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
“金融很重要，但我们更需要好金融。”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告诉《经济》记者，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金融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他认为，当前我们需要对金融中介成本过高，以及高杠杆等问题进行反思。
金融增加值高意味着什么？
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它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一种理论），强调了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构成了我们对金融发展的重要认知。
刘俏认为，过去十年的时间中国金融业经历了过度的发展。以常见的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金融资产对GDP的比例来进行比较：2016年，美国这一数字是4.6倍，而中国约为3.7倍。从直观来看，我们可能觉得金融资产的规模越大越好，其实我们还应该发展金融，让它追上美国的水平，但事实如此吗？
从1880年到2010年的130年间，美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4%-6%。从1952年到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美国。2016年，该数值达到最高点，约为8.4%。美国同期的数据是7.4%。
刘俏认为，金融增加值是衡量金融行业在提供资金支持时发生的中间费用的一种指标。一个国家的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越高，可能意味着金融中介的成本越高。换而言之，金融机构在把一元的储蓄变成一元的投资过程中，有大量的中间环节，需要解决大量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量的参与者提供了不同的服务而收取费用，最终导致金融增加值的高企。换个角度思考，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中介的成本太高了。
从数据来看，过去的130年里，美国金融行业把1元的储蓄变成1元投资的平均成本为1.5%-2%。英国、法国的平均成本分别为2%、3%。中国银保监会每年公布的中国银行业存贷利差，可以作为一种衡量指标，近两年该数值为2.3%-2.4%。然而，我国还有很多人得不到金融支持。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中介的成本可能比美国、英国等国更高。这一数据的启示是，我们把金融作为一个支柱型行业给予过多的关注，其实背后还存在一些认知偏差。
2017年，上海的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17.3%超过了北京。也就是说，在上海，一百元GDP中，17元是由金融业贡献的，它包括了金融业员工的工资奖金、利润税收、租金等。伦敦、纽约、中国香港同样的衡量指标约为14%，上海、北京均在17%左右。但是上海和北京的金融地位并没有超过伦敦、纽约。“这背后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度强调金融规模，而对金融的结构和金融的质量缺乏更多的关注。这也导致了金融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是实体经济并没有等比例地从中受益。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及金融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改善作用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刘俏如是总结。
高杠杆如何降？
中国为什么有高杠杆现象，以及如何评价它？这是业界都在争论的一个焦点。刘俏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债务相当于GDP的1.6倍，地方债务近21万亿元。这一指标较高，若不加以控制，未来它的增长速度会更高。
在中国，杠杆率为什么一直高企？从微观层面来看，最大的问题是企业没有把提高资源配置、提升生产力和价值创造作为主要的考量目标，而是过多地追求规模，这种认知和心态主导了企业的行为。如果金融机构不断地给它提供融资，但是它的投资回报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企业会出现还款问题。所以，它们需要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来滚动债务，最终会形成一个高杠杆或者杠杆高居不下的状态。这背后反映的是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低。刘俏指出，过去20年里，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约为3%。从这一数据也可以验证上述结论。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增长，可以由投资资本收益率来推动，也可以由投资率来推动。如果我们不想让杠杆率上升，最好的方法是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那么，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微观基础，也就是全新的企业。如果我们接受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前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们需要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以及培育一批更有活力的企业。这样就铸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中国经济才能实现成功转型。如果片面地强调去杠杆或者说是把它当成一项任务指标来完成，带来的伤害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思考未来的发展模式。
深圳是高质量增长的一个好例子。2015年，深圳的GDP增速是8.9%，而2015年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7%-18%。也就是说，它有非常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其背后是深圳大量创新企业投入研发的结果。刘俏认为，这是长达40年的思想解放所成就的有利于不同形态的企业诞生和成长，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值得其他城市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