底，先秦諸子及其書都會被說成是假的，都是那些未署名的漢人造假出來的，考據就這樣謀殺歷史。
管仲比范蠡要早，說范蠡受管仲影響，本來也說得過去，但如果將與他們相關的文本，都當做漢人的作品來講，那就無分先後，“歷史性”也就隨之而消失了。
范蠡之真諦
先秦諸子所有傳世文本，無不過了漢人一手，幾乎都留下了漢人的遺蹟。僅此遺蹟，就認為是漢人的作品，則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不僅誤讀了先秦諸子，而且誤解了漢人，漢人全面整理了先秦諸子的文本，原是對諸子之學的一次確認和傳承。
漢人在學術整理上，“家法”、“師法”甚嚴，不可能偽造，也沒必要偽造，他們之所以在諸子文本上留下學派傳承的時代痕跡，或為有意，或為無意。有意，是漢人對學派建設的自覺參與，表明學派仍在發展中；無意，是在傳承過程中的潛意識開顯。
其實，諸子之作，均非一個人的作品，而是導師領銜，後學跟進的學派之作，每一代學人，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都會留下點參與其中的痕跡，否則，如何能傳承？這樣理解了諸子與文本的關係，我們就可以取消考據學的文本隔離，直接與先秦諸子相敘。
“計然術”究其根柢，與《管子》“輕重篇”神似，稱它為“越版輕重篇”不為過也。“輕重篇”出自《管子》，《管子》出自管仲，管子學派以管仲為宗師，如果“計然”有先師的話，那也是管仲和《管子》。《管子》86篇，即為漢劉向所編。
漢人重視“輕重術“，是關係到國家貨幣政策問題。將“輕重術”與管仲聯繫在一起，從太史公開始。此前，也有賈誼勸諫漢文帝關於貨幣政策尤其是鑄幣權問題，他提到了輕重術，但他沒提管仲。他要說明銅應該由國家專營，以此來掌控錢之輕重，防止貨幣在流通過程中國家主權流失，提防市場經濟中民間權利的興起。
可這一套說辭竟然無用，漢文帝依然開放了民間自由鑄錢。此次放民鑄錢，錢的標準由官家確定：“錢重四銖，錢文半兩”，民間可自由自鑄錢幣，貨幣供應量，由市場來調節，國家不干預，惟以“法錢法碼”和“天平”為國之權衡。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貨幣的非國家化”實踐。從公元前175年起，到公元前144年止，“使民放鑄”了31年，所鑄“四銖半兩”錢，一直流通到公元前113年，期間，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漢書·食貨志》這樣描寫了“文景之治”所取得的成果，說：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已然家豐人足，“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
這樣的成果，似乎為哈耶克所說的那句話——“只有鑄幣權真正掌握在私人機構手中，方能以良幣驅逐劣幣，實現個人自由”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歷史註腳，這是在黃老思想主導下，用“輕重術”取得的第一個政治文明的美麗成果，開啟了一代盛世。
太史公剛好趕上了“文景之治”的尾聲，對之嚮往不已，對“輕重術”用於無為而治，帶來自由化傾向，尤為神往，追根至春秋時代的管子，一而再地提起。《管子·輕重篇》是春秋時管子學派的作品，該學派以齊國為中心，分佈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北有燕，南有吳、越，以管仲為先師，以稷下學宮為據點，並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齊國之於沿海一帶，處於文化高地，其影響南方，先有孫子入吳，撰寫兵書，後以輕重入越，轉化為計然術，吳、越因計然術，繼齊國而稱王稱霸。
吳國以兵法勝天下，故一勝而霸，一敗而亡。越國則挾輕重之勢爭天下，用計然術而成霸業，而使輕重篇轉化為計然術的人，應該是范蠡。故以范蠡為代表的計然學派，當可視為齊國管子學派在江南衍生的分支。但，輕重之於范蠡，與管仲有同也有不同，所同者，用於治理國家，二人以之均成霸業，有所不同者，管仲僅以治國，而范蠡則兼以治商發家。
范蠡之衡輕重，已然異於管仲。管仲之衡也，如一同心圓，只有一箇中心，即國家中心，一個本位，即國家本位；而范蠡則如橢圓，有兩中心、兩本位，即國家、市場兩中心，國體、個體雙本位，范蠡不但以經濟槓桿治國，還以個體經營發家。
所以，沿海政治文化比內地更為寬容，重農亦重商，從周又從夷，與兩大中心文化板塊——周秦文化和楚漢文化並行而異趨，形成了沿海夷越文化板塊。即便秦漢大一統，沿海重商主義和從夷文化，也有自由表現。
漢文帝用輕重法“放民鑄錢”，向民間開放鑄幣權，就是周秦之制、黃老之治、輕重之法互動的一個“民進國退”的自由成果，此舉，發生在兩千年前，直令當今所謂市場經濟國家汗顏，試問今日之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會放棄國家擁有的鑄幣利潤而讓與個人？
漢文帝這樣做了，不僅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做出了有史以來王朝中國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當哈耶克提出“貨幣的非國家化”主張時，或以為搞烏托邦，要他從歷史上找個例子出來，他找不出來，因為西方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例子。可西方沒有中國有，兩千年前就有了，只可惜哈耶克未諳中國史，不知道中國有個漢文帝。
文章為《文化的江山》第八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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