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深圳有雨，下午在中心书城的一家书吧看了一下午黑格尔。之所以大学毕业十年后，还在看黑格尔，是因为现在做青少年哲学和深度阅读工作，一来是工作所需，再就是自己也确实喜欢。在书城还偶遇了我们读书会老会长王绍培老师在书城做讲座的海报，主题是《为什么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说来王老师还是我的学长，78级武大哲学系。讲座是一个周日的晚上举行的，同样就在离这里咫尺之隔的图书馆南书房，每周四有固定的“哲学新解”讲座，不禁想到，以后会不会出现深圳市民见面了先聊段哲学的新风尚呢？
书看累了，打算到附近的莲花山公园散散步。在合上书本的时候，发了个朋友圈：
学哲学不在于一定要搞懂什么（能有一些真实的心得就好），而是要注意在通往努力搞懂的过程中，进行的有力的思维活动。这种有力的思维活动培养出来的是自己的一种思维的韧性和理解上的穿透力。经由这个训练，所收获的将是一种叫做“深度思维”的东西。
说起我跟哲学的缘分，就要谈到我的大学专业：人文科学试验班。每次别人问我时，我都要再进一步解释下，说我们是一个文学、历史、哲学都要学的专业，毕竟在大家的认知里，人文科学试验班太过陌生。大一时学长给我们打气，说我们专业还有个听起来很牛的名字，叫“国家基础人才人文科学基地班”。
叫基地班的好处是有着超高的保研率，我们班大四时，47名同学中有24个保研名额，但最终只用了21个，因为有三个有保研资格的同学放弃了名额。我没有读研究生，因为早在大二的时候，我就经过一番分析，决定大四毕业直接踏入社会，这大概也是拜专业所赐，我后来跟朋友说，读人文班，对我而言，有着脱胎换骨般的影响。
大二的这个决定对我的帮助很大，相当于为更多的学习放开了手脚。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我们专业要求毕业修满170个学分，非基地班专业是150个左右，而我修了220多个学分。上学那会儿，只要在学校看到合适的讲座，而我又没有其它安排，就去听。所以大学时期就听了很多讲座，现在全国范围内著名的教授，我很多都在大学期间现场听过他们的讲座，还包括听了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讲座。
其实读这个专业很偶然，当年报志愿时，我在前面的志愿里都填了法学、经济学等热门专业，倒数第二个志愿填报了人文班，而且我高中时所有科目中最差的就是语文，人文班又恰恰当时设在文学院。就这样我带着造化弄人的懵懂感，进入了武大。报考武大倒是没有犹豫过，我当时选学校时，说上大学了，就要上大的学校，武大有5000多亩，加上是全国最美丽的大学，正合我意，就报了。
从心理上对专业的认可是大一上学期完成的，这说来倒是有几分幸运，因为很多同学大学四年，都没有对自己的专业建立起发自内心的喜欢。当时促使我产生这种心理认可的有几个原因。
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文学、历史、哲学都是冷门专业。但我发现我们教授都气质很好，而且从他们的讲课中，能明显感到他们对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很喜欢，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这里要说一句，因为人文班是基地班，加上武大有重视本科教学的传统，我们上大学时，绝大多数任课老师都是博士生导师，而且在他们的领域都做的很出色。即使是年轻老师，他们身上也体现着对专业的浓厚的热爱，对我们的教学也很有启发。
其中有一个有着明星效应的学长，大四时我曾经跟着小一届的师弟师妹旁听过他的几次西方哲学课，他就是周玄毅。我在上大学之前，就在2001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电视转播中认识他了。按理说，他那么有能力，应该有很多选择才对，但他却选择了读哲学的硕士和博士。以上的这些发现，让我萌发出了一个朴素的结论，就是文史哲这三个学科，每个都是发展了几千年的学科，这几千年积淀下来，里面一定是有好东西的，一定是有大魅力的。这种朴素的认知促使我发了一个心愿，就是大学期间，要努力把文史哲三个专业都学好。
但是三个专业都学好，怎么入手呢？当然那时也不清楚，我是后来总结时发现的，就是冥冥之中抓住了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写作。
哲学是因为大一时就开了西方哲学课，刚军训完的时候，打开西方哲学的课本，真是如同天书一般。我们宿舍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同学，他在中学阶段就读了很多哲学书，每次我在宿舍看西哲课本，他就问我看到哪了，然后发表下他的看法，当时说实话，他每次问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根本就没看明白，完全不知道如何分析里面的意思。我当时看那本教材，每天看到哪里，还标上日期，直到完整看完，还是几乎一窍不通。
那个时候，我们有门课，叫《人文科学理论与方法》，三个学分，教我们这门课的老师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先生的助手（李达是建国后，武大的首任校长），他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说：“我这门课你们开的有点早了，你们上课肯定很多听不懂，但没办法，你们就先听吧。”这门课老师主要讲的内容是“解释学”，我现在对这门课的印象就是记住了一句话，叫“对象化于文本中的人的基本精神”，一学期下来，就知道老师在反复讲三个词，说明、理解、反思，严格说来，没有一堂课是听懂的。我对哲学的学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学期，正是这种懵懵懂懂的影响，为后来的学习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从大一下开始，就明显感觉学习能力整体上了一个台阶。
