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萊倫：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演化及前沿問題
一、 法蘭克福學派與全球化問題
詹姆遜的作品可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當代巔峰。提及法蘭克福學派不得不先提一下尤根•哈貝馬斯。他起初作為阿多諾的弟子，而後成為第二代法蘭克福人物中最為傑出的一位。從他 1968 年的《知識與人類利益》(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到他 80 年代早期巨大的兩卷本的《交往行為理論》(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再到他隨後的很多重要的著作，哈貝馬斯都試圖將語言學的東西引入馬克思主義。他的基本思想就是把演說行為植入一個假定可能的理想演說環境裡。在其中，比較好的辯論本身就能對問題作出決定。但只有社會的所有成員具有同等參與討論的機會，這點才有可能。這也涉及這樣一個思想，即社會的轉變要朝向能夠使這樣一種交往能力成為社會所有成員的特徵。因此社會解放的最終目標蘊含在所有的和每一個交往行為裡。
這一思想在《交往行為理論》中得到了最基本的表達。在這一著作裡，哈貝馬斯分析他稱之為被越來越多的起重要作用的工具理性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the‘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 world’) ，並且試圖藉助於強調所有參與交往行為的人承諾通過一個合法性的商談從而克服交往的歪曲來建構一種對語言的解釋。從這一核心概念出發，用一種自由法學的轉向，去創立民主、道德和法律的理論，並致力於發展現代性未盡的事業，從而去實現某些普遍的、經得起檢驗的啟蒙價值。對當前西方而言，這些考慮導致哈貝馬斯採用一種可以將之描述為社會民主的立場。但是這樣一來，就將他排除出甚至是廣泛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也就超出了這篇演講的範圍。
現在回到對詹姆遜的分析上。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他已經在他的《後現代主義: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Post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裡給出了對後現代主義的出色解釋，以及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達到頂點的深刻反思。但是《政治無意識》(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一書是詹姆遜的基本理論的代表作。在這本著作的前半部分，在對巴爾扎克和康拉德的詳細闡述之前，詹姆遜概述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談到《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時，詹姆遜認為，對我們來說，過去的文化事件只有在一個單一的宏大的集體敘事的同一性中，才可以恢復它們原先的緊迫性; 也只有在偽裝的或象徵性的形式中，這些文化事件才被看作分享一個基本的主題——對馬克思主義來說，集體的抗爭去爭取一個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 也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未完成的存在於在階級鬥爭的歷史情節中作為重要事件去把握。為了揭示這種“政治無意識”，詹姆遜認為這裡存在著“能夠標示出一個文本的社會基本意義的三個中心環節”: 第一個是“歷史被簡化為一系列的時間中的守時的事件和危機”; 第二個是“社會被認為是由在社會階級間的連續不斷的矛盾和鬥爭構成的”; 而第三個無所不包的中心環節是“歷史現在被設想為一系列的生產方式的最重要的本質，以及從遠古時期以至於遙遠的將來，我們人類多種人類社會形式的更迭和命運”。詹姆遜以對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討論結束他的書。其中，他認為“到目前為止所有類型的烏托邦的階級意識都是集體單位的表達”，並聲稱“所取得的集體活動或任何的有機體——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僅其自身都是烏托邦的而且所有這些活動都是他們自身為了取得一個烏托邦或無階級的社會的最終的集體的生活的混合物”。詹姆遜思想的來源很廣泛，從心理分析到人類學，方式的廣泛性實現了將它們結合在一種當前不再受歡迎的“宏大敘事”裡。從一種比較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詹姆遜明顯受到了阿爾都塞的強烈影響，但是設法用一種黑格爾主義的揚棄( Aufhebung) 方式，將他包括在一種更大的、整體性的敘事之中。詹姆遜後期的著作已經包含了一種異乎尋常的重新認可和利用阿多諾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並重新強調空間作為理解全球化了的世界的重要因素。
因此，詹姆遜思想的主要特徵就在於它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框架，諸如階級、異化或者生產方式到一種對當代社會里多種截然不同的理論立場的開放態度的能力。他的意圖是通過批判的參與多種處理來激活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這種參與致力於通過用真正的黑格爾的精神歷史化他們的具體話語來整合這些問題。
二、全球化和帝國主義
