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笔者观察，“新文人画”余波所及，最受戕害的就是高校教育。何以言之？今日一些高校间也在悄然流行这种“高简”的画风了，而学校作为“学院派”教育体系的大本营，理应该以训练“精工实能”的画法为主要任务，培养能画出有分量的大作品的学生才是正业，如果教师由着性子来，满足于书写自己那一点小情趣，争相撮取“笔才一二”的形象入画，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恐怕并非幸事。你看，仗着既有的笔墨功夫，兴致上来，画上一棵结三两个荔枝的树，点两只不知名字的鸟，宽袍大褂一件要有，酒壶松子是标配，掌握了这些——好了，你可以出师了！所谓“又省力又怡情”，剩下的就是怎么钻营暴得大名了。看着这些画，总要想起鲁迅1936年写的一段话：“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这段话对今天不是也颇为适用吗？
朱新建作品
一个无情的事实是，无论是花鸟图像还是山水图像，它们都是古代文人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表达他们文化思想与审美趣味的特定符号，绝非是可以代代传承相抄的简单图式，尤其是进入20世纪，时代已经根本上发生了大的变化。何况，古代无数的艺术大家已经在山水花鸟这两个领域里发挥到了极致，留给后人的空间已经没有多大，也因此，文人画在古代有着具体的文化针对性，而今日依然简单重复旧有的艺术程式，已经很不相宜，沦为空壳。
王孟奇作品
所谓“文人”固不是他们反复表露的那样。现在人们理解的“文人”一般所指即是擅长文辞的读书人，但很明显“文人”在历史上一直承载了许多许多的东西。“文人”在古时候约等于“读书人”，读书主要就是为了当官，因为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途径，历史上留名的人物几乎没有例外的，读书就是期望有一天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倘若能在高位上做些治邦安国、救世济民的大事自然是上上之选，它是古人传扬后世的主要途径之一，即“立功”“立德”。倘若仕途不顺利，蹭蹬下僚，乃至落魄乡野间，文人们会感慨怀才不遇、时运不加，但始终不改的是对苍生的关注对社稷的关注，国家兴，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他对自身遭际不幸的感受，而国家的衰败则使他切身感到如锥的刺痛，更增加对自身“天涯沦落人”的哀怜之情，但文人的风骨使他们不会就此完全束手，他仍然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出一点什么来。
假如不能够在理想的位置上施展自己，那么何妨在乡间在下层著书救世呢？抑或是做一个称职的乡下塾师？他们有人自觉把自己放逐到了乡野间，山林里，在这里他们自浇块垒，而又执着向理想的受众发声，传扬自己的主张，这种行为往往表现为“立言”“立德”，一直是中国文化中虽不澎湃却一直涌动的暗流，其影响不可小觑！胡适曾评梁启超：“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梁启超从不是什么叱咤政坛的大人物，但他以其“笔端常带感情”的凌厉笔力在思想舆论界发挥的作用之大，可说一时无二，这固然是新的历史时段下长于运用媒介的结果，更是文人勇于承担的自然反应。
（元）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卷》 27.5cmx62.8cm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固然有闲适恬淡的生活趣味，这是由他们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是偏于阴性的文化审美，但这远远不是他们的全部，在温柔敦厚的背后焉知不是至大而刚的“怒目金刚”？——那是历史淬炼、代代仁人志士不懈传递的文人风骨！于是我们看到了仕元的赵孟頫在元遗民群中遭到的冷眼看觑、不能原谅，而他本人也在仕元的精神枷锁下时时拷问着自己的良心，“一生事事总堪惭”；还有方孝孺，坚守臣子的本分，一臣不仕二主，誓死不肯向篡位登基的明成祖低头，直斥他败坏朝纲不忠不孝，其忠良节义感天动地……这些清刚文人的出现说来毫不奇怪，要知道自古以来的读书士子无不在“修齐治平”的人生理念下砥砺名节，以担当社稷成就事业为己任，手读的是圣贤书，心里铭感的是经史典籍中的古贤箴言，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身负圣人之道，在日常生活、经国大事中实践圣贤的教导，贯通经史之道，是进亦忧，退亦忧，自觉把自己放在传递道统、政统和文统的链条上，把这看做文人的本分事业，概而言之，即是“为生民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豪壮的誓言，正是文人们的最高指南，何尝有半分闲雅恬适的味道？它回荡在天地之间，呼吁文人们去做一个大写的人。如此说来，“道德文章”四字才是“文人”的整体内涵，而“文人画”可以看做是他们在“立功、立德、立言”之外的余事了。
（明） 徐渭 《黄甲图》114.6cm x 29.7cm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从画史上来看，徐渭在螃蟹图（《黄甲图》）中自题：“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自传胪”，以此讥刺胸无点墨的人一旦得势便横行无忌的丑态，这样的立意毫无温良恭谦让之意，也是文人画，而“文人画”的开创者苏东坡本人不就是胸中郁郁盘盘的代表人吗？他借枯木槎枒的竹石题材写胸中的不如意，写出一腔的“不合时宜”，还有那狂放不羁的陈洪绶，画《归去来辞图》劝阻朋友周亮工不要出仕清廷，“解印”一节中陶渊明不屑为五斗米折腰的神态和题词：“糊口而来，折腰而去，乱世之出处。”鲜明地表现了他干预现实的政治态度，这当然也属于文人画的范畴之内啊。如此说来，“文人画”从一开始就有壮怀激烈、愤激的一面，而“新文人画”总是展现的一幅温软面孔至少是不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