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半床，狂花滿屋”，“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云低”，“不雪雁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這幾組對偶卻不呆板的句子出自南北朝時期的著名辭賦作家庾信（513-581）的抒情小賦《小園賦》。
相較於庾信最具代表性的賦作《哀江南賦》來說，《小園賦》雖然篇幅短小，但是其所傳達出來的審美文化信息卻是與《哀江南賦》一脈相承的，那就是：婉媚香軟的江南風情；剛勁清冷的北方格調；守節明志的儒家情懷。
一、婉媚香軟的江南風情
辭賦最初興起於南國，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作家雖然在作品中抒發帶有狷介色彩的真情實感，但作品中少不了南國優美風光的描繪。最發達的辭賦是以司馬相如、楊雄（早期）為代表的漢大賦，作品雖然“勸百諷一”，並不注重抒發作家的真情實感，但是卻繼承了楚辭對優美自然風光的描繪這一傳統，只不過風光不再是南國的，而是北方的了，且誇飾的成分很重。東漢張衡開闢了抒情小賦，抒情小賦繼承了屈原辭賦抒真情的傳統，但是所抒的情不再是狷介之情，而是自得其樂的逸情；抒情小賦也繼承了漢大賦的風光描繪，只不過不再是高大上的誇飾描繪，而是因應抒發逸情的需要而描繪一些清淺細膩的風光，並且風光與情感已經熔鑄在一起了。這不僅是文學的發展軌跡，更是社會的發展軌跡。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從東晉時期開始，中國主流文化隨著晉室遷往江南而南移，加之東晉和南朝時期的南方遠較北方政治清平，經濟繁榮，於是抒情小賦繼續以抒發文人士大夫的逸情雅興為方向，只不過江南旖旎的自然風光、冶豔的世態人情，加之鬥富、清談風習的盛行，士大夫的逸情開始頹廢化，賦所熔鑄的這種頹廢逸情的風物描寫也就從漢代的清淺細膩轉化為婉媚香軟。《小園賦》就有婉媚香軟的這種江南風情。
《小園賦》是庾信的後期作品，那時候作家生活在北方，而且已經註定無法南歸了，賦所要抒發的情感很複雜，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作家安貧樂道，打發殘生的情懷。既然要表現安貧樂道的情懷，賦所選取的意象、所描繪的風物應該簡單化、灰色化才對，但是《小園賦》中所描繪的一些風物雖然是北方的，但卻是在演繹作家回憶中的江南風情。
北方乾旱，南方溼潤。南方是魚米之鄉，其魚的品種遠遠豐富於北方，魚的個頭也遠遠大於北方；潮溼的地理環境更適宜竹子生長，所以江南的竹子遠比北方粗壯而豐茂。《小園賦》在描寫作家想象中的餘生生活環境“小園”時寫道：“一寸二寸之魚，三杆兩杆之竹”。地道的北方人不會太喜歡有魚有竹的環境，因為那不是北方的優勢，北方更喜歡的是雁、柳、松之類的風物，但是在庾信的眼裡就不一樣了，庾信懷念魚蝦滿塘，竹樹環繞的江南生活，這種生活在北方就變成了他筆下的“一寸二寸之魚，三杆兩杆之竹”了。風物是北方的，情調卻是江南的，尷尬著呢。
本文文首提到“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即便這兩句寫的是“小園”，這在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筆下也是不一樣的。南北朝時期的江南風月文化昌盛，“落葉半床，狂花滿屋”正是江南風月文化在作家心裡的反映，同時，“半床”、“落葉”又帶有士大夫情場失意的惆悵，一個“狂”字更表達了士大夫對風月生活貪得無厭的心情，婉媚香軟之態畢現。北方當然也會有小園落葉和落花，但是北方人筆下的落葉會是“落葉滿階塵滿座”、“綠池落盡紅蕖卻，落葉又開最小錢”，落花會是“落花流水愁又起”、“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其他的諸如“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酸棗梨酢，桃榹李薁”、“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焦麥兩甕，寒菜一畦”、“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等等，無不是庾信以鋸齒草（蓍）、甘菊（金精）、酸棗、山梨、山桃、山李、忘憂草、長樂花、陳麥、秋菜等這些北方習見之物在營造“名為野人之家，實為愚公之谷”的“逐酒”、“聽琴”的具有江南婉媚香軟風情的“小園”生活罷了。
