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意識裡，女人一生的歸宿和依靠是婚姻和男人，但在實際生活中，女性表現出的強大和韌性往往超過男人。魏微的小說《姊妹》，就是通過敘述兩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的爭奪過程，女人逐漸發現自己，解構了男權神話。男人在這場情感戰爭中成了一個背景，兩個女人為愛的較量逐漸演變成為生的較量。
當男人離去後，兩個互為對手的女人成了惺惺相惜的真正姊妹。在這裡，男性成了一個障礙，愛情也是曇花一現的幻影，而女性間的相恤相憐之情，遠遠超過了親情和愛情的層面，表現出作者對於人類情感、命運、情誼的迷惑和探解。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對女孩子們，婚姻是結合於社會的唯一手段，如果沒有人想娶她們，從社會角度來看，她們簡直就成了廢品。”
中國最古老的詩歌《詩經》裡也這樣歌詠“之子于歸，宜室宜家”，古代女子出嫁日“歸”，可見出嫁的女子以男家為家，“嫁”字的本身就意味著“有家”。
由此可見，古今中外，女子的歸宿和命運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家庭。而獲得家庭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個可以與之結合而組成家庭的男人；進一步說，女子的命運就決定於這個與他結合的男人。古代與現代的區別在於古代的女子沒有主動權，她們嫁一個怎樣的人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決定；現代女子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這個權利行使的載體就是愛情。
現代婚姻理論上是建立在兩情相悅基礎上的，但是婚姻形式的保留本身就說明愛情之外的責任與義務需要約束，女性更是受到法律格外的保護，這實際上從一個側面表明，女性仍然是處於弱勢地位。現代女性儘管在思想觀念上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仍在自動傳承，她們依然把自己的幸福寄託在家庭上，寄託於“他”和“他世界”。
《姊妹》寫的是毫不新鮮的婚外情，但小說的立足點不是男女之間的愛恨糾葛，作者以一個女性的敏感細膩，將視點落在女性在婚姻和愛情中的自我發現過程，揭示男女之間的情感真相，表達出女性對自我及其情感世界的重新認知。
小說中的“黃姓三娘”是“三爺”名正言順的妻子，他們有著和氣幸福的家庭生活，“三爺”和“黃姓三娘”的婚姻，像大多數人的婚姻一樣，談不上浪漫，但和順平靜，也不乏溫馨。“三爺”是一個庸常的男人，他既不叱詫風雲，也沒有腰纏萬貫，更不會縱橫捭闔，可對三娘來說，他是她的丈夫，是她的世界，她的一切。當三娘得知丈夫有了外遇，她罵的不是肇事的男人，而是周圍的人。
當她與“情敵”狹路相逢，她沒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樣，扇對方的耳光，而是用溫柔甜蜜的聲音表現出一個名正言順妻子的優越感。對妻子身份的認同，使她擁有了強大的傳統勢力的後盾，顯示出一個擁有婚姻的女子在心理上的優越感和理直氣壯。相反，有愛情但沒有婚姻做後盾的溫姑娘(溫姓三娘)，此時的感受是“她的身份是那樣的可疑可鄙，她算什麼，她在那個黃臉婆的眼裡充其量只是個婊子”。
不同的處境，相同的心理，折射出女人對社會規定角色的自願認同，她們在感情上可以勇敢抉擇。但是她們的情感、人格、尊嚴、生命價值，必須從男人那裡獲得，必須通過與男人的“鏈接”來確立，她們拼死也要把這個男人抓在手裡，因為“失去了這個男人，就失去了對這場戰爭的控制。”
千百年來，女人就是為了這樣的“確立”而備受煎熬，卻從不追問這種“自我確證”的方式、渠道和終端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有意義。
小說中的兩個女人：“黃姓三娘”和“溫姓三娘”，為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男人較上了勁兒。這場“戰爭”曠日持久，長達一生，沒有結果沒有勝負。而在一生的較量中。兩個女人誰也沒有得到男人，卻在這個過程中，放棄了男人，完成了被動而痛苦的自我發現。
在這場愛的爭奪戰中，原本是爭奪目標的男人最終成了擺設和背景，退居到幕後，三個人的三角關係因為男性的退出變成了兩個女人的角力。如果說這種角逐的出發點開始有傳統的男權心理：通過得到這個男人以確立自己的社會合法性，因此，一旦發現有人企圖對她們的“幸福”構成威脅，她們所能做的，是立即瘋狂地向“敵人”催生出仇恨，投入“戰鬥”。
那麼到了後來，這兩個女人已經跳出這樣的傳統文化倫理，變成自身生存意義的探尋和發現。在由賢妻良母變成潑婦的過程中，她終於獲得了自由，從此以後她不必再做什麼賢婦了。
三娘突然覺得委屈，她抬頭看了看藍天白雲，知道一個女人活在這世上，什麼都靠不住，丈夫，兒子，愛情，婚姻，有一天都會失去。”
