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没让儿子上幼儿园；挤进炙手可热的名牌小学后，他一周后就让儿子转走了；儿子考上了台湾最好的大学，他鼓励他去读任何不赚钱但有趣的专业。“我如今对他很放心，不是因为他会赚钱，而是他至少不必经历我这些事。”
朱德庸从小就害怕跟别人打交道，他最喜欢的事情是，一个人安静地在家里画画。每逢离开台北去别的地方参加活动，他都要给自己做很久的心理建设。通常一个月前，他就开始数天数，倒计时，越临近出发他就越焦虑，出门的第一天，他马上又开始倒数回家的日子。
他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读书成绩不好，也不会跟同学打交道。“只要牵涉到两个人以上的事情，我就觉得很困难”。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对自己都有很深的怀疑和否定，比如认为自己很笨，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该在这个世界出现，因为他跟周围所有事情都格格不入。
这对一个孩子的损伤无疑是巨大的。从求学到工作，他既没办法打开自己，也从未被外界接纳。他常常想，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别人一样跟大家打成一片？为什么跟人接触那么困难？但是他怎么想也想不透，最后只能归为，“可能我有毛病”。
53岁那一年，朱德庸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亚斯伯格症。亚斯伯格症被认为是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交能力不足。“其实这并不是一种病，它有很多的倾向，我发觉跟自己前面的经验对得起来，那时我就开始释怀了。”被困扰了几十年后，朱德庸第一次感到松了口气，原谅了之前的自己，“原来这不是我的错，就像一个人长得丑不是他的错，甚至他生出来身上有一些残缺，那也不是他的错。那只是上天塑造不同的人的一种方式。”
从那时起，朱德庸跟父亲的关系也变得清晰起来。父亲跟他交谈很少。他之前总是想，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不像一般父亲那样，会给孩子传授人生经验，讲一些入社会的技巧？
父亲跟他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呆在家里，很少出去应酬。当他再用亚斯伯格的一些倾向跟父亲对照时，整个谜底就这样揭开了。“亚斯伯格是会遗传的。那个时候我就接受了很多事情，包括小时候一直困扰我的全部。当你解开的时候，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像看一个人时绕到他的背后去。所以虽然亚斯伯格带给我很多困扰，但也带给我很多好处。”
意外的走红
大学时，朱德庸读的是电影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德庸在电影系的系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漫画。“当时那个主编算错了页数，快要出刊时发现多了一页空白。他知道我会画画，就跑来问我要不要画一个，但他不跟我讲空了一页要我垫档的事。”
在朱德庸看来，亚斯伯格的好处就在这里：他们都不会很精明。“不然我可能就会问他，你之前为什么没有跟我讲呢，为什么到最后才急着要？但是亚斯伯格的人傻嘛，不会想那么多，我当时就说，好啊好啊，还觉得是我的光荣。”
朱德庸的作品发表后，被当时《中国时报》的主编看到了，立刻跟他约了稿。那时候报纸连载漫画通常是每人连载一个月。那一年12月底，朱德庸把自己画好的31张漫画交给了报社主编，然后就去服兵役了。
服兵役期间，他跟父亲保持着通信，在每个礼拜的信中，他都会问父亲，报纸上有没有刊登他的漫画作品。在最初两个月，回答都是——没有。直到三月底，父亲告诉他，他的作品终于见报了，但是每个星期只刊登三幅。朱德庸心想，“完蛋了，我画得实在太烂了，别人都一个月登完，我竟然一个礼拜只登三幅。”
几个月后朱德庸服完兵役回来，家中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朱德庸接起电话，发现都是来自杂志、报纸、电视台的采访邀约。他这才知道，自己红了。原来《中国日报》的主编在看了一遍他的作品后，认定这个作品一定能火。为了等朱德庸服兵役回来，报社不仅延后了刊登时间，还想出了每周刊登三幅的办法，来拉长作品的周期。
那一年，朱德庸26岁，凭借《双响炮》对人性及婚姻的敏锐而老成的认知，一炮而红。如今，朱德庸58岁，却带来了《绝对小孩3》，以及一颗未泯的童心。而他的儿子朱重威，也成长为令他引以为豪的大小伙子。这些年，朱德庸是如何以自己的体会，塑造出一种另类却快乐的教育观的？
----- Q&A Pt.1 南都周刊VS朱重威 -----
那些我爸爸做对了的事情
南都周刊：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给过你任何关于如何跟人打交道的建议吗？