二、剛勁清冷的北方格調
《西洲曲》和《木蘭詩》是南北朝時期的樂府民歌“雙璧”。東晉南北朝時期，南方政治統治相對開明，社會相對穩定，經濟蓬勃發展，加之四季如春的氣候，山水相依的環境，開放浪漫的民風，民歌遂以情歌為多，且格調柔美，《西洲曲》就是代表。同一時期的北方戰亂不斷，政治統治殘酷，民不聊生，加之氣候乾旱寒冷，崇山峻嶺連綿，民歌遂充滿著尚武色彩，格調剛勁清冷，《木蘭詩》就是代表。“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花木蘭脫下紅妝換武裝，代父出征，迅速實現了角色轉換，江南的女子群永遠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面對遙遠的征途，嚴寒的天氣和殘酷的戰爭，花木蘭氣定若閒的將軍形象在這種剛勁清冷的藝術格調中熠熠生輝。
《小園賦》雖然抒發的是庾信意欲得過且過的士大夫情懷，但是由於它是作家經歷過一段時間的北方生活之後的作品，北方文化剛勁清冷的格調不可能不在具有敏銳的藝術感受力的庾信的筆下顯現出來。
“小園”畢竟是北方的小園，無論作家怎樣把小園中北方的風物演繹成江南的風物，其一草一木包括作家本人都只能在北方清冷的環境中生存，所以它們必然要打上北方固有的剛勁的烙印。
庾信這樣描繪自己“小園”中的棠梨和酸棗：“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作家以兩個典故描寫“小園”裡的棠梨和酸棗。棠梨固然有，但是卻沒有漢武帝在甘泉苑所設的棠梨館；酸棗固然有，但是卻沒有戰國時期韓王在酸棗寺所設的聽政臺。“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人是世界的美，任何自然風光或人造景觀只有跟人的情感需求聯繫在一起，它們才會擁有自己的意義和價值。庾信無法回到故國，固然他可以依據江南的樣子營造自己的“小園”，但是這裡的棠梨、酸棗只有它們的自然屬性，卻沒有它們的社會屬性。棠梨、酸棗的社會屬性是什麼？庾信認為是棠梨館、聽政臺。庾信懷念自己在江南為國事操勞的榮耀，身在江南的那些歲月，觀賞棠梨和酸棗是庾信政務之餘調節身心的行為，那時候的棠梨和酸棗是令人賞心悅目的；而此時身在這北方“小園”裡的棠梨和酸棗怎麼可能會給庾信帶來同樣的心理享受呢？
漢高帝劉邦為了對父親行孝而在長安複製了老家的村莊，其實那是沒有用的，他可以複製豐邑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甚至還可以把一些老鄉接到長安來，但是他營造不了劉太公故土難移的情懷。庾信“小園”的尷尬之處與此相似。在這樣的心態支配下，“小園”裡的風物在庾信的眼裡無不顯得剛勁峭拔，孤僻清冷。園中雖然有“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但是它們歪斜不整即所謂“欹側”。園中固然有山有水，但是“山為簣覆，地有塘坳”，挖塘取土，然後用筐擔土堆起來的就是山，挖出來的塘就是“湖”了，這跟江南怎麼可比呢？園中固然有房舍，但是那哪裡是江南的那些宮殿啊，只是一些類似野人居住的所謂“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而已，以至於庾信在這樣房舍的屋簷下站直了的時候會“妨帽”，與人並行出入房門時會“礙眉”。
庾信苦心積慮依照江南的情調營造的“小園”竟然如此不堪，北方風物固有的剛勁清冷的生活，格調化為了庾信《小園賦》中的藝術審美狀態，庾信以這樣幾句話總結他對“小園”的總體感受：“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云低”，“心則歷陵枯木，發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三、守節明志的儒家情懷
庾信所生活的南北朝後期，南朝統治者滿足於偏安的現實和豐厚的物質基礎，通過跟北朝簽訂一紙和平協議，就依舊整日醉生夢死，疏於軍事；而北朝無論是西魏還是接替西魏的北周，統治者都奮發有為，積極發展軍力，他們所覬覦的不僅是南朝的物質財富，更是天下統一的政治局面和歷史功業。
梁武帝（502-549年在位）後期爆發了“侯景之亂”，八十六歲的梁武帝被害，繼位的梁元帝依靠軍閥陳霸先等人平定了侯景叛亂。為了專心整頓內政，梁元帝承聖三年（554）春派時任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庾信出使西魏，欲穩定南北朝之間的關係。庾信抵達西魏都城長安不久，西魏聯合梁朝宗室反對派攻克了江陵，梁元帝被殺。梁太平二年（557）陳霸先廢梁稱帝，建立陳朝；同在這一年，西魏權臣宇文覺廢魏帝自立，建立北周。
