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一代大儒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春天,又到了科舉進士放榜的日子。

蘇軾、蘇轍、曾鞏、曾布、章惇、張載、程顥、王韶……誰都沒有想到,進士榜單中這些普通的名字,會載入史冊。誰也沒有想到,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影響了中華民族思想、政治、經濟的走向。

在他們中間,38歲的張載似乎並不出眾。

走進科舉考場之前,這位曾立志從兵的儒生,已在秦嶺太白山下俯而讀、仰而思二十餘載,與天地心靈對話,探尋如何“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悠悠千載歲月。張載和他留下的精神文化遺產,閃耀中華文明燦爛長河。

一代大儒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一生鞠躬盡瘁

張載(1020—1077),字子厚,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關學宗師,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因晚年在家鄉設館講學,故世稱“橫渠先生”。

張載祖籍河南大梁(今開封)。北宋景祐二年(1035),張載父親張迪病逝。年少的張載和弟弟張戩、母親陸氏,護送父親靈柩,離開四川涪州(今重慶涪陵),返回大梁。然而,路途遙遠,開銷較大,一家人才走出斜谷,就用盡了身上的盤纏。這時,又聞前方發生戰亂,張載家人決定將張載父親安葬於橫渠鎮南8公里的大振谷迷狐嶺上。從此,張載便在眉縣安家,入橫渠鎮崇壽院讀書。

張載生活的時代,正值西夏鼎盛之際,北宋西部邊境經常受其侵擾。青年張載喜好兵法,立志從軍,希望能夠抗敵報國,建功立業。21歲時,張載寫成《邊議九條》,向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

在延安軍府衙內,范仲淹召見了這位儒生。看到張載,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認為張載如果認真做學問,一定可成大器,所以勸他:“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意思是你本是一儒生,好好讀書才是本業,何必要於志於兵呢?范仲淹還建議他研究儒學經典《中庸》。

從研讀《中庸》開始,張載踏上了學術創造的道路。

北宋嘉祐二年(1057),張載赴大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進士及第。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宰相文彥博之邀,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在同程家兄弟的交流中,他發現程顥和程頤對《易經》的見解遠比自己精到。

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當感到二程對《易經》的研究超過了自己,便毅然撤掉了虎皮座椅,然後對聽講的人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們請教。”

此後,他先後任祁州司法參軍、雲巖縣令著作佐郎、籤書渭州軍事判官等職。不管在何處任職,他都辦事認真,政令嚴明,推行德政,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

51歲時,因對王安石新政有看法,張載辭官回到橫渠鎮,依靠家中薄田生活,在崇壽院講學著書。在此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總結自己的學術思想。為了踐行自己的思想主張,他與學生們買了很多土地,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的實踐。如今,在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存著遺蹟,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北宋熙寧十年(1077),58歲的張載再次入朝為官,任同知太常禮院職。因支持推行復古婚冠喪祭之禮未果,又借病辭官回家。當年冬天行至臨潼驛館,與世長辭。

據史料記載,張載去世後,家人無錢為其置辦棺木。家中箱櫃打開後,也唯有書籍,最後學生籌資,將其遺體運回眉縣,安葬於大振谷迷狐嶺上。

張載一生憂國憂民,鞠躬盡瘁,著書立說,終身清貧。

一代大儒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一次思想高峰

“橫渠先生所創唯物主義,比笛卡爾早了500多年,世界唯物主義哲學之父,張橫渠當之無愧。”1960年,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將軍訪問西安時,對陪同他的周恩來總理如是說。眉縣橫渠鎮張載祠(橫渠書院)的碑刻記錄著這句話。

橫渠書院亦見證了張載開創的學術思想。

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孔子創立的儒學處於主導地位。經過先秦儒學、漢唐儒學的演進,到宋明時期,儒學發展為理學。理學是在“三教合一”的背景下,面對新的時代課題而創立的新儒學。張載開創的關學正是宋代理學的重要一脈。

在著名關學研究專家、陝西師範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劉學智看來,在宋明理學史上湧現諸多思想家,其中北宋張載、南宋朱熹、明代王陽明代表了理學史上的三座思想高峰,張載關學則是宋明理學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張載的思想是在氣論的基礎上講心性論,其確立的‘性與天道為一’的理學主題,事實上影響了整個宋明理學。”劉學智介紹,作為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者,宋明理學的一些基本範疇和重要命題,在張載那裡已經提出或已見端倪;理學的基本框架在張載那裡已見雛形;張載批判佛老的態度也成為當時理學家的基本理論立場。

“張載的思想是在總結漢唐儒學‘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之蔽,在‘出入佛老數十年’,又反思北宋社會積弊的思想基礎上所進行的理論創造。所以全祖望說他‘勇於造道’,呂大臨評論他的學說,是‘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他的學術思想把北宋理學推向高峰。”劉學智說。

關學是中國儒學史上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學派,前後延續800餘年,其與二程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一起,奠定了從北宋到清末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基本意識形態。陝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西北政法大學終身教授趙馥潔在《關學精神論》中介紹,自北宋張載創立關學之後,800年間,薪火相傳,綿延不絕。它經歷了北宋昌盛、金元衰落、明代復興、清朝嬗變的歷史軌跡。無論歷史如何變遷,學派如何爭論,關學重使命、崇道德,求真務實,經世致用,崇尚氣節的精神始終如一。關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個相對獨立的學派,不但在哲學智慧上為中華民族的智慧寶庫作出了突出貢獻,而且在人文精神上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其哲學智慧和人文精神至今仍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和資源。

