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我將對20世紀及21世紀初的歷史學做一點批判性評論，重點在於指出當今歷史學的缺點。必須承認，這是我個人的反思，因此歡迎商榷與挑戰。
我主要想提供的不是有關過去一百多年曆史學的一個回顧，而是一個批判性的和儘可能全球性的視角。我是從這樣一種設定出發，即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歷史學是過去兩個世紀發展的結果，其主導思想來自於西方。當然，我們也愈發認識到，所有文化都擁有歷史意識，其中很多文化還有歷史書寫的傳統。但過去兩個世紀中，歷史研究走向了職業化，使其有別於從前的各種史學傳統。誠然，中國以前就有職業史學，歷時了好幾個世紀，但與19世紀初在西方發展起來的職業史學相比，其政治與思想背景都不一樣。職業史學的模式儘管源出於西方，但最終成了全世界遵循的榜樣。
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
我認為，自19世紀開始，職業的歷史研究形成了三個主要的發展方向，分別為蘭克模式、社會史模式和文化主義模式。我還注意到，社會史有一個分支，即社會科學史。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使用了“範式”的術語，預設了科學家之間所存在的一種廣泛共識，但我不用庫恩式的“範式”來考慮以上三個模式，因為歷史學家中不可能有相似的共識。以上這三種模式在某個特定的年代裡，各自支配了一大批歷史理論與著作，但總是有一些歷史學家另闢蹊徑，而且這三種模式也不涇渭分明，而是互有重疊。
蘭克模式
為了理解今天曆史研究的基礎，我們必須回到19世紀，即歷史學轉變為一種專門學科那個時期。我們可以把這門學科的起源追溯到1810年，也即柏林大學作為一個現代研究型大學成立的時候。自利奧波德·馮·蘭克在1825年加入了柏林大學之後，所有的歷史書寫都需建立在原始史料批判性研究的基礎之上。受過教育的普通人不再能夠勝任歷史書寫工作，唯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才能寫史。歷史研究的一整套職業文化發展了起來，直至今日仍然在很多方面形塑了歷史學，同時我也指出，這一職業文化也造成了當今歷史學的許多重大侷限。蘭克式的職業史學先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美國，以及明治早期的日本被接受，再晚一點在中國、印度、拉丁美洲，以及去殖民化以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被逐漸接受。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是在帝國主義擴張的時代西方強加給世界其他地區的。
實際上，上述一切必須置於政治與社會的語境下才能理解。歷史研究職業化以及蘭克模式誕生的政治背景，已經有點耳熟能詳，但相關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尤其是經濟背景，則所知甚少。 政治背景當然指的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拿破崙戰敗以後，維也納會議取消了拿破崙時代的很多改革。霍亨索倫王朝的絕對主義王權毫髮未損，它配備了一支職業官僚隊伍，其人員組成的大部分來自受過學術訓練的公務員。但普魯士在1806年的社會和經濟改革也得以持續，由此掃蕩了封建制度的主要殘餘。由此，普魯士在舊的政治體制與現代社會秩序之間進行妥協、折中，後者涉及了市民階層（Bürgertum）、即中產階級。歐洲其它國家也大致如此。 由於忌憚下層階級的崛起，德意志的中產階級大多支持了君主制，因為它雖然對非常有限的立憲政府有所讓步，但步驟緩慢。以上這一切都對歷史產生了直接影響，讓它以國家為中心。換言之，作為職業官僚隊伍的成員，歷史學家所進行的歷史研究不僅維護了國家的利益，也伸張了市民階層的利益。
利奧波德·馮·蘭克
社會史和社會科學模式取代蘭克模式
隨著二十世紀的到來，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大眾社會的形成這些截然不同的背景下，蘭克模式顯得越來越過時。這一時期，歐洲大部分國家、美國和日本，以及稍晚一點拉丁美洲和中國，歷史學家紛紛從原來那種狹隘的、事件導向的政治史轉向了一種分析社會結構及其轉變歷程的歷史。我們可以列舉一些重要的歷史學家和歷史理論家，例如法國的亨利·貝爾（Henri Berr）和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比利時的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德國的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美國的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俄國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Vaseli Kliuchevski） 和帕維爾·米留可夫（Pavel Milkiukov），還有英國的韋伯夫婦（Beatrice and Sidney Webb）和哈蒙德夫婦（John and Barbara Hammond）。他們都追求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把政治結構和進程放在更廣闊的社會和經濟背景中考察。