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天黑了，人群散了，我們離開天安門，沉默著往家走。突然，小野低聲說：‘森君，我是很滿意的。’頓時，我也熱淚盈眶，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本文摘自《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09年第04期，作者：舒雲，原題：《開國大典宮燈之謎》
眾所周知，在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天安門城樓上掛著8盞大紅宮燈。這些大紅宮燈和華麗的長長流蘇，讓天安門這座有500年曆史的古老城樓青春煥發。可鮮為人知的是，它們竟出自兩位日本畫家之手。
開國大典前20天接到任務
1949年金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大會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主席臺就是天安門城樓，周恩來把佈置城樓的任務交給了華北軍區。
隨後，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張致祥就驅車“偵察”去了。10年前，張致祥曾在北平（北京舊稱）做過地下工作，但他沒料到，屬於公園一景的天安門城樓竟會如此破敗，幾個又小又破的六角宮燈，髒得已經看不出顏色。牆皮翻卷，磚瓦剝蝕，牆頭野草迎風搖擺，地上鋪著厚厚的鴿糞“地毯”，看來這可不是個小工程。
此時距離開國大典只剩20天了，張致祥急忙來到洋溢衚衕——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駐地。文工團舞美隊隊長蘇凡卻沒有著急，因為他有“秘密武器”。
穿解放軍軍裝的日本畫家
蘇凡的“秘密武器”是兩位日本畫家——小野澤亙和森茂。小野40歲，森茂30出頭，他們先後畢業於日本美術專科學校。長期的舞臺美術創作實踐，使他倆技藝純熟，尤其是小野澤亙，更是一流的美術家。
小野的父親是東京小石川的工人，因家境貧寒，從小瘦弱的小野立志成為一名畫家。19歲時，小野讀到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於是參加了日本無產者美術家同盟。他在畫油畫和漫畫的同時，也畫宣傳畫、寫標語，很快被稱為“才子”。1938年，小野等人創辦了東京漫畫研究所。因為日本法西斯鎮壓左派，他6次被捕。1939年，小野來到中國北平，擔任華北交通雜誌《興亞》編輯。以後經日本著名漫畫家久米宏一介紹，他先在《北京漫畫》編輯部、後在《華北電影》擔任編輯。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小野決定留在中國。他來到解放區張家口，成為抗敵劇社的“臺柱子”，擔任了歌劇《白毛女》的舞美設計。這是歌劇《白毛女》離開延安後第一次在大城市演出，小野畫了一幅高3米、寬4米的巨幅宣傳畫，他還畫過其他宣傳畫，並得到《晉察冀日報》的高度讚揚。
森茂14歲來到中國丹東，因為崇拜小野澤亙，他也決定留在中國。1946年6月，森茂調到《晉察冀日報》社屬下的利民廣告公司繪圖部，期間他設計了“白毛女”牌香菸的商標。
1949年2月，小野跟著華北軍區政治部電影隊進駐北平，森茂則跟著裕中菸廠的負責人到了石家莊，他在替小野畫電影院廣告時，接到小野的信，於是也來到北平。4月，抗敵劇社改為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分設戲劇、歌舞、軍樂、舞臺美術等隊，蘇凡擔任舞美隊隊長，兩位日本畫家則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將。
1949年11月，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排演劇作家胡可的話劇《戰鬥裡成長》，小野和森茂負責舞美設計。1956年，《戰鬥裡成長》獲得第一屆全國話劇觀摩演出一等獎，其舞美設計被全國許多文工團採用。小野還和森茂設計了華北軍區頒發的華北解放紀念章。
據蘇凡回憶：小野和森茂美術造詣很高，他們對每個設計都嚴肅認真，經常是畫出十幾幅、幾十幅草圖，再選擇定稿。而且他們親身經歷了中國的解放戰爭，無論在冀西的偏僻山村，還是在冀中平原，他們走到哪裡畫到哪裡，小小的素描本上畫滿了各種速寫。他們無疑是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佈景設計師的最佳人選。因為小野和森茂長得和中國人差不多，所以很多參與開國大典籌備的人，並不知道身邊還有兩位身著軍裝的日本畫家。
周恩來說要喜慶，更要嚴肅
周恩來總理給張致祥交代任務時，就說要儘快趕出設計圖。兩位日本畫家到天安門“偵察”後，擔任天安門城樓總設計的小野表情緊張，說這個任務太重了。他倆不敢懈怠。
他們最先想到的方案是“張燈結綵”，所以最先定下來的是——在10根紅柱中間掛8盞大紅宮燈。宮燈是中國喜慶的傳統形式，民間傳說2000年前的魯班就製作過宮燈。一週後，一疊16開的白紙上畫滿了草圖。
