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自9月起开始分专题对《用精神行走的人——记老一代北外外语教师的教育人生》一书中北外老一辈优秀教师的访谈进行摘编和连载，旨在通过回首老一辈的英语教学经历将过去优秀的教学传统和教育智慧继承发扬，为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带来更多关于“教育现在”和“教育未来”的启迪与思考。“抚今追昔，方知来路之多艰。”本期摘选了关于教学改革、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的访谈内容，*展现了北外人在英语教育发展初期进行的尝试和探索，凝结了尝试和探索之后的思考与反思，相信您定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对外语事业发展的拳拳之心！
* 教学改革部分的节选顺序依改革的时间为序，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部分依受访者姓氏的汉语拼音为序。
北外英语教育传统
——教学改革、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
教学改革
祝珏：1958年“大跃进”后开始进行教育改革。一年级试行课堂阅读，取消了精读和泛读，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很好的。过去我们管精读叫“豆腐干儿”，文章范围太小了，教师不好开展听、说、读、写的练习。泛读又太泛了，学生抓不住要点，特别是有的同学跟不上进度，只好走马观花。
改革后的课堂阅读材料的长度是一两千字，比较合适，既可以供教师和学生深入分析重点段，又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是“五脏俱全”的。教师可依据课堂阅读材料让学生联系词汇、语法，进行表述、讨论和辩论。所以，在比较丰富的内容基础上进行的听、说、读、写的基本功操练就比较有深度，既弥补了精读的单调，又克服了泛读“广种薄收”的缺陷。
这个改革就叫课堂阅读，进行了约两个学期，从1958年到1959年。其实我个人很欣赏这种教学方法，我觉得这项改革着重培养了学生的美学素养，增强了学生的文化积淀，就像我们老一辈学习《古文观止》一样。总之，我觉得阅读这一关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在阅读中启发学生的思想，要结合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
胡文仲：一个改革是1958年，突击Peking Review（指《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当时是在二年级的学生中搞的突击，依据就是多快好省，认为我们之前学习英语的方式太慢了。那次改革的教学效果是不好的，因为违反教学规律。
再一次改革就是1964年的听说法教学实验。当时把邓炎昌、周谟智、夏祖煃和我四个人从教学岗位上调出来，筹备“三年制”。筹备之初，我们首先学习了 Fries、Palmer、Lado 的理论，看他们写的书。“三年制”的出发点是缩短学制。
当时的背景是我国的外交业务扩展得很快，跟很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缺少翻译干部、外交干部，所以就准备缩短学制，加快干部的培养，从原来的“五年制”改成“三年制”。
三年内怎么能学完五年的东西呢？这就要求必须进行教学法的改革。我当时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些教学理论，但邓炎昌老师比较熟悉美国的 Army Language School。这所学校在二战的时候训练美国士兵，用特别的办法突击外语，采取的教法就是听说法，结果比较成功。
后来我们归纳了几条，作为“三年制”的教学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先口语后文字，第一个月不发给学生任何文字材料。第二个原则是不教语法规则，通过句型教语法。第三个原则是先听后说，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听力材料，让他们拼命听。第四个原则是通过实物展示、动作或英语解释来教新的内容，坚持不给学生中文提示和解说。
那次改革可以说完全是按照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理论，我们做得非常彻底，彻底到什么程度呢？入学的学生全部是英文零起点，进来了以后不发任何书面材料。学生第一个月不见文字，只突击语音，大量地听。教师教新词的时候是通过图片、动作、表演、英英解释来讲清楚单词的意思。教师通过句型教语法，完全不讲语法理论，不讲汉语。这个阶段以后，也就是到了二年级，应该是进行大量阅读的阶段，这个时候我就离开了，我到山西去参加社教了。
当时社会上对“三年制”的学生有一个批评，认为学生的语言运用不够精确，就像后来对交际法教学的批评一样。总的来说，用听说法培养出的学生能力强，阅读速度也快。后来，我们发现听说能力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学生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书，而是一行一行地看书。后来国内外有人批评听说法，认为这套东西脱离思想、脱离内容，不是真正的交际。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不认为听说法是完全失败的。从实验的角度来讲，这次改革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可以总结。
