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距今已達2000年之久。民間有“武侯遺種”(武侯是指三國時期的丞相諸葛亮)的說法，故普洱茶的種植利用，至少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
在當時，茶葉貿易是封建社會為數不多的經濟項目之一，各王朝自然不會撒手茶山的佔有。
早在唐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詔政權不顧千里之遙，於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設置為“利潤城”，視茶林為獲利潤之物，顯示了王朝的重視程度，也顯示出普洱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南詔政權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線點即後來的普洱設置瞼治，取名“步日瞼”。當時步日瞼的南方，即瀾滄江外有車裡土司管制，江內大片地方為步日瞼轄地，自然包括江內的利潤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瞼歸銀生節度（駐景東）管轄。
此時茶已傳至中原，再隨文成公主陪嫁給松贊干布而進入西藏。由於茶葉品質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膩等功用被藏族青睞，視其為配置“酥油茶”的極佳配料，從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過麗江、銀生城再至步日，以馬匹、乳製品、藥材、豆金交換步日的茶葉。
這便是南宋人李石著《續博物志》中所記載：“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時”。
據清代《普洱府志》記載：“年運吐蕃之茶達三萬擔”。此時期，為馱運方便，茶商便將收購到的散茶再蒸而緊壓為團茶，大者如人頭稱“人頭茶”，小者如牛心，稱“牛心茶”。
緊團茶千里之遙運西藏，途中經熱溼及至寒冷各地段，長日馱運中，團茶內茶多酚促氧化自然發酵，茶葉變黑色，味有陳香，別於其他茶葉，易辨易識，漸為藏區喜愛。
大理政權將南詔時期所設的步日瞼改為步日部，先屬威楚府，後劃歸蒙舍鎮管轄。此時宋朝與北方金朝連年征戰不止，急需戰馬，大理政權便在步日部設“茶馬市場”，以步日部茶葉換得西藏馬匹，再將馬匹北轉與宋朝，換取綿緞珠玩首飾。
茶市擴大，促進步日各地茶葉種植加快。據《瀾滄縣誌》稱：“班崴大茶樹為北宋栽種”。
蒙古鐵騎佔領雲南，將宋代的步日改為普日，在思茅一地設為思麼，兩地各設“甸”治，於普日加設“普日思麼甸司”，轄兩甸及南方各地。
甸司歸屬元江路節制。元代中期，普日生產的茶葉隨同以食肉、乳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進入俄國，後被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寫入《戰爭與和平》。《瀾滄縣誌》稱：“有景邁、勐本、芒埂、糯崗、芒景、翁居、翁窪、芒洪等茶園為元代栽種”。
將普日改稱為普耳，劃歸車裡軍民宣慰使司管轄。萬曆年間（1572～1620年），李時珍著藥典《本草綱目》中記有：“普洱茶出雲南普洱”。明代編纂的《雲南通志》記有：“車裡之普洱，此處產茶”。
兩書語若同出，
一致將普洱一詞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後沿用不衰，至今無變。兩名固定時間，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
據考證，普洱一詞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萬曆的普耳演變而來。此時期的普洱茶普遍受明朝各族人士喜愛 ，明朝方誌學家謝肇淅著《滇略》中將此情況記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順治十六年（1619年），吳三桂平定雲南，將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編為十三個版納，統歸元江府管轄。據《思茅縣誌》載：“順治十八年（1621年），
思茅年加工茶葉10萬擔，經普洱過麗江銷往西藏茶葉三萬馱之多”。
康熙三年（1664年），設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駐普洱，為普洱通判，管轄十三版納。雍正七年（1729年）設立普洱府，為流官制，轄六大茶山、橄榔壩及江內（瀾滄江以東、北片）六版納（即猛養、思茅、普滕、整董、猛烏、烏得），對江外各版納（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設車裡宣慰司，
為土司管制，根據流官管土官原則，普洱府對車裡宣慰司實行羈縻管理。
同年在思茅設茶葉總店，將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趕走，不得經營茶葉生意。由雲南總督鄂爾泰選取最好的茶菁，製成緊茶，茶膏，進貢皇帝做為貢茶 。
雍正十年，普洱鎮總兵官李宗應以巡邊到茶山蒐括民財，普洱知府佟世蔭又圖以“過山聚糧”再到茶山蒐括，遭拒後辱打茶山千總刀興國，刀興國憤而發動茶山人民起義。在官軍六個月圍剿下，起義失敗，刀興國等人殘遭殺害。
雍正十三年（1735年）設寧洱縣為附廓縣。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轄一縣三廳及車裡宣慰司。
同年，清庭對普洱府茶業情況作調查，對私商經營茶葉有改動，道光《普洱府志·食貨》對此況追述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納茶六、七千馱（每馱120斤計，合72~84萬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於各處”；