夜深人靜，周恩來看到張致祥送來的20幅草圖。他一眼就看中8盞宮燈，同時要求刪掉“在金水橋欄杆佈置綵球”的部分，說突出城樓就夠了，不要花哨，大會會場要喜慶，更要嚴肅。
請來七旬老藝人扎宮燈
鑑於六角宮燈太小，與天安門城樓不協調，兩位日本畫家決定大紅宮燈一定要儘可能地大。張至祥叫蘇凡坐他的汽車，跑遍北平城，也沒人見過這麼大的宮燈。只剩下10天了，小野說：“找一個扎燈藝人來，我們自己幹。”明清兩代，北京城雲集了全國各地的能工巧匠。蘇凡直奔
這時，天安門廣場的樹木和花壇都拆掉了，側面的地磚也拆了，天安門城樓搭上了腳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頂上的雜草。而國徽和國旗還沒有定，天安門城樓上還是掛著寫有“天安門”三個大字的匾額。
蘇凡買來綠竹、紅布、黑釘、黃穗，舞美隊的全體人員都上了天安門城樓。8個宮燈圓託由老藝人找木工做，兩位日本畫家負責畫宮燈的雲頭和製作流蘇。整整三天三夜，他們沒離開城樓。離慶祝大會還有一天，8個大紅宮燈終於做成了。張致祥調來一隊戰士，搬來幾架梯子。折騰了好一陣，還掛不起來。小野建議把宮燈拴在橫樑上，兩旁砸兩個鐵環，這才掛好了宮燈。
日記記錄設計者當年激動心情
秋天的夜空下，裝扮上大紅宮燈的天安門城樓格外輝煌。
1949年9月30日，森茂在日記中寫道：
“直到深夜，我們還在天安門城樓上忙著趕製。一陣涼快的夜風吹過，城樓的鋪路石上散落著裝飾用的木板碎片、紅色棉布等。小野設計城樓正面，長、寬近3米的木板貼上紅色布料，從中間向四面摺痕，中間是金箔做的立體星。花費了很長時間，終於裝上去了。廣場前面的旗杆還沒有完工，工人們正在拼命焊接，到處冒出青白色的火星。
“蘇凡上下好幾趟城樓，確認沒有遺漏的地方。我們3個人走著回家。已經過了夜裡2點了吧，午夜的北京城鴉雀無聲，只聽見我們的腳步聲。好不容易要睡著了，蘇凡喊我們，說周恩來總理發現城樓正面的裝飾像越南國旗，需要更改。都夜裡3點了，三個人誰也想不出怎麼改，蘇凡最後決定撤掉。我感到有些遺憾，可也沒辦法。周總理提出毛主席畫像也要改，我趕緊準備顏料，我們三個人又匆忙返回天安門。我藉著昏暗的燈光給毛主席畫像補上顏色……
“凌晨，周恩來驗收合格，我們從天安門回來，已經過了4點。正睡得迷迷糊糊，蘇凡的聲音又震響了院子。我們從床上跳起來，6點了，蘇凡給我們寫好籌備委員會的布帶，別在胸前，我們3個人挺胸前往天安門。穿過中間的門，從走慣的樓梯跑上去。我看見有人在打掃衛生，國旗杆也完工了，一隊人從天安門裡面的石板路上走過來了，走在前面的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我的心怦怦地跳著。‘下去！下去！’我聽見蘇凡的喊聲，小野和我飛快跑下樓梯，穿過中間門，過了橋，走到西側小野設計的國賓席。我說：‘我們應該在哪裡好呢？算了，就在這兒吧。’我們笑著，看見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出現在城樓上。……忽然，我看見蘇凡扶著白色大理石欄杆往下看，他怎麼還在城樓上呢？我想這位年輕的隊長站在很多領導旁邊，會以什麼樣的心情看著沸騰的廣場呢？
“一位穿著中山服的人從中間門走出來，過了橋，跟站在廣場前面的哨兵說了幾句話。他四下望了望，又走進中間門，走到離我們只有幾米的地方，我看出他是周恩來。凌晨3點他剛剛巡視過，現在他又巡視了一遍。我很激動，周總理肯定確認過，我修改後的毛主席畫像沒問題。
“廣場上人海、旗海滾滾而來，藍色的天空鳴響了禮炮，一聲接一聲！軍樂團演奏著《義勇軍進行曲》，我一直盯著升起的國旗，舒了一口氣，終於完成任務了。我仰頭一看，毛主席站在麥克風前，他的聲音傳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廣場上30萬人頓時歡呼聲雷動。閱兵式開始了，朱德總司令跟著進行曲打著拍子，他又開朗又威嚴……我們沉浸在幸福和驕傲之中。
“天黑了，人群散了，我們離開天安門，沉默著往家走。突然，小野低聲說：‘森君，我是很滿意的。’頓時，我也熱淚盈眶，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1953年，兩位日本畫家離開華北軍區文工團舞美隊，小野澤亙在北京郊區教了5年書，1959年回國。森茂也回國了。但他們與蘇凡的通信一直沒斷，老是想再來中國看看天安門。可惜他們直到20世紀90年代相繼去世時，也未能如願。
目前，張致祥和蘇凡兩位老人都健在。而北京市向國慶60週年獻禮的重點影片、由中影集團投入巨資拍攝的電影《天安門》，劇本就是在採訪蘇凡等當事人的基礎上寫成的。筆者多次採訪過這兩位老人，有一次還問蘇凡：“現在有傳言說開國大典的天安門宮燈不是日本人設計的，還說設計者另有其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蘇凡說：“這麼大的事，怎麼能胡說呢？1949年開國大典的天安門裝飾任務是周總理交給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張致祥的，宮燈設計者是日本畫家小野澤亙和森茂，他們一直幹到當年10月1日清晨，才最後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