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德國，陳寅恪（立排左二）、章士釗（立排左四）、陳西瀅（立排右四）、傅斯年（立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等人合影。
傅斯年（左）與胡適。
新文化運動的猛先鋒、“五四”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在紀念五四運動25週年的文章中，為“五四”辯護，也在反思中坦承“五四”的缺陷，並回應“五四”的爭議。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社會各界對動機沒有異議，肯定是忠誠愛國；對行動卻有爭議，例如毆打、火燒、搗毀傢俱明顯是暴力；對成果也有爭議，例如對傳統文化的過度否定、對外來思潮的過度迷信。
傅斯年在中國學術界、教育界、政界叱吒風雲，是個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蔣夢麟語），在北大求學時就是個風雲人物，天賦、才華、鋒芒已淋漓盡致地展現。胡適稱他為“北京大學的最優秀的學生”；鄧廣銘早在極閉塞僻陋的村塾中讀四書五經時，塾師就告知傅是“北京大學最傑出的學生”、“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
提起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無論褒貶譭譽，無論政治立場，傅斯年必定是一個重要存在，不能繞，也繞不過。
書生意氣，弄潮“五四”
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北大。當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消息傳回國內，舉國震驚，北京學生髮出正義的怒吼。1919年5月1日或2日，傅斯年和許德珩、周炳琳、羅家倫等商量，既要對於國事有所主張，又要保存北大。辦法是在5月7日國恥日，由北大學生在天安門率領一班群眾暴動。可見北大學生中的意見領袖，不分政治立場，對組織學潮抗議侵犯中國主權、施壓政府、喚醒民眾、保護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劃和共識。
5月2日，蔡元培從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處獲悉，中國政府擬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當晚就將此消息告訴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段錫朋，以及國民社的許德珩等人。原定5月7日的“國恥日暴動”，時間不得不提前，方式也更文明。5月3日晚7時，經蔡元培批准，北大學生在法科（後來的北大第三院）大禮堂開會，決議次日聯合各校遊行，當場公推傅斯年等20個委員負責召集。
5月4日上午10時，北京13所大學學生代表在堂子衚衕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召開遊行示威籌備會議，傅斯年又被公推為會議兩主席之一，另一位是段錫朋。下午1時左右，北京3000餘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打著寫有“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款”、“拒絕簽字巴黎和約”等標語的白旗。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前列。
在天安門短暫集會約半小時，遊行隊伍前往使館區，但學生隊伍在東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過，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國使館遞說帖。四國公使無一出面，因為當天是星期日，他們都不在使館，“只有參贊出來接見，表示同情”。四個學生代表（包括有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另一個可能是張國燾）和東交民巷的官員通過數次電話以後，被推選進入美國使館，留下說帖。
傅斯年等學生代表與中國警察、四國使館交涉過程中，大部隊在使館外苦等約兩小時。中國的土地，中國人不能進入，中國警察（代表政府）攔在東交民巷入口，阻擋學生的愛國行動，逼迫學生撤退和解散。個體和國族的尊嚴受到進一步刺激傷害，學生憤怒情緒在醞釀、在膨脹，遊行秩序開始失控。國家快亡了，此時不起待何時？隨即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裡去！”
其實，傅斯年對攻打趙家樓一事有保留，和國民社的許德珩等人有分歧。他擔心發生意外，“曾勸說同學不要激動。但喧囂憤怒的聲浪，使傅斯年無法控制局勢。”（見吳相湘：《傅斯年學行並茂》）他只好帶隊前往曹宅。
隨後發生了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的情況。傅斯年離開之時，趙家樓已燒了起來，他冷靜地做了件聰明事，“把他一本日記簿，上面寫著許多代表名氏，往火裡一丟，馬上燒掉了。”1919年5月7日，陳獨秀致函胡適，表示：“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但是說起官話來，總覺得聚眾打人放火……難免犯法。”
北洋政府現場逮捕32名學生，其中北大學生20名，包括段錫朋、傅斯巖、許德珩、楊振聲、江紹源、易克嶷等活躍分子，偏偏沒逮住傅斯年這位“帶頭大哥”。避風頭的傅斯年沒有馬上回北大，而是當晚才回。由燒代表名單免除證據後患、在外避風頭躲追捕兩個細節，可知傅斯年比同齡人更成熟、更理智，既有危機意識又有生存能力，既能掌握全局又能雕琢細節。
北京學生“五四”遊行之後，全國城市（尤其上海）紛紛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北洋政府承受著強大的民意壓力和輿論壓力，6月28日，其代表團終於在原定簽約日，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這是五四運動政治抗爭和思想啟蒙最直接的勝利果實。
五四運動之前，傅斯年對中國的前途悲觀，“總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難說”；五四運動之後，他的信心開始確立，“我才覺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傅斯年：《中國狗和中國人》）“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並行”，“激動了青年的內心，沒落了北洋的氣焰，動盪了社會上死的寂靜”（傅斯年《“五四”偶談》）；“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從趙家樓回來的次日就與運動脫鉤。導火索是5月5日“有一個衝動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學，同他打了一架，於是他大怒一場，賭咒不到學生會里來工作。”這是羅家倫的記載，雖然迴避了打架的原因、細節，但傅斯年性格中剛烈急躁的一面，寥寥幾筆，躍然紙上。
