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宦与奸臣掌管宫市,是唐朝没有可用的人才了吗?

导读

宫市一词源于唐朝,指的是朝廷内廷日常所需要的事物,派专人到京城的市场上采购。这个词的发明者就是杨国忠。

唐玄宗前期,大唐国力繁荣强盛,内廷所需要的日常大量增加,官府对于内廷供给也开始逐步增加,原有的人员和经费等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这也是宫市不断扩增,人员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到了玄宗后期,太监势力不断膨胀下,宫市变得有着有名无实起来,成了把持权位太监们的生财之道。

官宦与奸臣掌管宫市,是唐朝没有可用的人才了吗?

关于宫市的看法

对于唐代宫市缘起的说法,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天元年间就提出来的,也有人认为是贞观年间提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天宝年间提出来的,判定这些说法的都是依照年代来判定的,究竟那种说法对,我们从文献中找找答案。

关于贞元一说,学者认为可以从韩愈和《资治通鉴》中找到答案。韩愈在他的《顺宗实录》中说,旧事,宫中有要事外物,令官吏主之……官吏主持宫中市买就是旧事,贞元末年,宦官才转过来直接到市场采购"宫市"。至于旧事起源于何时,是个什么样的官职,也没有史料记载,对于官吏主持"宫事"一说更是没有确切的记载,也看不出来就是贞元年间提出来的。

官宦与奸臣掌管宫市,是唐朝没有可用的人才了吗?

《资治通鉴》中记载,德宗贞元十三年,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贞元一共也就二十年,书中放在十三年来写,又用比岁来判定时间,算下来应该在贞元中期,宦官充使,主持宫廷采买,但所指的时间上限模糊不清。

天宝一说是有南宋的洪迈和史学家陈寅格先生提出来的,宫市起源于天宝时杨国忠,当时他以宰宦的身份主持宫市。但是书中前后矛盾,很难令人信服。陈寅格先生提出这一说法最有利的说法出自《南部新书》,从书中记录的一些文献,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天宝到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由于陈先生没有再对宫市进一步做详细的考证,加之书中资料很是有限,所以此种说法也有点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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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说法开元说,是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和史学家提出来的,他们的依据就是唐人戴浮所著的《广异记》中记载的这样一条信息,一名叫薛衫的长安尉的官吏,主管的就是宫市,这也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关于宫市的记载。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条信息,并据此以为宫市就是始于开元。不过在开元时期,京城已经非常的繁华,作者其人也许根据当地人对薛衫的称呼而直接记录到书中,再者,《广异记》并不能算是原本,原本早已经失传,很多文献中记载,宦官为使,主持宫市,书中的官员并非内臣宦官,在开元时代也不会让外官来管理宫市,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故此,这一条亦是不能直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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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国忠领衔"宫市"的前因后果

有关杨国忠领衔主持宫市,在正史文献纪录中频频出现,外臣掌管内廷事物,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唐代初期,内廷的供给基本都是有各个部门来负责,或者各个地方来贡献。随着国力日渐上升,经济发展空前繁荣,内廷对于市场的需求增大,迫切需要与市场广泛的接触。与社会大环境相对应的是政府采购的比重逐渐加大,内廷市场在这其中的份额也随之增加。城市为主导的商品经济逐步活跃了起来,这些原因造成了宫市置使的权力扩增,人选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

官宦与奸臣掌管宫市,是唐朝没有可用的人才了吗?

有内廷派专人到京城各市场采购,确实是出自杨国忠的建议,但是他一开始领导这差事,并非叫做宫市,根据文献记载,当时杨国忠以宰相的身份领"宫市使",是可以算作宫市之始,这个后世之人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注意,那就是杨国忠并非在出任宰相之前就领宫市,他在当御史大夫的时候就已经兼职了。

关于宦官掌权宫市的前因后果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外臣忙于很多事物,逐步将宫市的权力移交到宦官手里,自唐肃宗起,宦官逐步控制了内廷,外官又不能插手内廷事物,也没有再出现杨国忠这样与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宦官逐步控制内廷财政大权是必然的趋势。

官宦与奸臣掌管宫市,是唐朝没有可用的人才了吗?

前面说过,安史之乱是宦官掌握宫市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杨国忠死后,唐肃帝在灵州继位,内廷的权力实际上被李辅国等权宦掌握,原来杨国忠的职位,全部有李辅国接任,内廷采办的事情就有外臣转变到宦官手中。随着唐代末期宦官的权力扩大,他们的野心也继续膨胀,宫市的很多弊病显露了出来。

唐德宗继位之后,宰相杨炎建议唐德宗恢复旧制,将内廷的财政大权从宦官手中收了回来,唐德宗听了杨炎的建议,把权力收了回来,但是时间很短,权力又重新回到了宦官手里。

后世之人对宦官掌握宫市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唐代宗和唐德宗两个时期,史书明确记载,在唐玄宗年间,只有杨国忠担任了宫市使,其后李辅国虽然全盘接收了杨国忠的职位,但史书没有记载,此后也没有再出现宫市使的职位。

结语

宋朝鉴于唐代设置宫市的危害,严格控制了宦官的权力,内廷采办不再有宦官单独控制,不过采办在市场中存在欺行霸市的行为一直存在。内廷采办宫市,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它不是独立发生的,其背后有着深刻和广泛的体制转换因素,任何体制的转换都不是局部或者表面的改制,更多的是人的因素,解决不了人的因素,任何的体制都不能够顺利的转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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