多年之後，在二戰結束後的年月，有些歷史學家藉助新的計算機技術，用計量方法來研究歷史，美國的經濟史研究和法國的心態史、英國的人口史都是這方面的例子。法國曆史學家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裡（Emmanuel Le Roy Ladurie）於1973年宣稱：“歷史若非計量便談不上是科學”（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不過我們發現，他很快就退出了這一立場。在其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作的關於當代史學趨勢的調查報告中，英國曆史學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仍然指出：“計量研究無疑是歷史學最強勁的新趨勢，正是計量而非其它因素，使得1970年代對歷史的態度，有別於1930年代” （Main trends in history）。最極端的例子當數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爾曼（Stanley Engerman）兩人在1974年的研究。他們通過實際的統計數據，用計算機對美國南方黑奴的生活條件進行了研究，宣稱對這一充滿爭議的問題獲得了不容辯駁的答案（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儘管有顯著的例外，這類新的社會科學與科技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既有秩序同流合汙，而不像以前的社會史研究那樣希圖對之加以改造。
歷史學作為專業學科的基本假設
在歷史與社會的觀點方面，蘭克模式和社會史抑或社會科學史模式之間儘管存在著很多根本差異，但它們也共享著一些基本假設，這些假設深深地影響了信奉那些模式的史家書寫歷史的方式。在20世紀的最後三十多年，這些假設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第一個假設關乎歷史研究的科學特性的信念，第二個假設則相信歷史有其一致性。直到20世紀中期之前，這兩大信念為大多數人所堅持，但之後則漸漸受到了我們提到的“文化主義模式”的挑戰。
然而，我們必須牢記，德文裡的“科學”（Wissenschaft）一詞與英文中的“科學”（science）含義並不相同，後者更接近自然科學及其方法論。在英文當中，歷史學一般被視為一種學問，而非一門“科學”（science） 。而在歐洲大陸和東亞語言當中，“科學”一詞的含義更接近德文的“Wissenschaft”而非英文的“science”。在德語中，“Wissenschaft”指的是需受過職業訓練並遵循嚴格的方法論的探索與研究。科學研究與職業主義於是相輔相成。
與自然科學不同，歷史學這樣的人文學科不以藉助計算來獲得的抽象公式為對象，而是試圖理解人類活動（個人或集體）的意義和意圖。這些活動不能抽象概括，而是必須個別處理。 因此，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都可以被“科學地”研究，或者更準確地說，可以“用一種學術的方式”來加以研究。所以，文學可以是“科學”，也即“文學科學”（Literaturwissenschaft）、而藝術有“藝術科學”（Kunstwissenschaft）、宗教有“宗教科學”（Religionswissenschaft）等等。不過在20世紀上半葉，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歷史學家希圖與定義籠統的人文科學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是一種更加嚴格、更加接近於自然科學方法論的科學。
19世紀的蘭克學派和20世紀社會史家與社會科學史家都堅持第二個基本信念，那就是歷史進程的一致性。 歷史學家對“歷史”進行詳述的陳舊觀念，為一種新觀念所取代，這種新觀念認為歷史有其方向，人們能夠分辨出哪些有歷史意義，哪些沒有。對很多人來說，這就道出了西方文明的進步方向。接下來，進步的概念又為現代化概念所取代。進步與現代化的觀念中充斥著濃厚的歐洲中心主義，儘管歐洲中心主義隨後遭到了廣泛批判，但遠遠談不上克服。
由是，職業化的文化在人文和科學領域平行地發展。科學的或學術的研究必須採取職業化的形式。在學術訓練的層面，史學家和科學家頗為相似，從業人員的吸收以及他們的晉升需要有專業的學位。科學的和學術的機構、學會以及同行審查的專業期刊也紛紛成立，開始時以國家為單位，之後則走向了國際。自此之後直到今天，歷史研究的方式已與古典時代的方式，迥然相異。因為自修昔底德到愛德華·吉本的時代，西方的史學家都不從屬於某所大學或某個學術機構。文史不分家是他們著述的特色。而從蘭克的模式開始，史學與文學變得涇渭分明。不過，後人在評價19世紀的歷史學時，有點過於強調了文史之間的區別。蘭克發起了考據式的歷史研究路徑，他的“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說法也為人所耳熟能詳。可他隨即還說過：“歷史學之所以區別於其他科學，正在於它同時也是一門藝術。” 批判史料的史學與文學的表述之間，交相互融。蘭克本人和他的追隨者的著述並不主要以同行為對象，而是為廣大群眾而寫，後者把他們的著作當作偉大的文學作品來欣賞。無怪乎西奧多·蒙森（Theodor Mommsen）筆下的羅馬史，對所用的史料嚴格批判，但他在1902年卻成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位獲獎者。在學術圈之外也有不少歷史題材的作品，既有歷史小說，也有敘述體的歷史著述。從20世紀開始到今天，學院史家與業餘史家正式分道揚鑣了。但今天的電影和電視則又在某種程度上，在兩者之間有所溝通。
