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上午，蔣介石在廬山接到宋哲元電報：“日軍駐豐臺部隊炮四門，機槍八挺，步兵五百餘人，自陽夜（7日）十二時起，藉口夜間演習向我方射擊。企圖佔領盧溝橋城（即宛平縣城），向該城包圍攻擊，轟炸甚烈，我駐盧溝橋之一營，為正當防衛計，不得已不能不與之周旋，現仍在對峙中。除以在事態不擴大可能範圍內沉著應付外，如何之處，請示機宜。”
守衛在盧溝橋上的第29軍官兵
盧溝橋發生軍事衝突，蔣介石並不感到意外，就在一個星期前，他曾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據報日人在華北將有舉動，無論是否，不得不嚴密準備，積極防範，請兄與成章（沈鴻烈）先切取聯繫，秘密戒備，以防萬一。中央亦已積極籌備，必隨時赴援也。國防工事構築進度如何？望星夜督促，兼工趕成為盼。”
儘管不意外，但蔣介石仍在日記中寫下心頭疑慮：“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故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儘管打問號，但蔣介石的態度一開始就比較強硬，當即回覆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此間已準備隨時增援矣。”
蔣介石
真的準備隨時增援嗎？蔣介石指示參謀總長程潛、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由開封以西部隊中先派一師，開赴黃河以北，其餘準備兩師，可隨時出動為要。”徐永昌十分重視，連忙召集重要幹部討論，梳理出五條建議：
一、擬請將原駐彰德之炮七團，迅由華岳廟回防，以便應援；並懇一面知照閻（錫山）副委員長，亦準備炮兵一部增援。二、擬將奉準撥給之小炮十二門，速由洛陽向保定方面輸送。三、擬請飭令航委會迅作應援之準備。四、擬請中央有力部隊（如10D、83D），及與宋部有淵源之部隊（如孫連仲、龐炳勳）中，先選四五師，飭令準備開拔。五、密令沿江沿海及重要都市之負責長官嚴行戒備；並嚴飭各地重要工事，限期完成。
蔣介石與徐永昌
看來是動真的！蔣介石批示：復照辦，並限華岳廟炮團兩天內集中彰德在車上候令。至於是否調動中央軍北上，蔣介石有顧慮，以宋哲元為首的冀察地方集團原為馮玉祥舊部，和閻錫山、李宗仁、龍雲、劉湘等地方實力派一樣，把“地盤”看得很重，對中央軍“入境”非常“感冒”。我的地盤我作主，不是你想調就能調。
有鑑於此，9日早晨，蔣介石示意程潛、徐永昌：“令平漢路孫連仲第廿六路兩師，向石家莊或保定集中；並先電宋哲元，令龐炳勳與高桂滋部，皆向石家莊集中。”電報字數不多，奧妙無窮。孫連仲、龐炳勳都是馮玉祥的舊部；1930年中原大戰，高桂滋是閻錫山、馮玉祥“反蔣”陣營一員大將。各位網友看明白了嗎？蔣介石、徐永昌用心良苦，宋哲元啊，我們調派你的“老戰友”來做你的堅強後盾。
蔣介石和孫連仲
盧溝橋事變發生之時，宋哲元人在山東樂陵老家，實際事務交由第29軍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負責。部署已定，蔣介石致電宋哲元：“此間已派孫連仲兩師向石家莊或保定集中，及龐炳勳部與高桂滋部先向石家莊集中，希兄速回保定指揮可也。”我們品一品，首先，蔣介石的意思很明確，北上各部均歸宋哲元指揮；其次，“希兄”，明顯是以商量的口氣，希望兄弟你趕緊到保定坐鎮。
但是，命令也好，商量也罷，宋哲元心裡感到不安，馬上回復說：“此間戰事，業於今晨停息，所有日軍均已撤退豐臺，似可告一段落。一切情況，業由秦市長電告熊次長（熊斌），想已轉達鈞座。華北部隊守土有責，自當努力應付當前情況，職決遵照鈞座不喪權、不失土之意旨，誓與周旋。倘中樞大戰準備完成，則固囿民心理夙夜禱企者也。”
宋哲元
7月10日，秦德純密電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蔣委員長致宋主任電派四師北上，統歸指揮，業由宋公徑復遵辦。惟此間形勢已趨和緩，倘中央大戰準備尚未完成，或恐影響，反致擴大，可否轉請暫令準備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結待命，以後果有所需，再為電請之處，務乞察酌為禱。”言下之意，盧溝橋事變可以大事化小，增兵北上恐怕適得其反。為此，蔣介石提醒宋哲元：“守土應具決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技，務期不喪絲毫 主權為原則。吾兄忠直亮節，中所素稔。此後尚希共為國家民族前途互勉勵。”
通過爬梳原始檔案，我們不難發現，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蔣介石的處置比較強硬，第一時間調集軍隊增援，但是冀察地方當局有些猶豫不決，幻想通過談判就地解決，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婉言拒絕兄弟部隊北上。由此可見，抗戰之“難”，首先難在軍政系統不統一，或者說蔣介石“這個家很難當”。見仁見智，看檔案說抗戰，我們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一切都以史料說話，歡迎大家留言跟帖。
參考文獻：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
3、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1981年編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