而另一位女主角溫姑娘，作為婚姻的入侵者，似乎為愛情的成分更多一些。但她的感觸與做妻子的女人大同小異：溫姑娘的下半生已經撇開了三爺，她一改她年輕時的天真軟弱，變得明晰冷靜一她再也沒有男人可以依靠，心裡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活著，要比黃臉婆更像個人樣。
表面上看，男人擁有了兩個女人，兩個女人誰也不放棄，但是，已經不是為了愛情。男人實際上已經被兩個女人同時拋棄。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爭戰中，男人表現出來是孱弱和不負責任，他已經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他不過是兩個女人人生的道具。
在這場爭奪戰中，兩個女人沒有勝負，因為被爭奪的東西失去了應有的價值，根本不像她們想象中那樣重要。她們的生命卻因為這樣一場意外的“戰爭”，變得自覺而張揚，獲得了一種無意識的解放。 也可以說是女人在害怕“失去”和希望“得到”的過程中，重新發現了自己。
“三娘後來總不忘告訴那些受苦受難的姊妹們，女人天生軟弱，可是軟到極限就會變得強悍無比。”黃姓三娘最終沒有失去丈夫，但那個丈夫已經形同虛設。而溫姑娘最終沒有得到女人最想要的婚姻，愛情卻也不復存在：“在和三爺好了兩年以後，溫姑娘就心灰意冷，她說，愛這東西，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不管是婚姻裡的女人還是婚姻外的女人，她們都感到男人和婚姻的不可靠，她們的生命意識這樣被催醒。愛情已經不是主要因素，好好活著才是她們的目標。事實上她們靠自己的力量活下來，並且讓那個男人也獲得了平靜甚至是幸福的人生。幸福是女人創造的，而不是男人，這就徹底改變了女性在遭遇情感危機時的怨婦形象，而以一種雖然不乏悲壯但強悍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
大有愛情讓男人走開的架勢，從而傳達出作者的創作意圖：佔據兩性關係主導地位的男權已經被弱化，女性已經或正在擺脫在情愛中的被動地位，她們敢於選擇也敢於承擔，愛成了她們自己的事。
既然男人已經成了可有可無的背景，放棄又如何呢? 恰恰相反的是兩個女人誰都不肯。這個時侯，她們已經不再計較是非對錯，就像對待一個心愛的孩子，沒有責怪只有寵愛，“那簡直是慈母式的，一概退到底，最後就變成無條件的了。”
這似乎又回到起點，男權陰影下女性自動的迴歸與維護。只不過開始的神話已經破滅，她們的心裡已經放棄了希望，是一種宿命的妥協，背景縱然不重要，但是卻不能沒有，失去了，她們的人生就沒有了烘托和映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襯托下，小說完成了對兩個女人間關係的敘述，這是小說的重點，也可以說是這部小說最大的亮點。兩位女主人公奇特的情感變化使這部小說跳出了同類題材的俗套，賦予了作品新的意義，看到最後讀者才明白，小說不是寫男人和女人，而是寫女人和女人。
兩個原本素不相識的女人，因為愛上同一個男人而聯繫在一起。為了將男人據為己有她們成為仇敵，恨不能置對方於死地。表面上是為了愛，更深的心理是抓住女人在這個世界的支點和歸宿。
作為女人，她們的終極生存目標，不過是和一個男人名正言順地組成家庭，所以她們才不顧一切大打出手。然而最終的結果讓她們大失所望，她們不僅沒有找到想象中的堅強支撐，反而發現了男人內在的懦弱。於是她們意識到作為女人的無奈和悲涼，開始明白這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依靠的，為自己為那個情敵感到委屈和悲愴，因此，另一種情感油然而生，那種因了共同的生存境遇所生髮的共同的生命體驗，由己及人產生最深切的體恤和悲憫。
“她恍惚中難免會疑惑若是這世上只剩下她們兩個，她的記恨便是沒有意義的，她覺得荒冷”。
然而真正的尷尬就在這裡：她們雖然有刻骨的恨，卻不能恨到徹底，因為有基於共同的生存境遇所產生的同情；而這種同情也無法最終轉化為愛，轉化為和解，因為有一個男人夾在中間。
在《姊妹》中，魏微不肯饒過男人，讓他夾在兩個女人中間，成為她們命運的障礙。“兩個冤家雖然一口一個許昌盛，其實許昌盛未嘗不是真正的第三者，她們的相識才是宿命，她們的恨堪稱深仇大恨，她們的同情相知如海深，可是她們又從不承認。很多年後，溫姑娘也承認，針對她和黃臉婆的這場糾葛，她其實是付出了感情的，那是一種比愛更偉大麴折的感情，相比這樣的感情，異性之愛簡直不足掛齒。”
藉此表明，女人在一生中追求的東西，某種意義上又何嘗不是她們的枷鎖。於是，兩個女人在剪不清理還亂的愛恨情仇的糾葛裹挾下，完成了對於女性的近乎宿命般的生存悲劇的深切體驗。
“命運把她們綁在了一起，也不為什麼，或許只是要測試一下她們的心裡容量，測量一下她們闊大而狹窄的內心，到底能盛下人類的多少感情，現在你看到了，它幾乎囊括了全部，那些千折百轉、相剋共生的感情，並不需要她們感知，就深深地種在了她們的心裡。”
她們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是“一胞兩胎的兩姊妹”，是“兩粒抱在一起的沙子”。從小說題目《姊妹》，可以看出同樣作為女人，作者對其同類的深深憐憫和疼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