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1年1月就哈佛项目引起的违背生命伦理的原则进行了调查。我们当时了解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资助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涉及基因的采集的项目共有9个，包括高血压、骨质疏松症、尼古丁成瘾等，而有关哮喘病和气管及肺功能的基因项目就有两个。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采样现场基本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
继2003年非典之后，又一波新冠状病毒汹汹而来，再次肆虐中华大地。
虽然很多专家说这两波病毒没有直接关系（尽管都被追踪到一种蝙蝠身上），但是我这个外行却也能看出，这两种病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针对我们的肺，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这让我想起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安徽猎取基因的事件。
早在1996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栏目就率先报道说，哈佛的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
我在2001年1月就哈佛项目引起的违背生命伦理的原则进行了调查。我们当时了解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资助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涉及基因的采集的项目共有9个，包括高血压、骨质疏松症、尼古丁成瘾等，而有关哮喘病和气管及肺功能的基因项目就有两个。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采样现场基本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
然而，截止到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哈佛大学在中国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一共只有3项，涉及高血压、尼古丁成瘾和冠心病及骨质疏松症方面的生态遗传学研究。没有哮喘和呼吸道方面的基因项目。
而2002年3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哈佛大学在安徽总共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共有15个，包括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松等。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项目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
其实当时欧洲和美国有不少研究机构都在中国进行收集基因样本，并不止哈佛大学一家，也不止是在安徽。其中，1998年3月，欧洲和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就曾经和中国某部委合作，想在中国各地收集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了解长寿的秘密。这个项目遭到了当时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童增的质疑。童增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名为中国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培训。其间，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这个项目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等协助。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通过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童增也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并被辞退。
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国际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大都是打着健康调查的旗号，却都要采集血样。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就有一些专家也公开提出质疑，媒体上发出了不少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然而很快，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国家很快出台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
那么，哈佛大学为什么选择在安徽采集基因？
看看项目负责人徐希平本人如何讲的。他1996年在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申请资助 “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项目的预算论证中，这样写道：在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要害的问题是具有很强的基因基础的气管感应和肺功能水平。而要剖析这些基本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准确而全面的表型，以及有效的研究设计。”他之所以建议在中国的安徽进行“基因筛选”，是因为那里的人口“多，是同种，大多数没有看过病”。他说，在比较闭塞的安徽省，哮喘病人家庭的基因对这些表型的影响是普遍的。在美国，慢性阻碍性肺病患者很多都用过药物，使研究受到影响，而在中国这“很罕见”。选择安庆做基因研究是因为“个体在民族、环境、职业和饮食方面相对来说都是同质的”；“村庄已存在了几千年，常住人口相当稳定”；“580万人口的规模足以确保有4000户指标个案家庭”。而且“大多数受试者没有服用过任何降压药物”。
最早资助哈佛哮喘病项目的，是美国千年制药公司。千年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5年12月，在它同意资助哈佛在安徽的哮喘病项目仅仅5个月之后，瑞典一家大制药公司就投给它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千年公司和哈佛官员都认为，是安徽项目确保了这笔投资。到2002年时，千年公司的雇员已从最初的100来人发展到超过千人，资产已达数十亿美元。1994年底，千年公司与徐希平达成协议，在中国安徽表型500个家庭（400个哮喘家庭，100个非哮喘家庭），并把500个家庭的DNA提交给千年公司进行匿名基因搜寻，寻找哮喘基因。千年公司为此提供资金999996美元。
我们对哈佛大学在安徽的基因项目调查，重点只是看它们是否违规，即是否违反我们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否违反了生命伦理准则。
为什么选择这个重点？因为诸如基因流失、生物安全问题，不仅太过专业，而且当时也似乎被列为禁区，不好触及。而生命伦理准则，却是国际性话题。
2001年1月，我和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汪延一起，从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调查。安医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介绍说，当强调合作“必须经国家批准才能做”时，“人家3个月就能拿来批文”。管理办法出台后，就因为基因材料不好出境，所以徐希平才在安庆成立一个研究所。但是，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据他自己的一篇论文讲，1993年他在安庆做的一个高血压项目，就要在20多万人中筛选样本。这位副校长感觉到这些项目跨的单位太多，没有一个单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这些项目上，中方力量比较弱，项目又分成几块， “我们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护”，中方合作者“没有一家可以全程监控”。
对于美国媒体报道最初给哈佛项目投资的美国千年制药公司仅仅因为可以接触安徽的DNA资源，便在哮喘病等几个基因研究项目上获得投资一亿多美元的事，副校长毫不知情。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调查农民的知情同意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
本文作者：熊蕾，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高级编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原名《哈佛大学在安徽猎取基因事件再回顾》。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们尽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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