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剛從日本歸國不久的青年學者何茲全，目睹愈加動盪險惡的時局，尤其對在國民黨重重“圍剿”下而被迫走上長征之途的紅軍深表欽佩，不禁感慨萬千，揮筆寫下《紀念5月說幾句舊話》一文。
其中講道：“共產黨能號召一些青年跟著走，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其中有些是信仰問題。近年的‘剿共’，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部分人走錯了路而生出的民族的痛心的事”。
與學生同情長征的態度迥異，身為何氏老師的傅斯年，則對長征頗有敵意。在他看來，“中國的共產黨，何嘗恰是俄國或德國有主義有經驗的革命黨？中國的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無獨有偶，時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也認為共產黨就是“流寇”，只是其在組織性、紀律性、指導思想上大大勝於過去的流寇。
傅斯年、蔣廷黻等人對長征持如此態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們試圖因循武力統一的路徑,以此結束“五代式”的混亂局面。其次，他們長期置身於國統區，始終單方面接收國民黨的宣傳,且沒有親身赴蘇區對紅色政權進行深入考察，此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也制約了他們對共產黨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認識,在他們的潛意識中，代表中國的只能是處於正統地位的國民政府，其地位是不可動搖也是不容動搖的，從而把諸多希望寄託於國民黨。蔣廷黻也無奈地承認“在中國,我們無法知道共產黨究竟是怎樣改造鄉村及社會”的,所以對它的認知僅僅觸及問題的表象,且不免有先入為主的價值預設。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文史部、中央黨校黨史部、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
本文摘編於北京日報2016年10月17日《“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未來”——傅斯年、胡適、魯迅三種不同的長征觀的歷史見證與回答》
監製：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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