听说法对后来的教学有很大的影响，pattern drills（句型练习）从北外传到了中学，后来中学的课本中也开始普及 pattern drills。1972年，张冠林、孙静渊、张耘和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教学节目，用的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编的教材。那个教材基本是按照 pattern drills 来编的，所以我们当时在电台教的时候也基本上是按这种教学方法。“文革”后期成立了一个教材组，大概有十个人，用几年的时间编了一套英语教材，一共八册：四本学生用书，四本教师用书。学生用书的前两册用的是 pattern drills approach，后两册基本上是 text-centered approach。这套教材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们没有署自己的名字，用的是“英语系教材组”这个名字出版的。这套教材的出版量很大，在当时也影响最大。
周谟智：我也是“三年制”小组的教员，时间是1964年。当时我们看到一批英美搞应用语言学的人写的文章，主张在外语教学上搞听说法。听说法认为 language 是个 structure，是个 system，主要的表现形式是 speech。“Speech is primary. Writing is secondary.”学英文的时候不能把“your eyes glued to the written word”，应该用耳朵听。
我们进行改革的原因有四个。第一，当时我们的教学是以一篇 printed text 为中心，也就是所谓的“精读”，由教员对文中一些词汇和语法现象进行分析。有人指出这种教法是将 text 变成了 pretext，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文章时觉得很新鲜，想要试一试。第二，我们认为北外历来讲理论太多，而这一方法主张先实践后理论。第三，过去的精读和泛读对内容不够重视，头一篇讲东，第二篇讲西，缺乏连贯性。第四，我们认识到学习还是要先从学内容开始。例如学 cat 这个单词的时候，先让学生通过声音、实物或图片学习单词的意思，明白意思后再学这个单词的拼写以及相关语法知识。后来，学习长篇课文的时候也是如此，学生先听报告、看电影，然后再学书面材料。
with holding the written word 是第一个阶段，之后是教英文字母表和英文发音。书面课文也还是有的，但是在教课文之前要先进行听说训练。然后就是 pattern drills，pattern drills 之后再讲 patterns 所体现的项目。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在较高级的阶段采用所谓的 theme approach。比如一学期一共 15 节课，每周一课，每节课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中心题材，如“农业机械化”，以一个主要报告开始，由教师用英文讲，辅以图片、图表。home reading 和听说活动也是安排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内容相同，语言自然也就重复。这就是所谓的 theme approach。后来，这个改革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这个做法是胡闹，因此学校便组织了一个调查组，伊莎白牵头调查，一边调查“三年制”的学生水平，一边调查“五年制”学生的，结论我现在记得是支持我们的。
林克美：比较大的改革就是听说法。传统的做法是听、说、读、写并进，后来要培养一批“三年制”的学生，如果还用传统的方法，不一定有效。
教改就进行了句型练习、题材教学。邓炎昌、周谟智、胡文仲老师编写了课本。那时句型教学比较盛行，杨立民老师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当时练句型时要“打埋伏、滚雪球”。
什么叫“打埋伏、滚雪球”呢？如在学生一般现在时练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埋伏两个过去时。等真正学到过去时的时候，学生便不觉得陌生，觉得好像已经见过、听过。比如说你今天打的是 do 的埋伏，明天换个动词 tell 搞一点埋伏。有时候还可以就一个题目打埋伏。比如说关于 meeting，教师可以给出以下问题：Did you have a meeting yesterday? Where did you have the meeting? Who spoke at the meeting? I went to a meeting yesterday. We had the meeting in the dining hall……这就叫滚雪球了。学生把这些句子连接起来就能就一个话题说上几句。
一切句型、课文的学习都从听力入手，而不是读。在这段时间学生的听力水平有了突破。传统教学中听力教学通常是比较滞后的，这种教法是一个进步。但是我觉得因为过于强调听力入门，写作能力就比较滞后。学英语听、说、读、写都要抓。如果强调某一方面，其他方面相对滞后一点是可以的，但滞后到什么程度比较合理、比较科学，何时跟上，还需要探讨。
伊莎白：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一个特点：允许教师做试验。我认为大量的时间被浪费了，因为选择的课文只关注学生的语言学习。于是，我发起了一项教学试验。我们的试验要一石二鸟，即教授学生语言的同时，增长学生的知识。试验组里有钟述孔、张汉熙和我；学生是一大批工农兵学员，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我们选择了两个最好的班级作为试验的对象，每两周进行一个主题的教学。比如，进行关于非洲的主题教学时，我们会选择相关的短篇精读（来进行语言分析），阅读的内容要涵盖不同层面，包括经济、历史、文化等，然后进行泛读。泛读不仅是阅读理解，不只是关于内容的问和答，我们还要进行讨论和辩论。泛读有助于学生辩证地理解内容，练习速读等。比如学生读《伊索寓言》的时候，他们会争论“伊索”是什么意思，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很多学生都是急切地关注语言点，以致于他们会问为什么是这个介词或那个词是动名词还是表示现在进行时，但就是忽略了文章的整体意思。