與傅斯年衝突的對象，傅樂成說是胡霹靂，臺灣“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說是許德珩。衝突的程度，有說傅的眼鏡被一掌打掉，有說傅捱了耳光。總之是山東胖大漢傅斯年吃虧。
性情中人，譭譽參半
批判拳頭，不能代替拳頭批判。說到打架，傅斯年不止和一人幹過。他直率衝動、好辯好鬥。
《新青年》編輯、留學後任北大教授的劉半農，和他是十六七年的知己，年僅43歲病逝。傅斯年痛惜不已，流淚數次，稱劉是“友人中最努力之一位，北大老教員中第一位不該死者”，“想到我們打架時，不知涕之泣然也”。
年輕時的傅斯年不僅會打架，而且會撒潑。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科學長、系主任時，一天和人吵嘴打架，洪荒之力用完，也沒佔到便宜，轉身就去搬救兵。找到中山大學教授羅家倫、何思源，一見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張嘴大哭，非要兄弟們幫他去打架出氣。很難想象這是一位30餘歲大學教授的行為套路。
傅斯年因“打架”退出五四運動只是表因，還有三層內因：
其一，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時更情緒化。羅家倫說傅“是一個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段錫朋當時在北大的名氣不如傅，是傅在新潮社的小兄弟，也加入國民社。北大學生本來要推傅做剛成立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傅捱了一拳撂挑子，結果只好推段做首任主席。
其二，受胡適影響，對學運保持距離，更不支持罷課。五四運動後期，北大學生罷課。許德珩晚年回憶，“胡適曾親自出面要學生復課，遭到學生的拒絕。胡適又想用釜底抽薪的辦法，提議把北大遷到上海，願去者簽名，傅斯年、羅家倫都簽了名。陳獨秀先生知道後，把傅、羅叫去訓了一頓，此事遂告寢。”
其三，傅即將畢業，根本沒有做職業革命家的想法，必須務實考慮人生規劃。“自此而後，當閉戶讀書，努力為文化運動之一前驅小卒。惟學問可以益人益己，學本無成，出而涉世，本無當也。”
1919年9月9日傍晚，傅斯年、張國燾等5名北京學生代表，隨蔣夢麟到美駐華使館，歡送退休回美的芮恩施公使。雙方交談時，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後當發憤為學術上之研究，謀勞動者之生活，以知識喻之眾人，以勞力效之社會”、“獨立創造新生活，以圖淘汰舊生活”。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濟南參加山東官費出國留學考試，成績優異，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們都不主張錄取，因為他是《新潮》主編，是五四運動總指揮，是鬧事的激烈分子。北大學長、時任山東省教育廳科長陳雪南力排眾議，說：“成績這麼優越的學生，而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麼教育！”傅斯年有驚無險，最終過關。出國留學前，北大校長蔡元培書陸游《初發夷陵》詩“山平水遠蒼茫外，地闢天開指顧中”相贈，勉勵他在學問上豁然開朗、開天闢地。
傅斯年樹大招風，何止留學遇險，校內外都有非議。“平日任氣使性，不知人情為何物，故獲怨於人者尤多”，匿名恐嚇信就收到兩三封。“自《新潮》出版，波瀾層生，即同學中非之恨之者亦復大有人在。”段錫朋曾對傅斯年、羅家倫說：“二兄持新文學，反對之者引為眾的。”
他還常被謠言中傷。有人聲稱，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陳獨秀、胡適對此很氣憤，分別為北大出眾的學生闢謠。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寫文章公開駁斥：“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新潮”湧動，愛深責切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出版，是《新青年》最堅定的同盟軍。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視為“非聖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這兩份分別由北大教授、北大學生主辦的雜誌，近在咫尺，相互呼應，同仇敵愾。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中，傅斯年寫了許多文章，傳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學革命，評論社會問題。他先於同輩青年啟蒙覺醒，懷著強烈的人文關懷，批判傳統糟粕，批判殘酷現實，奔騰於時代浪潮之尖，不僅成為公認的學生中的意見領袖，而且顯露出未來學術領袖的精神氣質和風範。
為什麼反對舊文學、擁護新文學？他緊扣一個“人”字：“我們所以不滿意於舊文學，只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偽文學，缺少‘人化’的文學。我們用理想上的新文學代替它，全憑這‘容受人化’一條簡單道理。”
他抨擊我國漢朝之後的文學，“義貧而詞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學，誇張聲勢，大而無當，放而無歸，瓠落而無所容。”又從“人”的視角分析，我國自明中葉以來的文學復古，導致“文學與人生不免有離婚之情，而中國文學遂成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偽文學。”
中國傳統文化難免有“糟粕”，例如鼓吹專制、壓抑個性、培養奴性。新文化運動是個性解放的運動，傅斯年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就主張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以為群眾不宜消滅個性。故同人意旨，盡不必一致”，倡導青年學生“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