正如上面所談到的，詹姆遜對全球化的探討，可引到我想談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主題: 全球化和帝國主義。首先介紹一點背景知識。什麼是全球化? 我想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最直接的顯著特徵是世界金融市場的業務活動的數額巨大。我們知道在貨幣交易中有超過 1 兆英鎊的貨幣被賣掉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的 15 年間，國際金融交易的份額相對於貿易已增長了 5 倍。當政府的作用下降時，金融投機商的作用反而上升——正如英國在 1992 年的黑色星期一從歐洲匯兌機制中不光彩地撤出來以及 2007 －2008 年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化的第二個中心方面是世界貿易的增加和越來越綜合的特徵。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全球貿易，特別是服務業有巨大的增長。貿易中所涉及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經銷已經變得越來越整合——汽車和飛機在兩到三個不同的國家裡進行生產，在第四個國家裡進行組裝，經銷被控制在第五個國家裡進行。這種流程是由於跨國公司的勢力和影響力的增長造成的。許多跨國公司每年的營業額現在已經超過一些小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第三，也許更為基本的是，全球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進程。它是那些受其影響的人的生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轉變和壓縮。電視的普及、信息技術的興起、衛星和計算機的結合、電子交流傳遞瞬間達到世界的每個角落的衝擊等等，所有這些對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與他人的關係都產生深遠的影響。
也許在所有解釋全球化的人物中，最具有全球化的是麥克爾•哈特( Michael Hardt) 和安東尼奧•奈格里( Antonio Negri) 。直到21 世紀初，隨著美國對外的軍事幹預，全球化的討論被一個全新審視的古老的概念——帝國主義所補充。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成功之作《帝國和民眾》( Empire and Multitude) 。在某種意義上，哈特和奈格里把全球化的思想推進到極至: 他們聲稱民族國家會終結，而美國帝國的統治也會結束——或者說可能把美國的模式延伸到全球。對帝國來說，全球化的政治形式沒有中心和邊界。如同福柯的權力，它自動地蔓延到整個全球社會。像他們的書中所提出的問題一樣，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表述得不是很清楚，因而很難把握。他們沒有集中在具體到政治和經濟的分析，而是比馬克思主義更無政府主義，把政府的權力而不是經濟關係視為人類解放的主要障礙。
與哈特和奈格里截然不同，艾倫•伍德( Ellen Wood) 以一種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把全球化看作是對開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的生產過剩的危機的反應。它與自由貿易或者統一的世界市場無關:由社會和經濟破裂造成的不同的生產成本和生產條件可能會增加收益。民族國家的角色將是在全球資本開放和阻止一定程度的整合中擔任公正的協調工作。被阻止的整合也許在拉平全世界範圍內工人的社會處境方面做得太過分。在這個過程中，民族國家在創造和維持資本積累的狀況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沒有其他的機構或跨國組織能夠代替民族國家在管理上和強制力上對社會秩序、財產關係、合約的穩定性，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資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基本生活條件作擔保。這種對於民族國家的依賴，加上相對的經濟下滑，說明了美國復活的軍國主義，以及它對戰爭的無休止的追求和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軍事幹預的威脅。
在政治經濟上，馬克思主義者( 和其學者) 所面臨的兩個問題是如何解釋美國重新出現的的經濟危機，以及是否會造成長期的下滑結果。羅伯特•布倫納( Robert Brenner) 認為，戰後資本主義的危機是由於過分競爭造成的。他認為: “考慮到資本主義的無計劃性以及競爭的本質，實現平穩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通過消減成本來創造總收益增加的公司，同樣也可能會造成總收益的下降，從而會導致宏觀經濟的癱瘓。”這種解釋聲稱資本主義危機是市場直接造成的而不是為盈利導致的工資壓力造成的。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在世界資本主義難以駕馭的風雲變幻中，去改革和超越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只可能使事情更好，而不能是更壞。這樣，布倫納的出發點與美國生產行業的下降與股票市場的肯尼迪主義及其倡導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即“廉價的信用更容易獲取，資產價格泡沫的不斷破滅，債務草率地無盡地增加，信用卡驅動下的消費的增加，以及造成美元貶值的令人頭暈眼花的進口的增加”。
儘管布倫納主要關注競爭效應和美國製造業的下降，即來自於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從而導致那些落後的資本主義趕上領先的，而其他的學者強調金融資本在理解全球經濟的的重要性。例如，基歐瓦尼•阿瑞格黑( Giovanni Arrighi) 認為“資本的金融化而不是製造業中持續的生產能力過剩和生產過剩作為主導，是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利益和霸權的雙重危機的反應”。他認為: “考慮到美國外債的空前的巨增，很難說，在沒有變成完全的貢金或保護費的情況下，這種情況長時期內如何能夠重現。美國每天需要大概 10 億美金去平衡它與世界的其他部分的往來賬戶。”對於所有美國的軍事統治，阿瑞格黑認為他的霸權地位正在瓦解。鑑於美國發行的債券被日本和中國大量購買，他指出“依賴於美國的能力展現他自己履行全球市場作用的這最後一個策的和不可或缺的政治—軍事霸權的良性但潛在的惡性的循環的脆弱性; 還有讓其他國家去提供美國所需的資金並繼續在很大程度上行使這些功能的能力和意願性”。美國經濟競爭力的下降不可能永遠被美金貶值所彌補。在對先後興起和衰落的經濟帝國的歷史分析後，即從拜占庭到荷蘭，從英國到美國，阿瑞格黑把中國這個“反恐戰爭的真正贏家”，看作是當前潛在的接任美國的經濟帝國。