朱重威：其实是没有的。在大学二三年级之前，我们两个平常都很少聊天。最多就是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坐过来，说：‘把遥控器给我’，就是这种对话而已。一直到真正开始聊天，是有了共同话题——我要去当兵了。那时候他才跟我讲他以前当兵发生的一些事情。
南都周刊：当兵成为了你们父子交流的一个契机？
朱德庸：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长大了。我是觉得他还在求学的时候，我自己都还像一个小孩，就像小时候我跟他玩玩具，根本不让他的，经常把他的玩具抢过来。我跟一般爸爸不一样，他们跟小孩玩的时候很温柔，动不动就’你好棒，我输了’。没有，我跟他玩的时候就跟一个同龄的小孩一样，根本不让他。一直到他念高中大学，对我来讲更开心，既然他会念书，那就好了。（朱重威：他开心了超久！）因为我其实不希望他走我这一行，我知道创作这一行在亚洲非常非常辛苦。
南都周刊：我看你读的是台大昆虫系，那确实是一个很冷门的专业，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读这个专业？你父亲提到在你小时候他们经常请假带你出去观察昆虫，是不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呢？
朱重威：（一拍大腿）这个影响可深了我跟你说！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我曾经的梦想是要当漫画家。然后有一天，我妈就把我拉到客厅，我记得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笑），她问我说，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漫画家，她说你知道漫画家以后会怎么样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会饿死。从此以后，那个心理阴影就一直跟着我，我觉得这些是真的。我后来其实也会觉得说，我应该要试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是自己喜欢的。
朱德庸：其实他的父母是不太负责的。（朱重威：我倒不这么觉得）但是他的父母对于尊重他还有他的人生来看的话，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个时候考大学，他的分数可以去台湾清华大学的生物系，分数比台大昆虫系的还更高，而且这个如果进去念的话，出来找工作应该是更稳的。
当时两个学校都需要面试，清大的面试在一大早，台大的在下午。那天我们是赶非常早的车去新竹赶清大的面试，中午一面试完就立刻赶回台北，参加台大下午的面试。简单说来，一般父母可能让他去念清大，因为一比较的话，清大的生命科学看起来比台大昆虫系更有发展，但是我们让他自己决定。
朱重威：我本科两年读昆虫系，读到大二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不对。从大三开始，我就修最低的学分，然后用选修的方式跑去读艺术史。我因此延毕了一年，都是在研究艺术史。后来我考了第二次研究所落榜，就不想考了，因为我看题目，觉得那个所不是我要的。
我就又去考了设计所，考上了，现在在读。也是绕了一个大弯，他们每次就笑我，诶你为什么当时没有直接去读设计呢？但我要是不绕这么一圈，搞不好我现在会在设计所说，我要去考生物了！
所以我的父母不是不负责任，他们是很尽责的父母，事实上他们认为自己不负责任，正是因为他们要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就是我问他们意见，他们提供给我意见，最后做决定的是我自己。那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也是必须我自己负责。
朱德庸：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犯错的过程，因为你没有经验，就算有经验的人跟你讲，也许对他来说是正确的，对你来说却不一定。我现在从事这个工作，我跟别人讲，别人如果照着我这个路走一圈也可能是错的。人生就是一直不停地犯错，但重要的是，这个错是你自己决定之后犯的错，而不是你听了别人的决定犯了错，那个差别很大。
----- Q&A Pt.2 南都周刊VS朱德庸 -----
我不要用生活去换那“三秒钟热度”
南都周刊：小时候你感觉不被接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的作品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那还会害怕跟别人交流吗？
朱德庸：当然了。其实我一直都在排斥这个事情，会造成我的紧张，所以我必须要在之前做大量的沉淀，让自己去接受这件事情。不管是采访也好，或者是去一些公开的场合参加活动，在那之前我都会很不安。就像我本来住在一个玻璃球里面，那个玻璃球是不需要去碰外界的，但我可以看到外面，而我看的时候也是很自在的，但是今天要我从玻璃球里出来，对我来说压力很大，这就等于把我完全暴露出来的感觉。
