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１９０２—１９６２），字伯倫，是馳名中外的歷史學家。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鬥爭中，他被打成右派，與向達、榮孟源和陳夢家等人一起作為整個史學界的右派典型，在全國範圍內遭受批判。
學術人生
１９０２年，雷海宗出生於河北省永清縣。１９１７年入北京崇德中學，兩年後轉入清華學堂高等科。１９２２年清華畢業後，公費留美，在芝加哥大學主修歷史學，副科學習哲學。１９２４年，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１９２７年，其博士學位論文《杜爾閣的政治思想》通過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時年２５歲。
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在學位論文選題時，大多選擇做有關中國學術的文章。這固然是因為中國學生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學術功底，同時也是因為多數西方學者對中國學術相對陌生，通過論文答辯比較容易一些。比如早先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的胡適，其博士論文就是《先秦名學史》。雷海宗卻以純外國曆史為研究對象來撰寫博士論文，並且獲得了優秀的成績，因而深受其導師美國著名史學家詹姆斯·湯普遜的器重。
雷海宗獲得博士學位後即回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併兼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他主要講授外國史和中國史，同時進行廣泛的學術研究，先後發表《克羅奇的史學論——歷史與記事》、《孔子以前的哲學》等論文。１９３１年，他轉到武漢大學，任史學系和哲學系合聘教授。在此期間，發表了著名的《殷週年代考》一文。他採用新方法，以“按溫帶人類生理，普通四世當合百年”為根據，推斷周朝元年應當在公元前１０３０年與前１０２０年之間，從而肯定《竹書紀年》關於周室元年為公元前１０２７年的說法，並進一步認為盤庚遷殷的時間在公元前１３００年，而湯王中原應當在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左右。
１９３２年後，雷海宗先後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學院院長，主要開設中國上古史、秦漢史、中國通史、史學方法等課程，有時也講外國史課程。他還編輯了一套《中國通史選讀》共７冊，作為鉛印講義和教材。至抗戰爆發前，他先後發表了《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國的兵》、《無兵的文化》、《世襲以外的大位承繼法》、《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和《中國的家族制度》等論文。１９３８年，他將這幾篇文章的題目略加修改後，又加上《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建國——在望的第三週文化》兩篇，合編成《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由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０年出版。這部書是雷海宗的代表作。
其後，雷海宗為《戰國策》半月刊和重慶《大公報·戰國副刊》撰稿，成為“戰國策派”的主將之一。他所發表的主要文章編入林同濟主編的《文化形態史觀》一書，由上海大東書局１９４６年出版。“戰國策派”主要用文化形態史觀來解釋中國歷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評中國柔性主義文化傳統和國民劣根性，大力倡導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張戰時在政治上實行高度集權等，當時被視為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學派。
到１９４９年全國解放，雷海宗發表了數十篇學術文章，如《章學誠與藍鼎元〈餓鄉記〉》、《司馬遷的史學》、《古代中國外交》、《中國古代制度》等。同期所發表的政論性雜文多不勝數。由於雷海宗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國民黨當局曾經動員他“南飛”，併為他準備了機票。但雷海宗不為所動，毅然決定留在清華園迎接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雷海宗仍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他積極地參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運動。１９５１年２月，北大、清華等高校的６３位教授組成３個土改參觀團，雷海宗與清華的吳景超（團長）以及北大的朱光潛、賀麟等人一起，參加了西北區的參觀團。通過這些活動，雷海宗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開始發生轉變。他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對自己過去的歷史觀點和政治活動進行了自我批判。在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間，他在《大公報》、《進步日報》和《歷史教學》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批判性文章，如《美帝“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背景》、《耶穌會的別動隊活動》、《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等，並捐獻了全部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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