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大概是哲学中最“难以理解”的词，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
我们今天用《亮剑》中的一集为例，来讲一讲：什么是现象学？
《亮剑》第24集
李云龙说：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面，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田雨：老李，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李云龙：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
田雨：首先是用词不当，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行，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李云龙：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首先找我那把椅子吧？我拿眼睛这么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呀？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
这段话为什么是现象学的？
1. 它是一种现象学的描述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描述就是对统握中涉及到的体验进行一种描述性的研究，它既是对“意向活动”（实项内容以及对它的统摄）的“描述”，也是对其结果的“意向相关物”的“描述”。
倪梁康老师在2018年现象学年会的开幕式报告中提过一个问题：一直有人让我给出现象学的描述的具体步骤。随后他引用了科耶夫的《法权现象学》中的操作：其做法是，通过分析一个特别清晰、 典型、独特和纯粹的具体个案，寻找被研究实体的 ‘理念’（柏拉图）、 ‘理念型’ （韦伯）和 ‘现象’ （胡塞尔）等。换言之，人们必须要揭示，是何种内容使某个特定个案成为一个比如关于法权的个案而非宗教或艺术的个案。而在揭示出这种内容后——即，在找到现象的‘本质’后——人们还必须用一种正确而彻底的方式对此加以描述，这种关于本质的描述也正是对所讨论的现象的定义。”（参看：倪梁康《法权现象学在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开端和发展，《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科耶夫著，邱立波译：《法权现象学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１年版，第２－３页）
回到那段对话，李云龙何尝不是在描述纯粹的“看”的结构：既关注在“看”的眼睛这一端（意向活动），也关注被“看”的椅子和屁股那一端（意向相关物）。
其次，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做出以下说明“这是按照我们的经验（expérience）之所是对我们的经验进行一种直接描述（description）的尝试，而没有考虑其心理学的发生，没有考虑科学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能够为其提供的因果说明(explication)”，他随后在正文中表述得更清楚“胡塞尔在其后期的哲学中承认，任何反思都应该通过回返到对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描述而开始”（参看杨大春《知觉现象学》最新译本，P419）”，而李云龙所做的恰恰是对我们实际经历的（vécu）一种纯粹描述。
2. 它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另一种表述
对话的最后一句使我看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子：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
海德格尔为什么讲椅子？海德格尔把环绕着我们的最切近的物，叫做器具：工具，交通工具，度量器具。而“为-之故”之关联脉络就构成了器具的特殊结构。比如，李云龙走入二师的指挥部，指挥部内的每一个别的器具依其本质都是为了某某的器具，为了屁股坐下，为了点烟，为了洗脚。每个东西都与它所为的东西，与这个东西之所是有着内在的关涉。更明确地说，我们在一种周遭环境中生存着逗留在这样一种可领会的物宜整体之中，即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知道它对其他诸物，也就是对例如窗户凳子之类有个关系。在实践性的环顾寻视中，对于那张脸来说，凳子是“不被思虑的”，它不将这一存在者发现并领会为器具。只有屁股才关心那把椅子，屁股与椅子居留在意蕴之关联脉络中。参看《现象学之基本问题》
3. 它表达了“脸”的无限性
李云龙说：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他为什么不说“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脸踢跑？”
因为脸拒绝占有和把握，它拒绝我的权能。面对穷人、陌生人、侵略者，我们当然能够进行任何形式的把握或处置，甚至伤害，但列维纳斯告诉我们，在“脸”的临显中，那可感者变成了对于把握的完全抵制。这种抵制不是说让我们无能为力或遥不可及。而是使我的权能的能够本身瘫痪，即“脸”对我说话：汝勿杀！和“脸”一样，“屁股”（加引号的屁股）也会对我说话：汝勿踢！
因此，屁股和椅子的问题既是李云龙的问题，也是现象学家的问题。现象学比起其他哲学有什么特殊之处呢？现象学对于世界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态度？现象学不是怀疑论的，现象学态度根底上不要求我们进行怀疑。对现象学来说，一定是存在一种存在信仰的，现象学是有地基的，胡塞尔会说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我们的常识感，现象学不怀疑这种常识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