邓炎昌：1981年，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了，我有机会讲讲听说法、sentence patterns，我觉得这对我国的英语教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完全学苏联的那一套教学模式很枯燥，“抠”语法的结果是每个学生在语法方面比外国人知道得还多，但是却说不出英语来。正好改革开放，我从国外回来，刘道义又通过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给我机会来传播这些东西，所以当时的影响相当大。很多教师开始大量接触国外关于教学法的书，TESOL 的书和教学法的杂志也开始被引进。总的来说，我国很快地形成了外语教学法改革的热潮。这是教学方法上的改变。当然，教学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当时《英语900句》很热门。《英语900句》是乔冠华从国外带进来的。整个英语教学就是 sentence patterns，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搞 listening and speaking，但还没有普及。
教材编写
陈琳：刚一开始采用的 Advanced English是一套从苏联引进的教材，分为上、下册。低年级教学是用这套苏联教材，到了高年级基本上是用英文原文作为教学材料。1956年的时候，教育部说要编中国自己的教材，我就主编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编的第一本大学英语专业教材。
这本教材编写理念的第一条是革命性，所以教材里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文章，不是从别人的著作里摘的，写完之后由柯鲁克在内的 native speakers 把关。在教学法上还是沿袭苏联的方法——对语法非常重视。我们也在教材里引用了国际音标。现在看起来，这套教材当然是“老”了。
但是这套教材有它自己的特点：一是革命性的内容很多，二是打基础的理念是非常明确地贯彻在教材里的。而且这套教材是全国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唯一通用教材，是由教育部颁布的。从1956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主要的教材都是我们自己编的。
教材内容也会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教材里面机械的、所谓革命性、实用性的东西应该有所改变。尤其是王佐良老师调到北外之后，编者们主张学外语脱离不开文学，所以教材就从完全功利化慢慢地变得更加人文化，文学性和生活性的内容越来越多了。
刘承沛：教材的选篇是很重要的。学生要能通过这个选篇最后了解到cultural background。我认为学一门语言不学它的文化是不好的，有的时候理解它的语言却不理解它的文化比反过来的情况可能更糟糕。
徐克荣：这几年参与教材编写，我首先抓的是内容，教材的内容要有利于读者和学生。好的教材的标准是思想要健康，不是去说教，而是能够不知不觉地影响人，或者要有深刻的内涵。教材反映的思想要具有一定的时代性，要能反映当前人们想了解或关注的东西。另外，我觉得要对教材进行一定的压缩，有的内容太长，涉及的面太多，我就只把主要的信息留下，不然内容太多反而不利于学生学习。
杨立民：从经验讲起来我要强调这么几点：第一条就是教材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来编，按照中国人自己的特点，根据中国人的外语教学经验和中国教学的目的，我把它称之为“the text book by the Chinese, of the Chinese, for the Chinese”。因为除了语言本身的规律、一般的教学规律和经验外，怎么教中国学生是中国教师最了解的、最关心的、最有体会的。简单举个例子，外国人可能知道怎么教自己国家的学生语音，可是教中国人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中国不同地方的人，语音体系、语言文化体系和背景完全跟外国不一样，这是不能由外国人搞的。
另外还和我们的教学目的有关，我们要培养翻译。外国人不重视翻译这一块，他们没有想到翻译是我们培养的一个主要技能。无论从培养技能的角度还是作为教学手段的角度来讲，学生不可能一定要用英文思考。用英文思考这件事对初学者来说，毕竟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学生在一开始学的时候，必然是不停地比较中文和外语之间的异同，比较语法、概念和语音。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培养的学生最后要从事什么工作，编出来的教材肯定和我国的情况是脱离的。
课程设置
陆培敏：我们对精读课和泛读课进行了课程改革，提出各课程分工但不分家的指导思想，倡导分工又合作。
当时我是年级组长，我定期召集几个课型组长汇报各组情况，然后明确下一阶段各组共同抓什么要点，比如学生们在哪个方面有弱点。这样一来，训练学生的重点就突出了，我觉得这是很有成效的。不像现在各课程互相隔离得很厉害，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大家分工又合作的做法还体现在考试上。精读课的教师参加口试考试，口语教师参与精读课笔试试卷的批改，各科教师配合得比较紧密。