年紀輕，易衝動，思想難免激進糾結。1918年11月4日，傅斯年寫《萬惡之原》的文章，語不驚人死不休，斷言中國家庭一無是處，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是“萬惡之原”。因為中國的家庭教育孩子“服從社會，好來賺錢”、“戕賤人性”、“奴隸生活”。也許他有包辦婚姻失敗的切膚之痛，文末鼓吹解決的辦法：“獨身主義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業的根本”。
愛之深，責之切。傅斯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猛烈、激進的炮轟，不是不愛，反而是愛得太深、太重、太苦。他的多年同事李濟分析，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動機，“幫助他推動這一學術事業的真正的力量，還是一個‘愛’字。因為他愛中國及中國的文化”；“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舊文化裡好的、燦爛的及有益全體人類的一面”。傅斯年以畢生的精力，追尋和弘揚中國文化的長處，診斷和反省其短處。
這種表面矛盾、內核真摯的“愛深責切”情結，在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中廣泛存在。經歷五四運動洗禮的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探索實踐弱國復興、社會公共領域有強烈的自主意識，試圖通過自我救贖，再實現社會與國家救贖。胡適曾表白他們的共同心跡：“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
1958年5月4日，臺北“中國文藝協會”紀念五四運動39週年。胡適在演講中稱讚創辦《新潮》的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是“北京大學那個時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學問、有知識、有見解”的學生。
清結舊賬，開闢“新路”
王汎森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的英文論文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五章、第六章分別以“五四精神的負擔”和“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為題，並在“結語”中將傅斯年後半生定位為“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所謂“五四青年的失敗”，其實是矛盾、掙扎、探索。並非傅斯年的個案，更是群體的宿命、時代的悲劇。傅所處的時代，先是外魔覬覦，晚清無能，喪權辱國；繼而軍閥混戰，爾虞我詐，生靈塗炭；隨後日寇入侵，狼煙四起，山河破碎；接著國共內戰，兩岸對峙，敵意難消。
此時中國受盡百年凌辱（1840年-1945年），被外國貶稱為“東亞病夫”，幾乎失去自我淨化、自我生存能力，迷茫處於微弱星光下的命運十字路口：從哪裡來？向何處去？未來還有光明嗎？需要一個簡潔、有力、生機的答案，需要優秀知識分子首先作出判斷和選擇，需要方向感、節奏感、分寸感，需要想象力、爆發力、持久力，這幾乎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不堪承受之重。
傅斯年既經學功底深厚，又狠批傳統文化；既個性張揚，又尊師重孝；既擁護全盤西化，又強烈愛國救國；既要自由主義之民主，又要社會主義之平等；既傳播西方啟蒙思想，又為俄國革命叫好甚至嚮往。“困窘、歧異和矛盾在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顯著。他被冠以‘一團矛盾’的諢名”，“同時集破壞者和建設者於一身”。
關於五四運動的領導權長期有爭論。學生中的意見領袖和自由主義領袖認為，五四運動是自發的、無計劃的，無政治勢力策劃，與政治派別都沒關係。1946年8月，傅斯年在《漫談辦學》中披露，“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羅家倫證實，“當時五四的發動，完全出於青年純潔愛國的熱情，絕無任何政黨和政團在後面發縱指使。”
五四運動24週年、25週年，傅斯年連續寫紀念文章反思。1943年，他認為，這個運動的現實價值，是“巴黎和會上中國未簽字”、“為顛覆軍閥之前驅”；這個運動的歷史價值，是“為‘文化的積累’留下一個崖層”。五四運動徹底檢討中國文化，引進西方文化，“在今天看來，不少太幼稚的話，然其動盪所及，確曾打破了袁世凱段祺瑞時代之寂寞”；“今天說‘科學與民主’，也不算是過時罷？”
1944年，他清醒地說：“整個運動的成就上，所以消極方面的成就比積極方面的多”；“若有人今天依舊全稱的、無擇的謳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國家演進的愚蠢，其情可憐。”他一方面承認當年“感情策動之下，必有過分的批評”，另一方面也為此辯護：“激流之下，縱有旋渦，也是邏輯上必然的，從長看來，仍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與其自信過去，而造些未曾過的歷史奇蹟，以掩護著誇大狂，何如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的作我們建國的努力？”在急劇動盪的時代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移植新學術、新思想時的“兩難”無所不在。
時間公正，人心柔軟。政治鬥爭的濃霧慢慢淡化，“零和”不再受推崇，扭曲的真相逐漸復原、清晰。傅斯年、魯迅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雖然因交惡分道揚鑣，但用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文章中強調兩遍的一段話，評論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之後作為思想家、教育家對青年學生的良苦用心頗為貼切：“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先知先覺的傅斯年，手執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魯迅語），上下求索，踟躕而行。
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誠為必要，這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滌盪傳統的瑕穢，亦為必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原載重慶《大公報》，1944年5月4日，“星期論文”欄）
□葉勝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