在這幾年中，因時局動盪，庾信一直滯留北方。作為敵國的使臣，他不僅沒有受到西魏和北周的虐待，反而因為自己的名望而受到重用。西魏先拜庾信為撫軍將軍、大都督，後更是拜他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周立國後，進一步重用庾信，他被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洛州刺史，其權勢真是炙手可熱了。
陳朝和北周由於都剛剛立國，內政優先，南北二朝實現了和解，於是陳霸先請求北周放還包括庾信在內的南朝人，但是北周不願放庾信南歸。庾信無以改變北周皇帝的意向，他只能以南朝臣子在北朝為官，這對於庾信來說是一種精神折磨。
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主流文化南移，作為主流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在南朝發生了一些變化，那就是儒教與道教、佛教的合流，推動者就是梁武帝。三教合流的典型標誌是梁武帝通過親身事佛，並問政於“山中宰相”、道教大師陶弘景。三教合流對於士大夫的影響就是進一步強化了忠君和修身的關係，強化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早期信條對儒士的約束力。
庾信身陷北朝，不能歸國，理應進山修道或者居家向佛，接受北朝爵位就意味著身事二主，這是文人士大夫人格修養上的大恥辱。固然庾信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他畢竟接受了北朝官職，而且兢兢業業，以至於滕王宇文逌稱讚庾信“德藏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賄，人不忍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怎樣表明自己依然忠於南朝，是庾信必須向自己和後人所要交待的，不然的話，他會永遠生活在自責之中，後人也會把他釘在恥辱柱上，那將令他死後都不能釋懷。庾信在這篇《小園賦》中就宣誓了自己守節明志的儒家情懷。
庾信身居北朝高位，卻試圖以江南風格營造“小園”，這本身就是他懷念故國的表現；而他在“小園”中感受不到故國的感情，感受到的的只是北方的峭拔冷峻，這當然是他故國情感的深化。
更重要的是，庾信從流變的歷史出發，從更高的層面表達了自己的心跡。庾信首先回顧了門閥制度，發現了門閥制度發展到南朝時期的不公正狀態：“章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這句話的自我否定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那時候的北周已經開始醞釀包括科舉制度在內的旨在擴大統治集團以打敗南朝的措施，庾信看到了歷史發展的積極方向，即門閥制度阻礙歷史前進。接著庾信列舉了鄭玄、賈誼等儒家先賢的故事和侯景之亂以來的梁朝統治階級集團的亂象，說明儒教的發展雖然在梁武帝時期呈現出好的態勢，但是那在偏安政權那裡是不能落實的。庾信以“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揭露梁陳政權偏安政策的荒謬和必然腐敗的結果。
庾信以自己對自己的辯解揭示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那就是北朝取代南朝以統一天下的大勢是不可阻擋的，這應該是《小園賦》的最大思想意義所在。
《小園賦》並非庾信的代表作，但是它寫於作者後期在北朝為官期間，短短的賦如同《哀江南賦》一樣寄託了庾信的追求和苦惱，這既包括他對江南婉媚香軟風情的追憶，又有他對北方剛勁清冷格調的無法抗拒的接受，還有他對自己儒家情結已經被時人而且可能還會被後人誤解的苦惱和辯解。庾信以這篇《小園賦》折射出了南北朝時期封建士大夫的三大審美文化信息。但是，庾信可能自己都沒有充分意識到，他是站在分裂的中國和大一統的隋唐盛世的中國分界線上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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