西奧多·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羅馬史》
文化主義挑戰之前職業史學模式的優劣之處
現在我要對歷史學的職業化，做一個正反兩方面的評價。誠然，通過採用嚴格審讀過的史料寫作，職業化的史學研究極大地增進了我們對過去的認知。它把18世紀的兩大趨向結合在了一起：一是證據導向，重點在於確立史料的真實意義；二是敘述導向，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便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不過此書仍旨在呈現一個真實的故事。但在這同時，我們也丟失了很多東西。在有所得失的方面，1736年英國出版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自古以來的普遍史》（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編者是一位研究伊斯蘭的學者——喬治·薩爾（George Sale）。薩爾和他的業餘同仁們因此書而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該著很快又被譯為歐洲主要國家的語言。該書的確是一部普遍史，不僅涉及歐洲國家，還有美洲、東亞和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歷史。該著並不把包括非洲人在內的非歐洲人斥為劣等，而是視其為有著同等尊嚴的人。該著也不只記載政治事件，還有日常生活。但這本書遭到了德國啟蒙歷史學家奧古斯特·路德維希·馮·施勒策爾（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的尖銳批評。施勒策爾也寫作了一部世界通史，他批評道：薩爾的書學術質量低下，常用臆想來取代紮實的證據（這本身是一箇中肯的評價），因此並非真正的歷史，僅僅只是史實的堆砌。
在18世紀，也即史學走向職業化之前，世界史已經為歐洲中心和歐洲如何主導世界的寫作趨向所取代，並有長足進展。這種歐洲中心的史學之後成了職業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到了20世紀亦復如此。歐洲人的優越和種族主義的觀念，為人們所普遍接受。17、18世紀之交，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還高度評價歐亞大陸兩端的兩個偉大文明——中國和歐洲，也非常看重阿拉伯文明。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改變了這一態度。到了18世紀晚期，大衛·休謨認為“黑人天生劣於白人”。 他繼續寫道：“這一膚色的人中，幾乎沒有文明可言……他們沒有創造性的工藝製造，既無藝術、亦無科學。”（“Of national characters,” 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vol. 3）這種觀點在幾乎整個20世紀，都有著持久的影響。遲至1968年，劍橋大學的欽定現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還認為非洲不值一提，那裡只有“ 野蠻部落的毫無意義的躁動更復，雖然風景如畫，但卻是地球上無關緊要的角落”。他還說：“只有在非洲的歐洲人有歷史。餘者則一片黑暗，而黑暗不是歷史研究的對象。”（“Nationalism and African history” inTurning points in history: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直至20世紀末，史學的專業主義不但把女性、猶太人和其它少數族裔排除在學術機構的職位之外，也不把他們視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從業人員的招聘，即與此相關。在20世紀的大部分年月中，大學教師中沒有女性。凱瑟琳·麥考萊（Catharine Macaulay）是一名自由主義者和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她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挑戰了休謨對英國史的保守詮釋。該書在18世紀的英國頗受好評，但到了19世紀，卻被徹底遺忘。直到20世紀下半葉，女性才漸漸在北美、西歐和印度的歷史學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美國，新史學和進步主義史學還完全忽略了黑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詹姆斯·蘭道爾（James Randall）的《內戰與重建》（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1937）一書，把美國南方重建的失敗主要歸咎於黑人選民的種族劣等性，這一觀點在1930年代被普遍接受。而同時的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1935）則對黑人選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該書現在成了一部經典，但《美國曆史評論》在那時卻對之不予置評。
