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绑架
任教于威灵顿维多利亚大的哲学家凯勒（Simon Keller）曾经解释过道德绑架的运作。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情境”（moral situation）。道德情境就是个人所拥有的义务、权利、在道德上被允许做的事情等等。举例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不可见死不救”的义务，都有权利发表言论、信仰，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自己要从事怎样的娱乐活动等等。
一些的义务、权利，会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工作、身边的处境而改变。举例来说，假如一个医护人员，很可能对自己正在照顾、治疗的病患有特殊的义务。任何人对自己的亲属，不论是晚辈、平辈、长辈，都可能有一定照护的义务。如果我们走在路上看到别人晕倒呼吸心跳停止，不应该见死不救，就算没有义务施予帮助，也至少应该叫个救护车。
情境的改变会让人负担额外的义务（法律以外的义务），这使道德绑架成为可能：
医院可以轻易地去剥削医护人员，故意把班表拉长或者拒绝给付加班费，然后告诉医护人员说“没有其他人可以接手，你们不可以丢下病人啊”。这样一方面可以省下不少支出费用，另一方面可以维持一定（但不见得多好）的医疗质量。
某些航空公司会说“服务旅客是空服人员的天职、本分，要多替旅客、公司着想”，然后以各种名义苛扣假期、薪水，或者要求员工在台风天冒着生命危险出勤。
用人企业可能会更多的强调实习生对公司的义务，“公司给你机会和平台，你要多为公司考虑”，然后在实习中突然减薪，以便节省开支费用。
我可以随手把垃圾丢在别人的自行车篮子里面，然后别人搞不好会觉得不可以乱丢垃圾，或者怕被别人看到自己乱丢垃圾，所以乖乖地把垃圾丢到垃圾桶内。
学校则“光荣”的压榨老师，对老师讲，马上快高考了，晚上或周末要加几节课程，作为老师，要多为学生的学习成绩考虑，总之，以各种名义“无偿”的让老师加班加点。
……
在这些情境下，道德绑架的受害者往往除了必须承受内心的道德谴责，更必须承受来自社会的道德压力。
道德绑架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
道德绑架的问题在哪里？
道德绑架似乎很明显在道德上有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是带来不好的后果，比方说压缩了被害者的休息时间、给予他们较低的薪资等等。但是似乎不只是这样，至少到最后病人得到照顾、学生得到了课程、乘客得到方便、垃圾都进了垃圾桶。凯勒主张，道德绑架的最大问题，在于借由改变道德情境，不正义地分配了道德义务。有些事情该是别人自己去做的，或者别人必须出钱找其他的人做，但是经过了道德绑架，这些义务通通都堆在被害者的身上。
对待道德绑架的对策？
那怎样回应道德绑架？就被害者的角度来说，似乎有一个方法，坚持拒绝：不理会道德绑架，即使做出道德上错误的事情在所不惜。如果我们清楚让绑架者知道我们会拒绝，那么绑架者就知道再怎么绑架都没用，以至于一开始就不会设法采取道德绑架。如此一来，即使我们准备好做错事，我们实际上也不会做错事，因为我们的坚持让做错事的情境不会发生。
当然，实际上拒绝没道德绑架这么简单容易，而且带有极大的风险。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讲说我们会拒绝，但是绑架者还是照样绑架，我们又得重新决定是否要真的拒绝。其次，绑架者往往拥有更庞大的社会与媒体资源，可以呼召社会民众（网友）一起对被害者施压。社会经常出现双重标准，对有权有势者轻轻放下，却拿着放大镜检验弱势群体。此时，一旦弱势真的拉倒，他们所承担的代价远超出有权有势的人。如此一来，在社会民众（网友）的“支持”下，绑架者往往“负担”得起一而再再而三的绑架，但是弱势团体“负担”不起再三的拒绝。
这指向更关键的结构问题：为了让被绑架者能坚持拒绝，社会民众（网友）必须意识到道德绑架所伴随的双重标准。当医院、学校、航空公司、乱丢垃圾的路人、用人企业进行道德绑架时，社会大众至少要停止盲目地只谴责被绑架者。我们必须意识到是血汗医院、学校、航空公司、用人企业等有权有势的团体，在剥削、利用员工。我们更要认真思考怎样停止当一个道德绑架的帮凶：抵制道德绑架的企业，并且唾弃协助道德绑架的机构、要求严格落实《劳动法》等等。唯有社会民众停止谴责被害者，才有机会消除道德绑架。
有一点必须特别说明：道德绑架的成功与否不倚赖于被绑架者“实际上”是否有那些义务；只要被绑架者“相信”自己有那些义务就可以成功。特别指出这点，是因为我们并不相信在不给付薪资、加班费，或者排定合理班表、提供安全工作环境的前提下，员工真的对病患、乘客、消费者有义务。不过一个强调天职的社会似乎很容易逼迫员工相信自己有这种义务，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社会民众（网友）也很容易依据这种信念用道德的眼光去看待社会中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