我前几天去录一个节目，录完之后回到休息室，工作人员已经把晚餐准备好了，但我却吃不下。我以前到北京来是非常喜欢吃涮肉的，我也跟朋友约了录完节目后去吃涮肉，但那天根本吃不下，感觉没有味道。因为录节目耗费了太大的精神，你要面对的并不是只有主持人一个，旁边全都是工作人员，灯光、摄影、现场导播，就等于被围观，我要用很大很大的力量把自己压制下来，否则我就会想跑掉。录完之后感觉人已经有点虚脱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刚成名没几年，媒体访问我时我会走神，主持人问我话，我就看着他，然后脑袋里想的是如果现在我跑到哪里去会怎么样，所以有时主持人问完我之后，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根本没有听到，注意力跑掉了。后来我就强迫自己专注在这里，不准跑掉。
南都周刊：但随着成名这些年，你还是不得不参加很多活动，有没有适应了一些？
朱德庸：应该这么说，适应是永远不会适应的，所以我用自己的方式，第一是我很少参加活动，非常少，虽然邀约很多。我上一次做节目是三年前。我只有某个时刻觉得可以了，或者觉得那个节目的形态还蛮适合我，否则我全都不参加。第二就是如果非做不可，我就对自己说，如果你觉得不适应，那是你亚斯伯格，所以只要知道现在这个状态可能是亚斯伯格的关系时，就像虽然被杀了，但是你知道凶手是谁。
南都周刊：因为亚斯伯格的缘故，你儿时画画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情绪上的一种排解，在后来成了职业画家后，心态上有比较大的转变吗？
朱德庸：小时候，画画是一种兴趣，一种快乐。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画，并且可以连续画很久。其实从小我所有的时间都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其中一个世界就是漫画，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跟所有活的东西互动，跟狗、猫、蟑螂、蜜蜂、蚂蚁、蜘蛛，除了人，只要是活的东西，我全都可以跟他们互动，就是不跟人互动。我小时候花很多时间画画，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父亲也喜欢画画，可能有一些画画的天分是他传给我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无感呢？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应该会有很大波动才对。
朱德庸：只是觉得不太能接受，因为它没有一个过程。就像一个女人，她如果没有怀胎十月，而是有个按钮，我决定明天生小孩，一按钮，明天就生小孩，她对这个小孩的感受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成名也是这样，那个过程就是我交完稿子，八个月后回来，人家跟我说你红了，那个成功对我来说是没有过程的，直接就跳到成功了，它并不是费尽千辛万苦最后成功的。再加上我自己的个性，成名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不是个很具体的东西。
我说的三秒钟理论就是，我走在马路上，突然对面两个人走过来跟你说，朱先生你好，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你不能对人家不礼貌，你要说，谢谢。等你走了，他们也走了，他们可能下一个念头就转到肚子饿了，要去吃什么。换句话说，你的名气对别人来讲，可能就维持三秒钟，但你需要费尽你的一生，就为了得到别人的三秒钟吗？这是我不愿意的，一个人就算认得你，认为你很有名，那又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有人要不断地拼命曝光，因为他想不停地维持三秒钟的热度，但我觉得那个并不需要用你的生活去换。
要成为“我”，而不是“我们”
南都周刊：我看到你的漫画旁有时会写边栏，文字通常是对仗的句式，很有哲学的意味，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是很难的。你曾说你有识字困难症，但是你表达东西却非常贴切。
朱德庸：其实这也是我很傻的地方。对我来讲，我脑子里面装太多太多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把它们全画进一本书。我出书的时间又拉很长，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文字去把它表达出来。二十年前，在我出第一本《双响炮》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还要再写边栏，你的每一个边栏都可以再改成一个四格了，这样一本书的内容就可以拆成两本或三本，现在这样是划不来的，物超所值，你是傻瓜。
我的书里，一页光四格就两个，外面有很多书，一页就一个四格，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对我来讲，用漫画+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