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1]
小時候沒有聽過父親母親講任何與他們工作相關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親是幹什麼的。在我看來，父親就是父親，他關愛我們，我們尊敬他，這就夠了。他在“外面”是什麼，並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學四年級的那個冬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母親帶我去釣魚臺——那時候的釣魚臺國賓館剛剛建成沒有多久，有點像幹部俱樂部的性質，並不像今天這樣警衛森嚴。在那裡小劇場看演出的休息間隙，我穿過長長的走廊去理髮室找我母親，回劇場的途中在一個大廳裡見到了正跟鄧媽媽鄧穎超學做健身體操的周恩來總理。周總理看到我，揮手製止了要帶我出去的警衛，走過來親切地問我父親是誰，我這個小毛丫頭囁嚅著不肯說父親名諱，反而愣頭愣腦地對總理說，反正你也不認識他。總理笑了，說，那你說出來看看嘛。我很不情願地吭哧著說，他姓熊。沒想到總理一下子就說出了父親的名字：噢，熊向暉，我認識他。我當時非常意外，不明白總理怎麼會認識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親。過後問母親，她只是笑，也沒有解釋。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父親和周總理的關係，早在抗戰初期就開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後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周總理是父親最崇敬的人之一。父親對毛主席，對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也非常崇敬。
出於這種崇敬之心，在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去世之後，黨史部門、黨史刊物約請父親寫文章回憶紀念他們時，父親都是欣然動筆。原題為《於細微處見精神》的《周總理對我的幾次批評》一文，就是1987年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約，為他們編輯出版的《不盡的思念》一書所寫的一篇回憶文章。父親的紀念文章，既有鮮為人知的詳實史料，又有真實生動的樸實敘述，不僅向他約稿的黨史工作者，而且那些健在的當事人都非常認可父親的那些回憶。
熊向暉
為紀念週總理去世15週年，中央文獻研究室再次向父親約稿，並特別希望他寫一寫周恩來對我黨隱蔽戰線的領導。於是，父親寫了《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1991年1月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開始連載，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15週年當天，《人民日報》以《周總理的魅力》為題以整版篇幅摘要發表，並在頭版刊登編者按介紹，說這“是對周總理在抗戰期間文韜武略、大智大勇的回憶文章”。之後，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發行了其單行本。1999年，黨史出版社將《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和父親在此前此後十多年發表的其他文章結集出版，書名為《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父親的文章，首先是有關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老一輩領導人和他親歷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回憶。除了《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和《周總理對我的幾次批評》，收錄在本書中的《毛澤東主席與“小國弱國人民會議”》、《毛澤東向蒙哥馬利談“繼承人”》等文，都是史料性極強又非常生動的回憶文章。特別是《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研判和建議》，則是以事件親 歷者的身份首次再現了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這四位老帥在重大戰略上的高瞻遠矚，協助毛澤東主席做出重大戰略決策，最終導致了上個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的解凍。
父親的另一些文章，則是基於對一些史實陳述誤讀的糾偏或對一些不實陳述的糾錯。比如《關於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總理握手的問題》，就是針對曾經廣為流傳的一個誤解而寫的。那個傳言造成了一種印象，就是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周總理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伸出手去，但是杜勒斯拒絕和他相握。這是對歷史的一種誤讀，因為熟諳外交禮儀的周恩來總理根本不可能這樣冒失。而這件事又不能簡單地以“子虛烏有”來說明沒有這樣的事。親身參加過那次日內瓦會議的父親引用了大量的公開資料，講清楚了此事的來龍去脈。
再有一些文章，就是對歷史事件的解讀，如《“乒乓外交”史話》，對於當時有關這一歷史事件的文章或著作觸及到卻未有答案的一些問題，有根有據地做出了說明。
在將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父親有很多獨特的經歷。除了地下十二年，新中國成立後，他於1955年受周總理指派聯手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助理在香港處理“克什米爾公主號”案件、1969年為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形勢擔任秘書、1971年到1972年全程參加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的接待工作、1971年聯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代表首次參加聯大，還有1962年和1972年先後出使英國和墨西哥……甚至還戲劇性地在毛澤東主席判斷林彪問題的“九一三事件”，以及1976年華國鋒、葉劍英領導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歷史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小小配角，這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左圖：熊向暉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正式出席在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1971）；右圖：熊向暉陪同周恩來總理迎接尼克松訪華（1972）。
遺憾的是，父親始終未能寫出一部他所經歷的歷史的完整回憶錄。一是他身體越來越力不從心。他年輕時就患過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晚年又患過膀胱癌、前列腺癌、頸椎骨刺增生壓迫脊髓，直到最後罹患肺癌，每年幾次住院。二是他太認真，對寫作的要求特別是史實的核實幾近嚴苛，這不僅影響寫作速度，而且也很難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給父親當助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認為我不夠嚴謹。三是由於他這種認真嚴謹，他容不得重要黨史文章的一點失實之處，發現了就要寫文章指出，這也花費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經勸他寫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會別人的那些錯誤。但是他覺得，掃偽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感覺這有如歷史學黨史學的一種基本建設，這些文章與父親的其他文章一樣，為後世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也為後世學者提供了一種更可寶貴的嚴謹治學態度。我曾聽不止一位當年主席和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父親寫的文章最真實，最可信。
也是父親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讓他有了好幾位黨史研究的忘年交。有的是他給別人糾錯，別人虛懷若谷地登門求教，有的是別人發現了他行文中的錯處，向他指正。父親對這些同樣表現出嚴謹治學態度的後生晚輩非常欣賞。他們其中的一位就是本書初版的責任編輯傅頤。我覺得傅頤當初的認真編輯給這本書的再版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特此向她表示感謝。
這本書以前都是在黨史出版社出的。合同到期後，另有一家出版社希望我給他們出，他們的編輯還告訴我，父親這本書“不是暢銷書，但是長銷書”。但是大約是人事更迭的原因，再版此書的事情不了了之。可是“長銷”的話卻被他不幸而言中，一直不斷有人在尋購此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是父親離休前最後供職的單位，中信出版社也是很優秀的出版社。感謝出版社的副總編季紅，非常認真地審校了全部書稿，接下了再版此書的工作。可是我事先完全沒有想到，一本曾經由中共黨史出版社編輯並幾度再版的書，在沒有什麼內容增減的情況下重新再版，居然花費了兩年多的功夫，其中艱辛，很難想象。為此，我特別感謝中信出版社季紅老師的堅持、堅韌和認真。
父親雖然沒有寫過完整的回憶錄，但是這些文章，不僅是毛主席、周總理那一代共產黨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實記錄，也反映了父親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熊向暉著，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4月出版
[1] 熊蕾，熊向暉之女，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副社長，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