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兩宋詞學的衰落,很大程度上便是因為宋詞受制於“音樂性”而桎梏於雅詞之內。北宋詞初創草草,尚有張先、二晏、秦柳、東坡等風格橫陳肆意,不拘一格。但隨著李清照《詞論》特立疆界、周邦彥收雅詞之大成後,宋代詞學不免走入了一個看得見結局的發展路線:即“與樂同興亡”的狀態----尤其是在宋室南度之後,按龍榆生先生的說法,此時詞學的狀態便是:“大晟遺譜莫傳;於是音律之講求,與歌曲之傳習,不屬之樂工歌妓,而屬之文人與貴族所蓄之家姬
這種狀態的下的宋詞,雖然一如朱彝尊在《詞綜發凡》中所言一般是:“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然實際上,宋季的“工”、“變”都是轉入內質深度的攫取,此後,詞家並沒有再出現周、姜、吳三家之外的創新-------這也就是雅詞在元代式微的關鍵。然則,兩宋詞學除去雅詞外,其實還有蘇辛一派的“別調”詞人,且正是由這一部分的詞人保證了詞在“歌法不存”的金、元二代的薪火傳承------但其中值得玩味的是,為何令詞體歷久常新的蘇辛一派,卻並沒有成為宋詞的主流?
元詞近乎絕嗣的關鍵:宋代以“樂”定體的詞學態度
宋人以“音樂性”為詞體獨立的根基北宋詞人對於填詞的態度其實都不算嚴肅。歐陽修曾有《採桑子·西湖念語》一序非常直白的談到了他對宋詞的態度,即“因翻舊闕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採桑子·西湖念語
音樂有雅、鄭之分,詞樂大體便是需歸類在“鄭聲”之內。鄭聲,即淫聲、俗樂,按古人對於“雅”、“淫”的界定,便是旋律越婉轉越“淫”,音值越長越俗。《南齊書·王僧虔傳》便記載雲:“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
故此,宋代詞學便呈現出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
但恰恰是這種對於音樂性的刻意追求,使得詞學在兩宋之後瀕臨絕嗣。宋室南渡,唱詞者從里巷勾欄移入至“王謝前堂”,這時候北宋大晟府的存曲也已流失殆盡,隨著元代宋祚之後,南北曲的盛行,更讓宋代雅詞幾無立錐之地。龍榆生故云:“元代文人處於異族宰制之下,典雅派歌曲,既不復重被管絃”(《中國韻文史》),在元代活躍的詞人中,除去前朝遺民之外,只有劉因、劉將孫、張翥、邵亨貞、許有壬數人最勝-------而傳續蘇辛詞風成了元初詞壇的普遍意識。
劉敏中為張養浩《江湖長短句·序》中雲:“(詞)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東坡蘇氏,辛稼軒次之,近世元遺山又次之”,非如此,在元代追和前人的33首詞中,蘇軾佔11首,辛棄疾佔2首,劉過兩首,文天祥詞一首--------要知道,以上諸家皆是蘇辛一派的代表人物。據此,我們從元代這種詞學最為式微的時代來看,為詞學傳脈的非是宋代引以為主流的“婉約正宗”,反而是最為詬病的蘇辛一派了。
兩宋之間蘇辛詞風不佔主流的關捩:“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以史觀文脈,大凡文體都會有脫離音樂性而形成獨立文體之時,不管是魏晉五七言詩、漢樂府,還是曲子詞,都經歷過辭樂離合的階段。然曲子詞與詩在“辭樂離合”的“獨立成體”之際,卻又出現了詩歌中不曾出現的矛盾:詞以音樂性而形成了獨特的長短句,卻無法完全脫離音樂,尤其是宋詞與音律更是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伴生關係。因此,被世人定為“不葺音律”的蘇辛詞風,顯然就難成主流之風會了。《於湖先生雅詞·序》便把蘇軾“詞如詩”當成了毛病:“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才之難全也,豈前輩猶不免耶?”;又如晁無咎雲:“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人謂”二字,足見“不諧音律”是詞壇較為普遍的認知。
但值得一提的是,蘇辛詞風雖然是因“不諧音律”而沒成為詞壇主流,但如果對這一派詞家作更深入的研究,我們其實可以發現,蘇辛一流最大的問題實際上風格難以傳習所至。北宋詞壇其實並非是以“婉約為正宗”,更真實的狀態便是如前文所言的“諸體皆備”,即便是“凡有水井處,即能歌柳詞”的《樂章集》。在士大夫階層也並未形成一邊倒的審美認同,而真正使得雅詞在宋詞壇完成“大一統”的詞家,是周邦彥,為何?因為在周邦彥的詞作構架了雅詞體系的軌範,使得後來詞人真正知道如何作雅詞。《片玉集序》:“周美成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縝密典麗,流風可仰。其徵辭引類,推古誇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來歷
反觀蘇、辛一派則不同,蘇、辛二大家真不善音律嗎?不見得。《樂府指迷》雲:“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為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葉律也。如東坡之《哨遍》、楊花《水龍吟》,稼軒之《摸魚兒》之類,則知諸賢非不能也
《白雨齋詞話》論及蘇軾詞雲:“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烏得議其非正聲
如此,論及蘇東坡,辛棄疾詞風處,全是“玄虛之論”,甚至可以說是以“水無常形”而論------這種指向下,從學者怎麼去傳習繼承二家詞?又或者如何把握二家詞的審美標準?以雅詞來看,《樂府指迷》、《詞源》都對長調、小令、字面、音律、造句等方面師範了方向,從學者,再不濟也有個“託底”,而若學蘇辛一派,則需全仗天賦性情,高者如陳維崧、曹貞吉等人自然恆高,但二、三流詞家沒有這種天賦卻學蘇辛,那便是斷無“託底”以說了。
結言
總而言之,蘇辛詞派的發跡,也算得上是“成也蕭何敗蕭何”的“因人而特”,沒有束縛的風格,是難以模仿而形成“流水線”一般的潮流風氣,即便是以蘇辛二家論,也都是一脈而迥然(陳廷焯所謂之:“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脫離了審美上限與音樂性的約束,卻能讓詞學能有更廣袤的生存空間與更多或可見或不可見的未來。
然可惜的是,千古風流人物實無多見,越“大眾”的產物越容易被人接受,在雅詞與別派之間,顯然是前者更容易使普通人“入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