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重大公共事件，总会有些舆论的分野。二十年来，事实上我们存在着“两个舆论场”：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与主流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之间一直存在较大隔阂。重要舆情事件往往影响烈度大，社会关注度高、要素纷杂、话题性强，随着信息持续披露和情绪激荡，舆论会同步形成多中心、散点状的分布和走向。疫情中处于风口的武汉，这次也没有成为特例，着实更为典型。
从事件肇始，不同偏好，让每个社群走出了迥异的关注曲线。人们操持着惯用的角度，以最熟悉和“舒服”的方式，表达着对疫情的关切和忧虑。有人彻夜不眠24小时监工，只为见证和赞叹火神雷神两山的中国速度，高喊“武汉加油”“中国牛逼”。有人慷慨解囊，像一个环卫工人，生活拮据，也愿意倾尽全力，不留姓名为武汉献上绵薄之力。当然，也有人绝绝然要死盯红会的口罩和武汉病毒所的裙带关系，挖地三尺、搜遍任何蛛丝马迹也非要搞清楚市长戴了个什么牌子的手表，以及新型冠状病毒到底从何而来。
公共特性决定了他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话题系统，可以为公众提供众多观察、剖析和解读的视角。武汉疫情，也会顺理成章地被解构出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应急响应机制、高效的公益组织、病毒致病机理和传播路径等多重叠加交织的若干子话题。随着挖掘的深入和信息披露，每个子话题又可以再衍生出更多的派生话题，从而形成新的子话题分叉。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对疫情相关话题的解构还在不断的丰富、深入和推衍，似乎远没有停止的迹象。
每个观察者都会对信息进行偏好的选择、裁剪、拼装、加工、润色，继而进行外部输出。朋友圈里也非常明显地分化出不同的关注圈和小阵营。如有些人热衷于搜集各类小道信息，捕风捉影地证明诸如“病毒可能来源于武汉病毒所的泄露”。也有人从疫情下底层鲜活的个体出发，为大家还原出患者们的窘迫无奈，感叹生命无常，发掘出一个个可敬的灵魂，告诉大家他们的无畏勇敢。他们用风格迥然的笔触，参与和影响着疫情防控，也给公共话题带来更多叩问灵魂的思考，借以提供更加有效的解决路径。
多元表达的营造，让信息的接受者，无碍地转化为信息的输出者。当然，这本就应该是一个公共话题该有的样子。而且，这些并不整齐的观察和态度，至今并没有脱轨。即使有类似“双黄连可以预防新冠病毒”这样的谣言，也被迅速纠正，极少数人恶意传播疫情相关的谣言，也得到了及时制止和处理，只是玄外杂音。即使有小部分人有些情绪和责备，从字里行间，也能轻易得出是为了督促事态向美好方向发展的结论。
而且，我们也应该欢迎更多深度且理性的思考。如果武汉人民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仅换回“武汉加油”这种表层化、打气式的精神遗产，如此低效和贫瘠的转换能力，肯定不是一个极富情感，极善反思，极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民族所应具有的思考水准。
在影响烈度如此之大的疫情面前，不能苛求每个人的应激反应都十分克制和精准，也许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或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被劝导限足的情况下，这些情绪的音量自然会放大。
不可否认，疫情面前我们最需要众志成城，这应该是引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主旋律。但存在不同焦点和面向的审示和反思，可能会更有助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比如对黄冈卫健委主任的免职、湖北红会三位领导的处理，无不体现出在舆论监督下，对庸碌无为作风的雷霆纠错。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出于良善，为知情所需，即使当下看有些观点比较尖锐，也应被宽容地评价为对公共事件可接受的打开方式。之前财新、三联等很多奋战在疫区的记者就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得益于这些深度报道，公众对疫情有了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的了解，社会更迅速地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大多数人更心甘情愿地以“宅”的方式来支持这场疫情阻击战。
存在质疑并不可怕，从长远来看，并无损于公共信任。公众质疑是因为“期待”，这也是公共信任的核心因素。相较西方，我们的政府更“全能”、更“积极”。在公共事件面前，所有的民众都会迅速聚焦，都会对政府有期待。而不像澳洲大火，延烧数月，美国流感，死亡过万，只要符合程序，政府可能不会受太多责难。我们的“公共质疑”，会非常简单直接，甚至苛刻，但本质上，公众只是想通过对负有公共责任的某一组织的失望和反对，来提供一种激励作为的路径而已，并不需要过度解读。
我想，网络上频频转发红会负面文章的，也可能正是天天喊着“武汉加油”的那拨，吵吵着要彻查红会的，也可能正通过韩红基金会，偷偷地给武汉捐款。这些其实并不值得惊讶，也不令人费解。因为，之所以存在恨铁不成钢的责备，可能全是出于对这片土地滚烫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