阿瑞格黑的分析和大衛•哈維在《新帝國主義》中的分析有緊密的相似之處。建構在他以前關於資本積累的著作之上，哈維把他的分析稱之為“時空解決方法”。這是一個通過時間上的延緩和空間上的拓展來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暗喻。但是考慮到“固定資產增加的數目……阻礙了無拘無束的流動的能力……這樣資本主義地理上的不平衡的發展採取了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完全與在區域內或是在全球內的持續的積累不相一致”。其中的一個解決方法是使用金融手段把脆弱的地區出現的貶值的危機清除出過分積累的體制。他的觀點是: “如同戰爭與外交的關係，由國家權力支持的金融資本干預通常相當於通過其他手段的積累。國家權利和金融資本在掠奪性的方面的有害結合形成了資本主義的趁火打劫的利刃。這種掠奪性的做法和強制性的貨幣貶值是和它想取得和諧的全球發展一樣多的”。他把這種過程稱之為掠奪性的積累。在這裡，“連接掠奪性的積累和擴大的再生產的臍帶像以往一樣被金融資本和信貸機構持有的國家權力剪斷了”。美國鉅額的外債增加了掠奪性積累的相關性和資本風險規避自身的脆弱性。
毫無疑問，我們上面所著重談論的無論哪個方面，這些作者都對當前資本主義危機作出了深刻的、各不相同的分析。
三、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的生態問題
最後提一下與之相關的當今世界面臨的危機——生態問題。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 絕不是沒有) 直接提到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裡也不佔據主要位置，但是我認為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最近，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如約翰和喬納森等已經寫出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的關係的書。他們關切地指出，儘管主流的馬克思者強調生產力發展，馬克思本人並不迷信生產力的無休止發展。這種解釋由馬克思的有關共產主義社會的論述所支持。這樣的社會在它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口號。這裡的需求和想要是相對應的。如果我需要某個東西，總是有某種目的的。它經常是為其他的東西( 我需要牙刷，是為了刷牙) 相應的，想要是除了佔有沒有其他的進一步的目的( 我不想要一個電動牙刷刷牙——我想要它只是因為它是電動的) ，並且對人們所需有一個很清楚的界定。
馬克思所探討的共產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勞動的作用，儘管馬克思對此有不同的說法。在1844 年《手稿》裡非異化的勞動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核心。在《哥達綱領批判》裡勞動被描繪為必然的王國，與之相對應，“自由的王國，是人的勞動能力的發展在成為人自身的需要，這一階段始超於超越異化勞動……每天工作的重新調整是基本的前提”。無論如何，對馬克思來說，很清楚的是，生態問題的解決不僅僅依靠財富的再分配。問題的關鍵在於，要形成這樣一個社會，人們過一種全面發展的和沒有異化的生活。馬克思的整個的人性觀點表明，無論面臨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我們都應該把重點放在建設一個新型社會的可能性上，而技術使用的增加，應該是社會進步的僕人而不是主人。
四、結 論
在自由市場和它後現代知識分子的破壞下，西方進步的思想家已經傾向於放棄曾經是啟蒙思想的兩個重要方面。這兩個方面曾經是他們的祖先最關注的，即對普遍價值的信念，或者說人文主義和人權的信念，以及對進步的可能性的信心。所以，如果這樣的事情成為事實，即全球經濟的發展不僅毀掉了社會聯繫和關係，而且產生了新的問題，那麼對啟蒙人文主義的傳統來說，我們要麼尋求對進步的可能性的信心作令人滿意的表達，要麼需要有一個更深的對由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愛構成的解放思想的解讀。主張人人平等的措施不僅促進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而且二者都是社會繁榮的前提條件。從小的互助儲金會到鉅額的退休基金( 畢竟，它們的錢來自做出貢獻者) ，從世界範圍內的綠色和平運動或者國際特赦這樣的人權組織，再到削減一些供應給特殊照顧的人們的住宅區和社區的自主經營權——所有這些都是不乏啟發我們思考的例子。這些例子給我們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價值觀: 人類擁有個人權利和義務的尊嚴不是來自於契約，或者個人所有的或是所做的，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是人; 社會的團結和共同的利益迴盪著盧梭的的主張，即我們應直接追求社會整體利益，而不是希望從個人或利益集團的競爭中產生; 我們不反對服從的原則，但是應鼓勵個人和群體掌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依賴於國家的自行決定; 再次，提一下《共產黨宣言》中的“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即“代替那個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將是這樣的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孟高峰譯）
( 作者單位：肯特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係系)
原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