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來有個規律——大亂之後有大治。五千年的歲月長河中，
文景之治是公認的盛世之本，其中措施意義都已耳熟能詳，這也理所當然的與秦代的暴行形成了鮮明對比。要論斷“文景之治”是不是盛世，這要從當時的社會來分析。一舉掃六合的秦王嬴政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的帝國，儼然千古一帝的始皇帝嬴政，僅在位一年，便改郡縣、書同文、車同軌、行同輪、統一了貨幣度量衡等，奠定了其後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與基本格局。但後世提起，卻講暴政多於功績。
其實在漢朝初年，強大得似乎不可戰勝的秦王朝在短短一兩年內國破族誅，身處時代漩渦中的人們都來不及反應已被驚得目瞪口呆。冷靜下來的人們不約而同地思考、辯證秦朝速滅的原因。“過秦”成為一種很時髦的社會思潮。而賈誼的《過秦論》更是其中翹楚。
漢景帝畫像
與之相對的，則是文景之治的仁政與無為，從《史記》中的記載與歷朝歷代之評價看來，以德化民、休養生息的寬鬆政策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
《史記·平淮書》載：“漢興七十餘年間，國家無事。……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書・景帝紀》：“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書·刑法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但若是拋開史記，通過對其他史料進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對當時人的議論來做詳細解讀，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即所謂的“文景之治”其實並不富足、也沒有仁政寬刑。
西漢初年呂后掌權，開始“反秦之弊”，在以《史記》為代表的一方記載中，廢除肉刑一直都是受到稱讚的事情，而私修國史的班固卻將文帝之非藏在了《漢書·刑法志》中，先是誇讚其“斷獄四百、刑罰大省”，但到了廢肉刑中卻又寫道：“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 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戟者笞三百，率多死。”
由此看出，即使沒有了直接的“割肉”，但打完也就奄奄一息了，沒死也殘，與秦時酷吏並未有實質性的差別。
另外，張家山漢簡出土的《二年律令》更是改寫了千年來的官方解釋——西漢初年的律令制度體系完全是對秦代的繼承，只是根據漢朝的政略調整，略作修正。那麼物產方面是否也是同樣言過其實呢？
時任景帝御史大夫的晁錯在《論貴粟疏》中不無沉痛地提到，當下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辛苦耕種一百畝土地，要應對官府的各種稅目和差役，如果趕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尚能填飽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災荒之年，則難免會忍飢挨餓，有甚者還要售賣兒女、田宅來完稅或應付徭役。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贈子孫以償責者矣。見《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貴族、豪強和商賈等勢力的“野蠻成長”。憑藉著與官府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極為雄厚的財力，這些人瘋狂地兼併土地，從而迫使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或淪落為流民，在侵佔大量的土地後，一邊向佃農徵收多達半數的地租，一邊又向朝廷繳納稅率極低的地租（三十稅一，即3.33%），迅速積累起數量驚人財富。如此循環往復，漸漸地便使得社會上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見《漢紀·武帝紀四》）。
根據史料記載，漢代的賦稅約有二十種名目，除去“田稅”和“口賦”，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徭役。雖然田稅稅率極低，但口賦和差役卻很沉重，與《史記》記載出入極大，百姓窮於應對，更難以實質性提高生活質量。
漢文帝劇照
即便如此，相較於戰亂春秋與楚漢之爭的動盪飄搖，文景之治已經稱得上是“治世”，也為武帝的登頂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作為大一統之後的第一次太平，已經相當不易，有了段歷史，為幾次治世與盛世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模板輕觴薄賦、寬刑立德的治世之本。由此“文景之治”在當時已經開創了盛世典範，但是橫跨漢代歷史，文景之治談不上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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