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上的开国上将，谁任职最早？谁任职最长？

2016年 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随着五大战区的成立，原来的七大军区番号撤销。解放军原来的大军区是根据国家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和战略战役方向、作战任务等设置的军队一级组织，是战略区域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机关，地位十分重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大军区的军政主官主要由开国将军担任。而在任职的开国将军中，开国上将又占有突出的位置。据统计，在57名开国上将中，有26人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含大军区代司令员、专兼职政治委员），占开国上将数量的45.6%，这一比例在开国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中也是最高的。

“文革”之前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上将

1955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略区进行重新划分，决定将原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军区（亦称一级军区）改划为十二个大军区，随后按城市和省（区）的名字命名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1956年4月，又增设福州军区。至此，大军区数量增加到13个。此时，开国元帅均已离开了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以开国上将为代表的高级将领逐渐走上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由于多种因素，十位开国大将在建国后均没有担任过大军区的军政主官。

“文革”爆发之前，先后有邓华、杨成武、杨得志、许世友、黄永胜、谢富治、陈再道、贺炳炎、乌兰夫、叶飞、周桓、朱良才、王新亭、唐亮、韩先楚、杨勇、陈锡联、赖传珠、阎红彦、宋任穷、李天佑等21名开国上将担任和兼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

在13个大军区的首任司令员中，开国上将担任了10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其中，邓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谢富治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乌兰夫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叶飞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等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则由开国中将担任。如果算上代司令员的话，担任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最早的应该是邓华，1954年2月，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回国，担任东北军区代司令员。当时的大军区司令员都是开国元帅级人物担任，这个代职也体现出邓华在开国上将中的突出地位。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一次谈及人事问题时，曾说：要重视“两华”（即邓华和萧华），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邓华当时在领袖心中的地位。

在13个大军区的首任政治委员中，开国上将担任了7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周桓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朱良才担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王新亭担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排在他之前的政治委员由地方负责人兼任）；唐亮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后改任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由地方负责人兼任）；谢富治担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兼）；乌兰夫担任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兼）；叶飞担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其余6个大军区的首任政治委员，3个（兰州、新疆、西藏军区）由开国中将担任；3个（广州、武汉、成都军区）由地方负责同志兼任，军队干部担任副政治委员。

这一时期，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上的开国上将大都年富力强，正值壮年。年龄最大的朱良才也不过55岁，而最年轻的杨成武只有41岁。大部分军政主官任职时只有40出头，如贺炳炎42岁、叶飞42岁、杨得志44岁等。

在“文革”前，开国上将任职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也有一些变化。在大军区司令员岗位上，1957年9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先楚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原司令员叶飞的工作重点转向地方，仍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治委员；谢富治不再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继续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9月，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接替杨成武，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则调到解放军总参谋部，担任常务副总参谋长。1959年10月，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接替邓华，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因涉及到所谓彭德怀的“反党集团”问题，被调离军队到地方工作，后任四川省副省长。1960年7月，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因病去世，年仅47岁，是第一个离世的开国上将。

另外，在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还出现两位代理司令员的上将。在杨得志、黄永胜分别到南京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王新亭代理军区司令员（1955年3月至1957年9月）；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代理军区司令员（1958年1月至1960年12月）。

在大军区政治委员岗位上，1958年11月，解放军原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接替朱良才担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朱良才因病离职休养。1959年10月，赖传珠调到沈阳军区，接替周桓担任政治委员（后改任第二政治委员）。周桓也因涉及到所谓彭德怀的“反党集团”问题被免职，后转业到地方，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12月，赖传珠病逝在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的岗位上，时年55岁。1958年11月，王新亭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前往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后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

1959年9月，谢富治调任公安部部长，不再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政治委员。阎红彦接替谢富治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9月，各大区中央局重新成立。11月，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兼任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3年12月,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唐亮因病离职休养。

“文革”期间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上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其间，一些开国上将也受到迫害，离开了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据统计，“文革”期间，有许世友、陈锡联、杨得志、黄永胜、陈再道、乌兰夫、韩先楚、杨勇、叶飞、阎红彦、宋任穷、韦国清、谢富治、李志民、王平等15位开国上将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含“文革”初期被打倒者）。其中，韦国清、李志民、王平是首次担任大军区军政主官。

“文革”爆发时，有11位开国上将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上。其中许世友、陈锡联、杨得志、黄永胜、陈再道、乌兰夫、韩先楚、杨勇等8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乌兰夫、叶飞、阎红彦、宋任穷等4人（含一名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担任大军区政治委员或第一政治委员。不久，一些担任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上将先后卷入政治漩涡。

1966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乌兰夫被诬陷为“反党叛国”，很快被打倒。地处京畿要地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是彭德怀在红3军团的老部下，1967年初，杨勇被打倒，不再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被关押囚禁多年。1967年7月，武汉当地的“百万雄师”群众组织围攻谢富治、王力等“文革”红人。随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指支持“百万雄师”而遭打倒。