写作，倒是一个我有意识的行为，前面说过，高中时我最差的科目就是语文，但偏偏现在上的是文学院，也就是说，自己以后很可能要靠文字吃饭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噩耗。高中时，每次考试写完作文，我从来不看第二遍，因为实在不忍猝读，那文字都是折磨老师的，每次语文卷子发下来，作文都被我扔进了垃圾篓。那个时候，我看室友李同学还每次都把作文锁进柜子做珍藏，我就好奇，干嘛还保留这些，李同学说，说不定以后他出名了，这都是史料了。我这位同学后来做了我们高中的学生会主席，高考完上了军校，现在已经是一名很优秀的青年军官。2011年我去他在的兵营找他玩，那时候他还是指导员，据战士说，他在整个军区的一些比赛中，都是数一数二的。现在想来，高中时他说保存作文就是保存史料的话，可能不是说着玩的。
那我的写作怎么办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大学的专业帮助，我们大一的时候每周要上四十多节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西方哲学，等等一学，我发现肚子里就有东西了。加上那个时候校内网刚刚出来，自己写了东西，同学可以点进来，或点赞，或留言，觉得很好玩。有时候一天能写六篇日志，那些日志其实很简单，就是记录一些趣事，发表一些观点。这样一来，一下子有了写作的主动性。此外，就是专业论文的写作训练。我们这个专业如果总结出来就两大学习核心，一是看书，二是写论文。我至今还记得大一上西哲老师布置第一篇论文时的情景，那次的论文要求是：
从伊壁鸠鲁的“幸福即德性”，斯多葛的“德性即幸福”，再结合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性”，谈一谈知识、德性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一下如何获得长远而持久的幸福？
说实话，刚上大一的我们，很多还不知道论文为何物，对这个题目完全是不知所措的，而老师的要求是最少写3000字。
对，就是这个3000字，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在此之前，我写的最多的就是800字的考试作文，现在写作字数从800字直接提到了3000字。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的这篇论文写的什么内容了，因为刚上大一，还没有电脑，我是手写的论文交上去的，也没有存稿，但这个作业让我直接体会到了，
对于写作，我大学的经验告诉我，流水文促进写作主动性，大篇幅的研究型论文促进写作的专业性。大学毕业后，直到创业前，我也确实靠文字工作实现了从学生到职场的转变。
我为什么对我的专业充满感激呢？为什么说这个专业对我有着脱胎换骨的改变呢？这就不得不说大学期间，对我很重要的几个节点。
因为学习哲学的缘故，我对我们学校哲学院的几位老师就非常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邓晓芒老师和赵林老师。大学时，我还专门修了邓老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课，三个学分。大二的时候，哲学院搞了一次他们院的王牌活动，叫“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活动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请出哲学院最牛的老师给全校学生做讲座，其中第一场就是邓老师，第二场就是赵林老师。
邓老师的讲座主题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赵林老师的主题是《罪恶与自由》。
邓老师的那场讲座，我的笔记写满了五张信纸。大二下开始，我自己给自己寻了个信仰，叫“批判与自觉”，首先就是开始对自己进行批判，并且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这是我第一次开始对“自我的局限性”展开攻击。以前高中时，我们学到中国历史，动不动就说因为这局限性，因为那局限性，所以结果怎样。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是克服自己局限性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首先要通过反思找到一些局限性，也可以参考研究著作中提到的自己所在群体的局限性，然后分析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比较常见的那种胆小怕事、目光短浅、缺乏长远建设、不够有视野，格局不够，缺乏比较明确的自我实现意识等，都是局限性。这个努力克服自己局限性的努力，后来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就是要时常反思自己，苏格拉底说，未经察省的生活不值得一过，就是要我们经常反思和总结。
克服局限性和建立自信是相辅相成的，一破一立。我当时寻到的建立自信的方法就是要给自己的精神有一定的支撑，比如要尽量学习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拥有文化上的自信，包括后来总结的走南闯北，借用外在空间的开拓进行内在的格局建设。包括毕业后创业，我都建议选择具有大的系统纵深的行业。此外还包括，能把自己遇到的所有事情，所有经历都用一条线统合起来，这样就不走弯路了。
我为自己选择的这条线就是文化，悲伤也好，高兴也好，贫困也好，富裕也好，顺利也好，坎坷也好，都可以统一到这条线上，进行研究和总结，在过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里寻找到可以给自己带来滋养的东西，将这些内化成自己的文化修养。
