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我因病住院，卻意外發現肚子里長了一個雞蛋大小的肌瘤，由於事發突然，醫生當天下午會診，臨時改變了手術方案，本來以為當天住院、第二天手術，第三天就能出院的微創手術，就這樣變成了一個住院八天，回家需要休息1-2個月的開刀手術，也正得益於此，我意外開啟了畢業九年來，最難得的休假時光。
在北漂三大職業——廣告傳媒、互聯網IT、金融當中，媒體廣告人堪稱水分最多，最魚龍混雜，也是屌絲和草根最多的一個行業——這恐怕和廣告傳媒門檻低大有關係。畢業後，我曾在家鄉有過短暫的工作經驗，隨後來北京，本是嚮往著一種更具使命感的媒體人生活而來，卻終於在不斷的碰壁和波折中，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公關人，而當我回顧過往十年，才發現青春如此短暫，那年花開年少時的憧憬和懵懂，隨著在成人社會中的沉浮而不斷被消磨，最終遺留在日誌、博客、QQ空間和相冊中，成為了定格在互聯網中，又再難去翻越的塵封之物。
時間：2008
座標：邯鄲、天津
2008年的春天，大三下半學期開始，我在籌備考研。
和現在很多大學生還沒畢業就積極實習投入社會實踐不同，當時的我，對進入社會和工作有著莫名的牴觸情緒，我是一個懶惰的人，貪戀當下的學生生活不可自拔，當大三開始，同班同學們紛紛開始投入實習工作的時候，我很自然地加入到了考研備考的陣營當中，一方面繼續著上課睡覺下課上網追劇的生活狀態，一方面往返於考研班當中，試圖延續自己的學生生涯。
我的大學男朋友，是一個比我小一屆、身高180的大二學生，對他來說，考研為時過早，但他依然選擇了報班，同我一起上課。2018年春天，我們已經在一起半年多，就在前一年，我因為校報編輯部的工作和姨媽期肚子痛，暈倒在他懷裡後，我們很自然地在一起了。
雖然比我小，不過郭以寧是個很有想法的男生，從在一起的那一天起，他就在跟我商量未來的事情，他告訴我，他的父母曾經遠赴他鄉，並且在一個陌生的城市打拼出了自己的事業，畢業之後，他也可以回到那裡去過安穩的生活，不過，如果和我在一起，我們可以選擇去天津打拼，那樣的話，他的壓力就會有點大，所以他要努力，爭取讓自己變得更可靠。
因為成績不好，所以比別人提前一年備考，因為是三本生，所以要比別人更努力。我喜歡他那種努力踏實的勁頭。所以對於我們並不在一個校區，也不能經常在一起的事情，也沒有那麼介意。
我的舍友們，或許是最普通、又最不普通的那種了，她們大多來自於農村家庭，學習努力踏實，也沒什麼想法，大學期間，除了在青年志願者協會打工，就是參加院系學生會、入黨，我算是那個最不安分的，大一大二時，我作為校報記者團的學生記者，每天活躍於學校各大社團、學生會之間，採訪校園活動，大三的時候，作為校報副團長的我，一方面覺得校報風氣不正，團內並沒有真正的記者媒體意識，另一方面覺得再玩下去也沒什麼意思，於是慢慢淡出了記者團，專心投入到了考研、戀愛和與舍友的消遣當中。
5月的一天，邯鄲天氣陰沉，這天下午，芳芳的男朋友——也是她的高中同學，要來學校看她，大家說好一起在外面聚餐。我們在等芳芳男友的時候，百無聊賴在宿舍追劇，下午午餐後不久，正認真看劇的我突然覺得頭暈目眩，“會不會是血糖低？”我心裡一邊納悶，一邊努力忍受那種噁心眩暈的感覺，但下一秒，我意識到才剛剛午飯不久，怎麼可能低血糖？我的舍友小小此時卻突然說：“咦~你們看吊燈在動！”。
我和芳芳抬頭，果然看到吊燈在左右搖晃，我感覺不妙，說：“會不會是地震了？”然後下意識地站起來，躲到了宿舍的櫃子旁的角落裡。
那種搖晃的感覺持續了十幾秒，小小、劉曉諾坐在床上，我站在角落裡，三人目瞪口呆，相對無言。不多久，我們聽到外面喧譁騷動，很多人在喊“地震了”，樓道傳來紛亂的腳步聲，不多久，樓下就站滿了匆忙下樓的人。
我們也跟隨人群下了樓。
2008年，諾基亞盛行的年代，4G還未普及，那是一個移動互聯網還處在初級水平的時代，信息沒有如今發達，對於意外狀況的準確信息掌握，自然不夠準確，當驚魂未定的我們發現邯鄲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時候，周圍的同學們有的開始接到家人、同學打來的電話，有的在給外地的朋友電話詢問地震的問題。一時之間，關於地震的傳言遍及大半個中國，有人說廣州地震，有人說天津地震，有人說是甘肅，有人說是上海，關於地震的消息通過短信和電話從四面八方傳來，聽起來那麼證據確鑿卻又那麼不合邏輯，而終於確認是四川汶川地震的時候，已經是幾個甚至十幾個小時之後的事情了。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們在離學校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房子，大家在房間裡做飯，聚餐，我時不時給在綿陽的高中同學電話，卻發現電話打不通，我發了幾條短信過去，也都沒得到恢復，當時，大家只確認是四川地震，卻不知道到底是哪裡，而擔心，也因為通信的阻礙更多一層。
隨後的幾天裡，當汶川地震的消息如潮水般湧來的時候，整個校園也都陷入到了沉痛和悲傷當中，我們無心上課，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開收音機，收聽關於地震的最新消息，救援物資是否充足，映秀的具體情況到底如何，為什麼新校舍會在災難中坍塌成一片廢墟……學校裡也有兩個來自汶川的學生被校領導叫去的傳聞。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們開始明白了去災區援助，也需要專業的知識，一味地擁擠過去反而適得其反，也是在那一瞬間，心中的某種責任感和使命感開始被喚醒：做個新聞工作者，深入一線，或者做個志願者，幫助有困難的人……少年的熱血在那段時間被激發，多年以後，當我再次回想起那段時光的時候，我才發現：
地震的災害如此傷痛，以至於哪怕是旁觀者的我，也都不得不承認，那是我大學時光裡，最難以忘懷的事件之一，也是唯一一次，我與外界世界有過難得互動的事件之一——草根如我，愚鈍至此，也是諷刺。
汶川地震事件持續了一個多月，情緒才漸漸下沉以致平淡，面對即將到來的考試季，大家上自習的時間漸漸多了起來，雖然我一直在堅持上考研課，不過大學兩年多疏於學習的關係，我的效率並不高，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考研的目標在哪裡，或許，我真的只是為考而考。
或許，我是懼怕成人社會。
2008年6月的一天，我和郭以寧在餐廳吃飯，他問我到底有沒有想好考哪個學校的研究生，我踟躕了一下，隨即堅定地說：就考中國傳媒大學吧，學新聞。
那一天，廢柴如我並沒有意識到，青春並不是偶像劇，一時的畫面定格，帶來的並非劇情的狂飆突進，也有可能是反轉。但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未來充滿了希望，夏日的蟬鳴、法國梧桐下樹影的斑駁和冰淇淋永遠是主旋律，我們誰都不去想未來到底能怎樣，只需要沉浸在校園當中，就足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