一代大儒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一肩使命擔當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張載的精神遺產中,這四句名言被廣為傳誦,也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馮友蘭稱其為“橫渠四句”。

1076年秋,57歲的張載終於完成了體現他哲學思想精華和體系的重要著作——《正蒙》。“橫渠四句”即是他哲學主旨的集中體現。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認為這是張載為自己確立的重大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並且彰顯了儒家的廣闊胸懷。

“為天地立心”體現了張載偉大的理想、抱負和價值觀。張載主張一切有社會擔當和有責任心的志士仁人,都應順應宇宙萬事萬物的要求,自覺肩負起為社會確立精神方向和價值系統的歷史使命。在張載看來,“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人者,天地之心也”,人為天地所立之心,就是“立天理”之心,立仁愛之心。這是“橫渠四句”的核心。

“為生民立命”,是張載要為民眾提供做人的基本準則、精神方向和價值目標。“生民”指民眾。“立命”即“立道”。張載把引導民眾確立正確的生活準則和精神方向作為其奮鬥的目標,以幫助他人安身立命,確立起生命的意義。在這裡,張載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給人們尋找一個精神的家園,使之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為生民立命”體現了張載崇高的精神追求。

“為往聖繼絕學”,“往聖”,指歷史上的聖人;“絕學”,指歷史上受異端思想衝擊而被中斷了的儒家傳統。張載以崇高的使命意識和無畏的擔當精神,承載起傳承和弘揚儒家絕學道統的歷史使命,建立起新儒學體系。“為往聖繼絕學”既體現了張載的學術使命,也彰顯了張載的精神境界,同時也為此後理學的發展指明瞭精神的方向。

“張載‘立心’‘立命’‘繼絕’的最終目的,在於實現終極的社會理想——為萬世開太平。”劉學智介紹,“太平”“大同”等觀念,是周公、孔子以來的理想社會狀態。張載認為,通過施行“仁政”和“禮治”,可以實現“足民”“均平”的社會訴求,天下就會長治久安。

“張載以更寬廣深遠的視野,把這種理想的社會狀態推之於‘萬世’,以為人類謀求永久安定、太平、祥和的社會願景,這種胸襟和氣度,是和張載對儒家境界的深刻了悟、對儒家情懷的深切體悟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總之,張載的‘四為’句,涉及士人對民眾生活原則、精神價值、生活意義、學統傳承、政治理想的追求,表達了張載寬廣的胸襟與博大的情懷,展示了士人對人類崇高理想的嚮往和孜孜以求,也彰顯了關學學人的文化精神,故一直以來為歷代士人特別是關學學人所尊奉。”劉學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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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精神豐碑

在張載祠內,矗立著兩塊分別刻著《東銘》和《西銘》(又名《訂頑》)的石碑。《西銘》取自《正蒙·乾稱篇》,是張載思想的靈魂和精神標識。

著名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也就是被後人概括的“民胞物與”思想就出自《西銘》:“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這句話翻譯過來是說:“天是我的父親,地是我的母親,人都是天地所生,稟受天地之氣而成性,其在宇宙間是很渺小的,和萬物一樣生存於天地之間。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間的人和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所以,我們對他人應像兄弟一樣去對待,對萬物也應像對人一樣去關愛。”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蘊含著建立在天人一體、萬物同根基礎上的博愛精神,倡導了仁愛忠孝的倫理情懷,這也是《西銘》的核心精神。”劉學智介紹,這就要求在社會倫理層面,每個人都應該尊老慈幼,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都要發揮人道主義精神,將那些“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視為自己的兄弟給予同情和愛護。

歷史上,“民胞物與”激勵著仁人志士救國家於危難、拯生民於塗炭。在今天,它仍舊啟示我們以天下為己任、關懷社會、關注民生,自覺肩負起對國家社會的責任。

張載的一生,就是“民胞物與”精神的真實體現。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岐州(今岐山縣)大旱致災,導致莊稼嚴重歉收。張載聽說後,每次吃飯時,對著飯菜都無法下嚥,同情飢餓百姓。他希望官員應像愛護自己和對待朋友一樣,關心百姓和世間生靈萬物。

此外,在《西銘》中,張載還指導我們應該堅守一種積極進取和樂天安命的生活態度。他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處於富貴的境況,雖可安樂享福,但千萬不要驕橫,要知道這是天地對你的關愛和眷顧;如果一個人處在貧賤的境遇,雖有困苦憂愁,但也不要絕望,應該將其視為天地對你的鍛鍊和考驗,鮮明地體現了張載既積極又超脫的人生態度。後人常用“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來概括這個意思。

在張載的一生中,曾兩次被薦入京,但當發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時,他毅然辭官,迴歸鄉里,教授弟子。

他的精神深刻影響著一大批關學學人。正如我國著名思想史家張豈之所言,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學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體現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是中國人的精神。

來源:陝西日報

編輯:於明| 審核:婁利平 楊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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