除兼任大军区政治委员的乌兰夫外，“文革”爆发时还担任或兼任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另外三人也被打倒。1967年初,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叶飞受冲击,后被长期监护隔离。兼任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被打倒，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而兼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于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

在“文革”期间担任过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上将中，韦国清、谢富治是在“文革”开始后任职和再度任职的。1966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兼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67年4月起，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先后兼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并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等职。

“文革”是面镜子，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成为林彪集团的重要一员，后出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审查。兼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等职的谢富治也是权倾一时。“文革”初期，他指使“砸烂公、检、法”，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先后恢复工作。1972年5月,杨勇恢复工作，1973年6月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复出之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团结军区党委一班人，大胆进行整顿，为消除新疆的混乱局面做了大量工作。

1972年10月，在“文革”中遭到严重迫害的原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李志民复出，担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他和军区党委班子成员一起，着力肃清林彪集团对军队建设的消极影响，切实抵制江青一伙对部队建设的各种干扰。

1975年4月，原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被关押多年后恢复工作，8月担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后改任第一政治委员）。在武汉军区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叶剑英、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和司令员杨得志一起对军区所属机关及部队进行整顿，落实干部政策。

“文革”期间，未打倒的开国上将大都在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不过，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也经历着各种考验。“九一三”事件后的“效忠信”风波就是一例。林彪出逃后，清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材料中，发现了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3位大军区司令员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关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三封信件。该信压在林彪处，没有呈报给毛泽东。江青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会议中获悉此事，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上将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阴谋将他们打倒。后来经审查，也没查出3位司令员的串连问题。在周恩来、毛泽东的保护下，3位开国上将才终于从此事中解脱出来。

在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中，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次对调，他们四人原兼任的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均被免去。当时的大军区已调整为11个（西藏、内蒙古军区在“文革”初期已由大军区降为省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及昆明、成都军区司令员任职时间均不长，没有进行交流。

风雨飘零的1976年，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上的开国上将们都能站稳立场，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尤其是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等要职，一度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抓捕“四人帮”的斗争中，他积极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文革”结束后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上将

十年“文革”结束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开国上将大都年事渐高。不过，由于当时各级干部年龄老化的问题都比较严重，因此仍有部分开国上将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上任职。据统计，“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有许世友、陈锡联、杨得志、韩先楚、杨勇、韦国清、李志民、王平、萧华、刘震、杨成武等11位开国上将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其中萧华、刘震是首次担任。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开国上将陆续退出了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

“文革”结束时，有8位开国上将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上。其中许世友、陈锡联、杨得志、韩先楚、杨勇等5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韦国清、李志民、王平等3人担任大军区政治委员或第一政治委员。此时，有越来越多的开国中将、少将走上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

不久，随着军队一些领导岗位的调整，也涉及到个别开国上将。1977年4月，萧华从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的岗位调到兰州军区，先后担任（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文革”时期，萧华作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被关押囚禁达7年半之久。作为解放军最年轻的一员上将，萧华长期在总部工作。此次赴兰州军区，是他首次到大军区工作。“文革”时期，兰州军区和甘肃省也是一个“重灾区”。萧华到兰州以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清除“左”的错误，不断开创兰州军区各项工作新局面。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以后，军队各大单位领导成员进行了部分调整。9月，杨勇从新疆军区司令员的岗位调到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新疆军区司令员一职由原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刘震接替。9月，原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调到福建沿海，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这也是杨成武离开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19年后再度任职大军区。原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于1976年7月乘机失事后，军区司令员一职一直空缺。

同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韦国清进京，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此时，原由张春桥担任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空缺了近一年。总政治部在“文革”中是林彪、江青一伙争夺的重点阵地，也是“重灾区”之一。韦国清到任后，积极开展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着力抓好各项整顿工作。同年底，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平进京，担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9年1月，南疆战事将起，中央军委对个别大军区的领导进行了调整。云南前线临阵换将，杨得志由武汉军区调到昆明军区担任司令员。年近70的杨得志为保卫边疆再立新功。与此同时，刘震离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对解放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0年1月，中央决定，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调任中央军委常委，分别不再担任广州、昆明、兰州军区司令员。其时，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许世友已经75岁，是离任大军区司令员时年龄最大的开国将军。而许世友、杨得志已经连续在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任职25年，也是任职大军区司令员时间最长的开国将军。随后，杨得志接替邓小平，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陈锡联不再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不久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也被免除。

与此同时，李志民离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回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74岁的李志民是离任大军区政治委员时年龄最大的开国将军之一。韦国清兼任的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职也正式免去。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后，各级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83年6月，杨成武、萧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10月，他们分别不再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至此，开国上将均离开了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57名开国上将中，大部分并没有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他们有的长期在总部任职，有的长期在军兵种担任要职，还有的长期从事院校教育，甚至有的长期在大军区担任副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都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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