王立礼：1986年左右我开创了视听说课程以及后来新闻班的报刊阅读。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有报刊阅读课，但就是读报纸上的篇章，然后老师给我们简单讲讲。我讲报刊阅读的时候贯彻了我要教学生学习方法的思想，就是说报刊阅读不是指教师给学生一个文章去阅读，而是教学生如何在拿到一份报纸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信息量。当时我弄了好多好多报纸，像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等。我先给学生介绍报纸的版面是怎么设计的，几家不同的报纸的特色。学生要在一学期内对一份报纸或杂志搞一份调查。学生要读相当数量的杂志，比如说要写The New Yorker 的调查，学生要读很多期杂志才能形成一个看法。我后来还教了编译课，编译课有英译汉的训练，培养学生到新华社做《参考消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教了这些课后也没有留下教材，没留下物质的材料。有的老师教报刊阅读的时候，喜欢用关于报刊阅读的书，但其实书里都是好几年前的材料，都不能叫作 news。我都是复印最新的新闻，这很花时间，但学生很喜欢。后来让我教口译的时候，我一看教材里用的是很多年以前的材料，我就觉得这些教材必须要更新。这可能也是英文系的一个传统：一方面要扎扎实实搞基本功，另一方面也不能保守，不能因循守旧，要有创新。
伊莎白：有个大问题就是学生总是把分析法当成主要的学习方法，所以他们不愿意花时间练习其他技能。教师责任制可能有利于改善这种问题。但是我们有时是教师责任制，有时是一个老师教分析阅读，另一个老师教口语。我更喜欢一个老师负责全部。因为如果你教口语，却发现学生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分析阅读上，这会使你不舒服。你知道他们需要口语练习，但最后他们的口语成绩不好，这不是你的错，错在学生过于把精力放在分析阅读上了。所以我认为在初始阶段教师责任制是很有必要的，后来就不需要了。
张耘：要培养通识人才，课程设置的面要广，要让学生有选择的余地。有些课程是大家都应该学的，中文教学对学外语的学生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汉语语言学、中国文学史等都是学生应该学的课程，因此可以多开几门汉语类型的选修课。再比如，新闻绝对不只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学的课程，而是大家都应该学的。英语系的美国社会、英国社会、文学、语言学的课程应该开放为所有学生都可以选的课，不是指特别专门的那种。
不同系的课学生应该是可以多选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改革。北外很多好老师，但是过去教学的面非常窄，教语言学的老师一辈子就光学语言学，对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根本不知道，这多可悲啊！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改革的一个重点，要充分调动外语学院的力量。现在全国大学的英语专业的水平都提高了，北外还是老样子是不行的。要走得比别人前一步，要把课程开得丰富多彩，把世界打开。
庄绎传：大概是在1978年以后开始择优录取的时候，即学生谁愿意报什么学校就报什么学校，就发现北外的生源不好，经贸大、二外的生源比我们好，就是说报北外的人少，报其他学校的人多。这是为什么呢？人家觉得上北外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北外的“门槛儿”太高，难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到了北外就是学外语，到经贸大不仅学外语还学外贸。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专业，有语言作为工具，再加上专业就等于学了两门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逐渐意识到光学语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提出新的模式——讲外语、讲专业。比如，在社科方面，我记得高年级用英语开设国情研究、国际经济、新闻等课程。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北外就不光是学外语了，而是外语加专业了。
我们还设有学习两种外语的专业，但两种外语的课时分配不一样。拿德语系举例，德语和英语并重，学生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学习两门语言。别的语种可能不会这么平均，像法语专业就要求先学好法语，同时利用点五的时间学英语，或者第二门外语到不了点五的学习时间，只需要点二。所谓点二，就是稍微学一点法语或日语，因为当时觉得学好英语打遍天下就足够。德语相对而言用途狭窄，学生若用不上德语就用英语。所以，各个语种的情况不一样，但是都安排了第二外语的学习，第二外语的分量也就不一样。北外学两种外语，也有专业，吸引力就逐渐增大，生源也就来了。
以上内容节摘自《英语学习》2019年第10期“北外英语教育70年”栏目，欢迎分享本文到朋友圈，如需转载请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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