文化主義的轉向——從巴黎到雅典（1968-2015）
1960年代開始，人們從下列的事件中，全面感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影響：殖民主義的終結、歐洲在國際上影響力之衰微、阿爾及利亞戰爭和越南戰爭、美國的民權運動、女性主義的出現，以及在巴黎、西柏林、墨西哥城、韓國、東京和美國許多大學校園的此起彼伏、遍及世界的學生運動。這些抗議圍繞著當時所存在的社會、種族和性別不平等而展開，不但抨擊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而且更為廣泛地挑戰了其所根植的文化基礎。這種不滿還不僅僅侷限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在一些共產主義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如“布拉格之春”。此後（1960年代開始）南韓和中國也有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但結果譭譽參半。所有上述這一切對歷史觀念和歷史書寫的重塑，應該有所影響。同時，它們也應該對學生群體的構成以及高校教師的聘用，造成根本的改變。學生的數量急劇上升，從前被忽視的女性，以及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的少數族裔，現在被允許入學。與此同時，這些群體也頭一次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對象。新的歷史研究領域被開發出來，女性史不僅關注政治背景，還關注女性的生活、情感、性心理以及性別關係等方面。由於意識到以前所受到的歧視，各個族裔和種族群體開始探索與重建他們的過去。從前依賴文獻證據的做法也發生了轉變，歷史學家現在開始使用口述史料，探索個人和集體的記憶。
正是基於此，歷史研究發生了從社會科學路徑向文化史路徑的轉向。我在這裡要區分一下文化轉向和語言學轉向，一方面是從研究歷史的路徑上，另一方面是從理論學說上。作為一種文化研究的方法，文化的轉向雖然有時會忽略文化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但它闡明瞭以往為社會科學史學所忽略的某些層面。而作為一種學說，文化主則否認了對過去加以理性探索的可能。
林·亨特（Lynn Hunt）的著作很好地展現了從舊史學到新史學的轉變以及之後的變遷。她的《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4 ）一書，為回答“文化轉向意味著什麼”提供了絕佳範例。當她在1976年籌備寫這本書的時候，她打算寫的是一部“革命政治的社會史”；之後她意識到，政治不過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從該書的題目可以看出，她沒有忽略政治層面和階級的作用，只是從更廣泛的文化語境中去看待它們，也即象徵性的姿勢、圖像和修辭，都在這場革命中扮演了相應角色。就這樣，文化轉向豐富了歷史研究。語言學的轉向則讓人深入意識到語言如何影響了政治活動。但是，一般的歷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還是有差別，不能相提並論。嚴肅的歷史學家承認政治史和社會史有其文化背景，一些文學理論家和哲學家卻轉向了形式激進的相對主義認識論。他們認同雅克·德里達所說的“文本之外無他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De la grammatologie）。米歇爾·福柯則主張文本獨立於作者之外，作者的意圖於是無關緊要。從文化人類學的立場來看，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堅持文本由文化來體現，後者是一種“意義之網”，必須在“他者”的立場上來解讀，排除了理論導向的問題。（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從文學理論的視角看，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主張，“歷史敘述的主要形式就是一種‘語言的虛構’，而人們一直不太願意承認這一點”（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efact” in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當然，也有像瓊·斯科特（Joan Scott）這樣的歷史學家，她一邊信奉德里達的教條，一邊則以一種非常傳統的態度研究檔案來處理女性主義的嚴肅議題。
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
