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这面“照妖镜”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疫情当前如大敌当前,每个个体都会产生行为反应,这种反应是基于日常的认知、舆论及三观决定的, 把每个人最真实的人性呈现出来。所以短短几天,犹如万花筒一样的人性自然反应让我们处于惊喜、惊呼、惊讶、惊怒等反差极大的受众体验中,恍如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如韩红这样的人性之光,也看到了武汉红会这样的人性之暗。一个是民间的个体慈善组织,却凝聚了最真、最善的捐赠力量。其实善举从来都是一种道德的自发,这种自发越普遍、越常态,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希望像韩红这样的道德自发在自我喊停之后,是一个全社会慈善意识蓬勃生长的起点。武汉红会高喊心力交瘁的口罩背后,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基于人性自发的慈善不是制度甚至法律能推动的。相反,这些机构化的组织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社会参与与监督,其最终结果会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推动善的凝聚,反而成为惰性、无序、私利与寄生的温床。

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大爷喝退娄书记的硬核防控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唐主任一问三不知的懒政“能量”。依靠人民的力量打赢新冠肺炎防控之战,葛巷村这种基层防控正是我们打赢这场疫情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基于组织和动员,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间自发力量的雏形范本。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和自我管理,最终会推动一个社会形成走向永续和永序的稳定结构。而唐主任的不知所云,让我们意识到分级体系下的难以全面驱动的责任、担当缺失,这种缺失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往往导致反应迟缓,行动滞后。在时间就是一切的事件中,这种迟缓造成的后果有时难以估量。未来探索和完善各级人员责任履行的自动运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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