為了“杜絕釁端（鬧事），不許客人上山作茶”；又從收繳茶稅入手，准許私商辦“茶引”購茶，規定：“普洱府年發茶引三千，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加其他稅費，合每引徵稅一兩，年徵收茶稅合三千餘兩），行銷辦課，定額造冊題銷”。
其後在府地設“茶局”專辦茶引發放、稅銀徵收和貢茶的例銀髮放、貢茶押運的監督機關。
普洱茶由於品質優良，茶味醇於他茶。早在唐代已獲西藏人民喜愛，在明代中期大量進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層人民喜愛。
清代，阮福專著《普洱茶記》稱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清代《新纂雲南通志》稱：“普洱之名在華茶中佔特殊位置，遠非安徽、閩、浙（茶）可比”。
清代學者趙學敏著《本草拾遺》中提出普洱茶的藥性及功能為：“普洱茶清香獨絕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溫味甘，解油膩、牛羊（肉）毒，下氣通洩”。
《普洱府志》記為：“普洱茶名重京師”。在大眾茶已普遍受歡迎基礎上，清庭將普洱茶首次列為“貢品，分芽茶、團茶兩種”。
同期志學家張泓著《滇南新語》中記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兒之號。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於穀雨後，皆夷女採治貨銀以積妝資故名”。女兒茶在此時隨貢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復將普洱貢茶改為：“團茶（內分5、3、1、0.4、0.14斤五種）、錫瓶裝蕊茶和芽茶、緞綿木匣裝茶膏”，稱為八色貢茶。
普洱貢茶的採摘、加工、包裝，產品多種多樣，加工極為認真精良，達到當時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宮喜愛，廣泛在士大夫階層流傳品嚐。
據清代文豪曹雪芹著《紅樓夢》第61回寫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著說：該悶些普洱茶喝。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悶了一大缸子女兒茶，已經喝過兩碗了。”
一可見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間的鼎盛名氣，二可見曹雪芹那除卻普洱（茶）不是茶的獨鍾之心。
我們今天唯能從巨著的精美描述中，去領會普洱貢茶當時的風采和聲望。
從此，普洱茶在佔有廣大茶市的基礎上，又增一條貢茶獲取最高名聲的道路，前者取利，後才為名，雙管齊下，普洱茶名利雙收。
普洱茶沿貢至清宣統年間（1744年~1912年），
據老舍問皇帝喝茶情況，傅儀答：“每年龍井、普洱貢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證實普洱貢茶沿貢至少168年，均有突破發展，大大推進普洱茶的發展。
1793年(乾隆58年)乾隆皇帝在熱河行宮（今承德避暑山莊），接見英使團，並在萬樹園設宴，乾隆帝婉言不準所請，不予同意，但禮尚往來，回贈英使團大批珍貴禮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女兒茶和(普洱)茶膏，按清朝禮例每次接見或宴請、參觀、看戲，都宴贈送禮物，稱為“賞賜”，每次每人一份。
現將三次回贈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禮品摘錄如下：
——賞英吉利國王物件，計有琺琅、珍寶、玉器、漆器，瓷器、花緞、畫冊，鼻菸壺及土產食品計92項(對、套)479件(個)，其中包括普洱茶8團，六安茶8瓶、武夷茶4瓶；茶膏4匣。
——又加賞英國國王物件，綾羅絲緞、漆器、扇、箋、食品等，計40項455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團，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O瓶。
——又隨敕書賞給英國國王物件，計41填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團、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0瓶．這次英使覲見團95人，包括正使(即馬戛爾尼)、副使、正副總兵官，通事(翻譯)、文書，醫生、天文生、聽事官、管船官等，分等級檔次，每人都給禮物，共“賞賜”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葉，這批禮單逐項統計，共送普洱茶124團、女兒茶34個、(普洱)茶膏26臣、磚茶28塊，六安茶40瓶。武夷茶24瓶，還有未列茶名的‘茶葉”32瓶。
每次贈送國禮，側由清朝“軍機處”遂人逐項開列詳細清單，呈送皇帝閱批後送給，可見普洱茶名揚海外的歷史久已。
普洱茶不僅是頗具外交意義的貢品，也是山茶屬植物中最具世界性經濟意義的作物，茶樹與屬於熱帶植物的咖啡和可可有所不同，無論在溫帶或寒帶都可生長，從南緯33度的南非共和國以北地區至北緯42度附近格魯吉亞共和國高加索山區都有引種栽培，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國際茶葉的出口貿易量迅速增長，由70年代的55.5萬噸猛增至1994年的101萬噸。
到2005年預計將達145~150萬噸。中國是世界主要產茶國之一，1995年全國茶園面積111.54萬公頃。全國茶葉產量55.7萬噸，茶葉是中國的重要產品之一，而且存在巨大潛力，因為在現今世界上有40餘個國家出產茶葉，沒有一個國家象中國這樣擁有眾多的品種及製茶方法，而云南省更是得天獨厚。
雲南普洱茶歷年來多次獲得過世界各國的大獎，受到各國人民的喜愛與歡迎。一九九九年雲南沱茶（銷法沱）被成功地載入法國大藥典，這是雲南的驕傲，也是中國茶人的驕傲。雲南先民發現並利用了茶，雲南人為人類創造的普洱茶也必將在世界飲料史上寫上自己光輝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