馬克思主義代表了從舊史學轉向新文化史的另一個佳例，但主要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本人抑或列寧的解釋有明顯的差異。葛蘭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後寫於獄中的《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和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是兩部相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但它們都修改了馬克思對歷史的那種唯物主義解釋，轉而強調了文化的作用。盧卡奇仍然看重馬克思理念中的革命的工業無產階級，而葛蘭西則擴大了馬克思無產階級的概念，將那些工業欠發達國家的非工業階級，無論男女，都統稱為“底層階級”（subaltern classes），指出他們不但在現存的政治和經濟秩序中居於從屬地位，而且也受到了“文化霸權”的控制，也即主流文化如何主導了他們的思想。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當文化氛圍變得和以前大為不同的時候，他們兩人的著作才為人所熟知。葛蘭西對馬克思的修正，在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書寫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1982年印度出現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為標誌。之後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歷史書寫也受其影響。E.P.湯普森從文化的角度對英國工人階級的重新定義，為人所廣泛接受，也代表了同一個方向。但湯普森很快為人所批評，說他還是按照馬克思以男性工業工人為主來看待工人階級，顯得過於精英化。英國的“歷史工作坊”（ History Workshop）的小組致力於從更加廣泛的視角、自下而上地考察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的男女勞動階級的生活。查爾斯·凡·翁瑟蘭（Charles van Onselen）是南非歷史工作坊的一個成員。他書寫了威特沃特斯蘭德地區鄉村窮人的歷史，其中既有黑人和白人， 也包括了工業化和城市化所產生的“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如失業者、罪犯和性工作者，也即那些馬克思抑或湯普森都不曾注意的角色。
馬克思主義對新史學的重要影響不應過分誇大，但它的確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總體變化。當時的西方學界對之前流行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模式、包括對馬克思主義，都有所修正，因為這些研究模式注重那些沒有歷史人物的社會結構和歷史變化的過程，無視了人類具體的生活經驗。勒華拉杜裡的《朗格多克的農民》（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1966）便是“沒有人的歷史”的一個顯例。在這本書中，他考察了農民的歷史，主要依靠法國南部大部分區域的人口統計數據和價格週期來進行研究，在這其中，除了插入了羅芒狂歡節的插曲之外，沒有個別的歷史人物。九年以後，即1975年在《蒙塔尤》（Montaillou）裡，他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這一次他考察了13世紀早期法國南部一個小鄉村的異教團體，書寫了成員們的個人生活，以及鄉村居民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他們的情感和性生活、他們的宗教信仰。他沒有采用數據材料，只是用了（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口述記錄。
《蒙塔尤》
在歐洲和北美，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轉向了一種被意大利人稱為“微觀史”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以考察歷史背景下個人的生活和命運為中心。以前很多歷史都以宏大敘事為中心，現在則迴歸到多元敘事。這些變動和拒斥從歐洲中心視角出發的現代化觀念有關。歷史研究不再以考察西方的模式是否被普遍接受，作為研究的成果。人們對現代化問題有兩種反應：一種源於較早時期的激進右派，例如思想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馬丁·海格德爾（ Martin Heidegger），後者最後與納粹走到一塊，但他的思想後來又為福柯、法蘭克福學派的部分成員，以及赫伯特·馬爾庫塞等左派思想家所繼承。馬爾庫塞激進地主張啟蒙思想應該為20世紀的諸多災難負責，這一觀點得到了印度哲學家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的贊同。南迪認為啟蒙運動的世俗世界觀及其科學理性必須為戰爭、古拉格群島和20世紀的那些大屠殺事件負責。但這一觀點顯然沒有被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思想家們所接受。中國的共產主義政府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同時也大力推進現代化的建設，對西方的經驗有所借鑑。印度歷史學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將歐洲區域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2000）中強調，一方面，現代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啟蒙思想又包含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例如對人權的重視，而缺乏了這些元素，印度現代國家亦無法建成。
