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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凌研究院 姚智赟-行业创新部咨询顾问
在全民抗疫的努力下，去年12月以来，在我国境内大面积爆发的新冠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截至3月18日10时，我国累计确诊81151例，累计死亡3242例，累计治愈69725例。
然而，也正如各方所担心的那样，这场疫情最终还是“席卷全球”。截至3月18日，境外累计确诊115273例，累计死亡4680例。
对比这一组数据，不少人发出疑问：过去几个月在中国境内的公共卫生实践，为何没能帮助其他国家阻击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扩散？难道真的如不少网友们所戏称的那样，连“抄答卷”都不会么？
本文将集中探讨“中国抗疫模式”未能短期内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复制的客观原因，并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给出相关建议。
明晰「中国抗疫模式」的概念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明确本文所指的“中国抗疫模式”的概念是有必要的。
不同于常规环境中的“治疗”与“研究”的经典二分法，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针对病毒的研究目的不再局限于关注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知识，而更多关注如何将新获得的知识快速应用于临床治疗和公共卫生实践。同时，鉴于疫苗的研制及投入周期过长，这就使得对“中国抗疫模式”的内容界定必须予以限制。
本文所阐述的“中国抗疫模式”仅指截至目前形成的“抗击疫情的中国本土经验”，它包含针对特定疫情背景下的鉴别、隔离、管控及治疗等一系列，旨在阻断疫情在一定范围内持续蔓延的公共卫生实践。而不包含更进一步的深入病理分析与疫苗研制。
北大、中科院团队证实“新冠病毒已突变”
就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新冠病毒的宿主有较大概率为中菊头蝠。其在传播途径上也可大致分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直接传播指患者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呼出的气体近距离直接吸入导致的感染；气溶胶传播指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吸入后导致感染；接触传播指飞沫沉积在物品表面，接触污染手后，再接触口腔、鼻腔、眼睛等粘膜，导致感染。
然而，我们仍需要注意的是，有关新冠病毒中间宿主的确认仍在进行中。换言之，尚不排除存在其他可能的传播路径。同时，更有资料显示该病毒已出现多处突变点，而近日国外的几则报道也回应了关于出现不同病毒基因序列的猜测。
（新冠病毒的单倍型网络：蓝色代表 L 亚型，红色代表 S 亚型，图 / 国家科学评论）
因而，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第一个阻碍他国/其他地区借鉴、或影响其借鉴“中国抗疫模式”的因素可能是：存在不同于中国境内序列的病毒亚类型（L亚型、S亚型）。而这，也直接降低了中国抗疫模式在海外抗击疫情工作的适用性。
新冠病毒引发的迷惑行为——谣言漫天飞、宗教硬核抗疫？
■ 谣言
伴随着疫情的进展，有关新冠病毒的谣言从未停止过它的步伐。并且这样的谣言以及谣言的温床可能挫败所有在中国境内控制新冠病毒的努力。社交媒体和其他更为传统的八卦途径充斥着阴谋论与不信任。而事实上，谣言与疫情这一组合在历史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埃博拉病毒的后果被视为邪恶。因此，传播这种疾病就不可能是善意的接触。一定有恶魔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四处寻找，很容易就找到了证据，这些证据是从大量的观点中挑选出来的，我们把风险和责备联系起来。移民、其他国家、糟糕的领导、细菌战或无能的贫穷，这些都太容易涌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如果埃博拉不是操纵下次选举的阴谋，那么为什么这种疾病会影响那些已知支持反对派的地区? 如果不是细菌战，为什么一群美国陆军科学家会来到这个地区采集血液样本?
上述两段内容截取自Paul Richards于2016年出版的著作《埃博拉：人民的科学如何帮助终结瘟疫》。在书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这一不受待见的邪恶病毒的谣言，是如何借由恐惧和无知一步步嵌入到整个上西非地区（Upper West Africa），同时又是如何通过多方（普通人、瘟疫学家）认知的统一被摒弃。
■ 文化
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已无须赘述。尽管可能存在过度诠释或者臆想的成分，但如今伊朗境内居高不下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不得不让人开始担心这一浓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氛围，是否会成为阻碍当地开展疫情防控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内某知名网站上就有网友分享了对伊朗防疫现状的看法：
伊朗防疫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一天多次集体祷告，主要在室内。
2、缺乏口罩等医疗物资。
3、周末去寺里大规模祷告。
4、处理尸体时不用火化。
5、尸体埋葬时，根据教义，喜欢亲吻和触摸死者。
（伊朗库姆的法蒂玛圣陵暂时关闭，图 / 美联社）
出于对宗教文化的尊重，笔者省去了部分可能引起争议的字段，但仍不难看出，若疫情期间不针对宗教习俗做出适当调整，那疫情的防控势必更为艰难。
故而，第二个阻碍他国/其他地区借鉴或影响借鉴“中国抗疫模式”效果的因素可能就是：不具备复制“中国抗疫模式”的社会环境。
相关疫苗没有研制出来前，「身体的技巧」更重要
自去年12月起，当新冠病毒的威胁逐步逼近时，从治疗药物到疫苗，各方都在呼吁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然而截至目前，疫情在中国境内的减少并不仅仅是因为生物医学治疗，更多的则是通过更好地理解并杜绝不必要的肢体接触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当一线医护人员理解并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后，情况有了更为积极的变化。
（3月4日株洲市某医院的隔离病区，图 / 新华社）
故而，这一被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称之为“身体的技巧（Techniques of the body）”的修正，就成了相关疫苗没有成功研制出来之前的强有力保障。
或许相比整理成一份份文档的“经验”而言，来自一线医护人员身体的技巧很难引起更广范围的关注。但是也正如社会学家提姆·唐顿（Tim Dant）在其2005年对英国的汽车修理行业进行的研究所发现的：这（汽车修理）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徒弟必须学会如何调整——一只指导着的手比汽车维修手册更有用。
所以，第三个阻碍他国/其他地区借鉴或影响借鉴“中国抗疫模式”效果的因素可能就是：相较于各类流程指导手册而言，真正具有借鉴价值的“身体的技巧”未被置于合适的地位（被忽视或被一笔带过）。
- 写在最后 -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病毒的种类、所处社会环境以及不易被重视的“身体的技巧”都是阻碍他国/其他地区借鉴，或影响其借鉴“中国抗疫模式”的重要因素。诚然，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三种因素外，所处生产技术环境以及经验成果文档的质量等，亦是需要被纳入考虑的变量。
其实倘若我们换一种视角，我们就不难发现：对于个体、组织、国家乃至更高层面的共同体而言，那些在应对危机公共事件过程中产生的方案和实践，都是值得被牢记和被管理的“知识”。
尽管在危机公共事件的分类、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所借鉴知识的具体内容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倘若分析合理且处置得当，就可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应对体系”，以此来应对危机的再次降临。
参考文献：
【1】Dant, T. (2005) Materiality and Society,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Richards, P.（2016）EBOLA：How A People’s Science Helped End An Epidemic,London:Zed Books Ltd.
【3】Mauss, M. (1973 [1935]) ‘Les techniques du corps’, Journal de psychologie, 32: 271–93, trans. B. Brewster and published as ‘Techniques of the bod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1): 70–88, 1973.
【4】《中国科研团队：新冠病毒已突变，149个突变点，演化出了两个亚型》
【5】 《新冠肺炎是否已经在伊朗大规模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