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量 ，自难忘”，这本是苏轼词中悼念亡妻的一句，我这里移花接木、曲解人意，把它用来作为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颇带偏见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不思量”，即缺乏理性思考，李泽厚将中国古代文化称之为“乐感文化”，影响颇大，便指出了这一点。李大师出生于1930年，离“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尚不远，肯定知道中国古代文化是缺乏理性思考的。但他已经没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偏激、气愤了，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所以他又创造了“实践理性”一词，算是送给中国古代文化的遮羞布吧。
中国古代文化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自难忘”，即简单繁殖、纯粹粘贴的能力十分强，不管是“古文运动”、“五四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乃至于当下，都改变不了其形式化、奢靡化、各种“八股”层层沿袭的流向，这其实也是不敢独立思考、缺乏理性的表现。
如果政治家最后都被变成了文学家，是这个文明的悲剧而非喜剧
不过中国现在理性思考的风气也越来越重，对传统文化也渐渐“有思量”，“不难忘”了。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怎么客观评价“不思量 ，自难忘”的苏轼，怎么为他定位？这就能看出我们的理性思考能力。
我们现代人一般称苏轼为文学家。可如果苏轼知道了他是“中国作协会员”，而且是“全委会成员”，我估计他不会高兴，反而会大哭一场。这要和“士”——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分子的演变和他们对自身的定位有关。中国的第一代士，其实都是武士，从第一个老师孔子开始，才开始向文士转变。而且到了汉朝，文士逐渐垄断了意识形态，不再如孔子一样“如丧家之犬”，形成了士族。到了唐宋，开始实行科举制，从民间提拔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做官员，才改变了六朝浮奢。当时杰出文人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变文风，提倡“古文运动”，以文载道，不因文害义，明明白白说话，认认真真说理。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赞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便是二人对此的理性推崇与自觉追随。最明显的例子，唐朝律诗极盛，但是到了宋朝已经开始“以议论入诗”，理性化风气越来越浓厚，苏轼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为什么要给予这些私生活不谨慎的文人如此高的评价，这是宋朝诸儒所不可理喻的现象
也就是说，人家苏轼是一个“士大夫”，受过良好的经史训练，追求的是修齐治平，又是高中科举，名重朝野，人家才不会仅仅满足于一个只是一个“文学家”呢。太皇太后高太后曾经接见苏轼，特意告诉为什么提拔他：此乃先帝（神宗）之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一代英主宋神宗的“遗命大臣”，会仅仅是一个做做诗词、写写书法、画画山水之辈？
我相信即使他只是一个如柳永一样落魄的才子，混迹于烟花柳巷之中，也还是会安慰自己“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不会满足于只“文学”的。再往下说，他即使时运再不济，也会是蒲松龄似的优秀私塾教师，拿在现代，最起码也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吧。但我相信苏轼还是会以为《聊斋志异》只是小道，不足挂齿。《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鼎鼎大名的文学著作，要么作者不明，要么存有争议，当时很多人洋洋洒洒写出一大本，却宁愿当“无名文豪”，与他们认为文学只是怡情娱性的观点分不开的。中国古代文化提倡“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个言可不是诗词曲赋，而是经史。中国古代四大笔法，“春秋笔法”“太史公笔法”“温公笔法”“紫阳笔法”，才是“立言”！
苏轼立言并不怎么样，那立德立功呢?可惜的是，王安石变法后，北宋晚期的知识分子互相倾轧，几乎都被打成了“奸党”，靖康之耻更是让“议论未定，而金兵已过河”的他们羞愧难当。苏轼公德不行，从私德来讲，也不怎么样，北宋六贼之一的大宦官梁思成，便自称是苏轼“私生子”，因为他的母亲曾是苏轼小妾，后被送与别人。
我们现在说苏轼是一个大文学家，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做到“立功”“立德”，只好归入“立言”之列。其实我们曲解了古代“立言”的意思，较之先秦诸子、朱熹、王阳明，苏轼并不算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人物。对如此重要的文化人物，我们的理解都如此偏差，可见理性之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