對當下的歷史研究的反思
現在講2015年的動向。歷史學家中間出現了一種趨勢，正如林·亨特在她的最新的作品《全球時代的歷史書寫》（Writing History in a Global Era，2014）中所言，文化與語言學轉向對於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來說，已經成了明日黃花。我同意這一點，但又覺得她略有過分之處。為了獲得一個粗淺的印象，我看了一下美國曆史學會和德國曆史學會近兩年來年會（前者於2015年1月召開，後者於2014年9月召開）上的議程。在美國會議的議程上，我們發現很多分論壇所討論的話題都延續了文化轉向，其中一些題目仍然痴迷於性別與同性戀的研究。這類題目在德國會議的議程中比較少見。但兩套議程都避開了以民族國家為導向的話題：美國的會議議程有著很明顯的全球視角，而德國的則是歐洲視角。美國會議議程的很多分論壇都圍繞著種族、性別與奴隸制話題展開。德國會議議程的幾個分論壇致力於探討德國話題；相較於美國會議議程，德國的會議議程現在更傾向於關注多災多難的20世紀。如果把當前的會議議程與40或者80年前的議程相比，或者與非西方國家做一個跨文化比較，那將會更有意思。
結語
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但歷史研究到很晚才跟上其步伐。歐洲中心主義受到了廣泛的拒斥，但實際上它仍然存在。正如多米尼克·薩克森麥爾（ Dominic Sachsenmeier）所指出的，近十年來，由西方語言譯為中文的著作是由中文譯為西方語言的著作的13倍之多。中文著作中有不少討論了全球性的課題，但除了少數漢學家之外，其他人無從接觸。中國仍然不是國際話語的一部分。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英語國家的印度，情況或許就不同了。不過令人振奮的是，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已經於2015年在中國召開了。
最後我再談一談職業主義。20世紀最後幾十年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的重新定向，挑戰了以往主流歷史學的一些基本假設，但在總體上，歷史研究的職業特性還是被接受下來，沒有受到重大的批判。職業學術與公眾之間的鴻溝，在今天已經比19世紀更有所擴大。在學術機構當中，包括那些本科生教育機構，對研究人員的要求是“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儘管他們發表的很多成果與教學沒有什麼關係。這些陳規俗套必須予以改革，但要真正突破很難，因為出版與否和根深蒂固的招聘與晉升制度相關。同樣地，歷史學家討論瞭如何採用跨學科的方法，但其實進步非常有限。而世界各地大學和學院裡的歷史系科設置，基本都與跨學科史學的方向背道而馳。也許法國的“人文科學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humaines）是一個另類，因為它取代了傳統的院系。
今天，沒有一種歷史研究模式佔據了主導地位，這是一件好事。上文我提到的那兩個會議議程的概況表明，今天的歷史研究方法十分多樣化，但文化主義模式在美國仍然十分活躍。我所討論的這三種模式的侷限，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沒有一種模式是真正全面的。蘭克模式包含著一種激進的精英主義歷史觀，在進入民主時代之後，變得越來越不合拍。而社會科學模式很少關心人的因素，對社會的文化層面也缺乏興趣。文化主義模式把文化層面帶回到歷史當中。它準確地指出了舊史學、特別是社會科學模式的侷限。但文化主義的最激進的表現，則不但忽略了文化的經濟與社會語境，而且以其極端相對主義否認了理性地探究歷史的可能性，而這種理性探究對於理解我們所居住的全球化世界，必不可少。我們急需一門社會科學來理解這個世界，但絕不能回到以前的舊模式，而是必須能考慮到我們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的方方面面。讓我以積極的語調來結束本文吧：最近幾十年中，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成績，開闢了新的話題，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這是舊史學家做夢都想不到的。今日的歷史學儘管有我指出的種種缺點，但實際上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豐富多彩。
（本文英文原文在2015年發表於希臘Historein雜誌，譯者感謝該雜誌授權發表中文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