当我把我的信仰定为“批判与自觉”以后，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比如我开始变得勇敢了，后来听全校范围的几百人的，甚至上千人的大讲座，我就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提问了。而且我也发现了一条规律，就是凡是想提问的时候，最好的机会就是做第一个提问者，因为一般情况下，主持人刚开始表示可以提问时，台下会有短暂的冷场，而我通常在主持人还没有说可以提问时，就把手高高举起来了。这个发现对我现在都有帮助，而且我提问从来都是短平快地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就坐下了。我们现在参加一些公共讲座，经常看到有些人问个问题阐释半天，说一堆自己的想法，说半天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提问就是提问，把自己的问题用最短的时间，明确地提出来，这对其他观众来说，也是一种尊重和礼貌。
说了寻找信仰和克服自我局限性这个帮助，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自由”，这是从赵林老师的那场讲座后得来的。赵老师引用了《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而被贬出伊甸园的故事，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被贬出伊甸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偷吃了智慧果，而是在偷吃智慧果时，已经拥有了自由意志，上帝明明说，智慧果不可以吃，但因为有了自由意志，亚当和夏娃违反了这个命令。
赵老师说，自由的第一次运用肯定就是作恶，违反一种规定性。这句话当时听得我振聋发聩。原来人类的原罪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自由。但同时，也正是因为人有自由，才能相比于其他动物有了文明进步的可能性，而最终人类凭借自由建构起来的不断提升的文明层次，才会使人在一种更为高级的意义上回归伊甸园，在一种自觉的意义上接近上帝。可以说，正是因为这场讲座，让我意识到自由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我们既要提防自由，又要依靠自由，所以，驾驭自由这件事就成了一件非常需要能力的事。在讲座的最后环节，有学生问赵老师是不是基督徒，赵老师说，他不是，随后他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比喻：
我是一个寻找信仰的人，在信仰的这片大地上，有几间矗立的屋子，有间屋子上写着基督教，有间屋子上写着伊斯兰教，有间屋子写着佛教，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屋子。我没有进基督教的屋子，也没有进其他宗教的屋子，我还是一个苦苦寻觅的人。但如果有一天，我经过苦苦寻觅仍没有发现我要找的屋子，这时我回过头来，想重新进基督教这个屋子，作为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他一定会接纳我这个回头的孩子。
说实话，我当时听的时候，感觉自己周边的空气都温暖了起来，流动了起来，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如沐春风吧。
如果说邓老师和赵老师对我的帮助在于信仰和思想层面。那李工真老师对我的影响就直接跟事业有关了。
李工真老师是我们世界通史从大航海到宗教改革段的专业课老师，此外我还修了他的《德国史专题》的课。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两门课，而是他的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德国现代化》，李老师这门公选课我修了一次，还听了两次，相当于学了三轮。这也是唯一一门大学期间我反复听的课。这门课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个老师能把教学艺术发展到什么境界。李老师上这门课从来不带讲义，全都在他的脑子里，大段大段的引用，大量的统计数据都储存在脑子里，信手拈来。而且李老师讲课能讲到忘我的程度，有一次讲到戈培尔因为患有小儿麻痹症，所以不用服兵役，李老师非常自然地在讲台上模拟跛脚走路的样子，那绝对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是讲到此处的下意识行为。还有在课堂结尾处，李老师会深情地背诵大段的爱因斯坦的《探索的动机》作为结课赠言送给我们做勉励。
就是在李老师的课堂上，李老师讲普鲁士教育大改革的时候，触动我树立了教育理想。当时普鲁士被拿破仑大军打败，在耶拿大战中血流成河，国家除了割地赔款，还要支付大量的法军占领费。而且拿破仑有句名言，就是“灭亡一个民族，就要首先灭亡他的知识分子”，那么，哪里的知识分子最密集呢，就是大学。所以拿破仑打到哪里，就撤哪里的大学，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哈勒大学。哈勒大学的教授们就跑到国王的宫殿里，去面见国王，看怎么办。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是威廉三世，这位国王虽然打仗不行，但他被誉为是一名有着哲学家头脑的国王。他对教授们和他的大臣说：
正是因为穷，我们才越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国家因为办教育办穷了，因为办教育办亡国了的。恰恰相反，教育是医治德意志创伤的最好良药。德意志，唯有用他高贵的精神来弥补他物质的不足。
如果说，上文中提到的赵林老师的话对我有振聋发聩的感觉，那么李工真老师深情地引用着威廉三世的这句话，对我就是醍醐灌顶。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谈到教育，有着如此饱含远见卓识的话。包括后来李老师又继续给我们讲了洪堡和费希特对于德国教育的贡献，还特别讲到普鲁士教育大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康德的新人文主义。而康德正是我大学期间花大量功夫研读的哲学家。因为武大是我们国家德意志古典哲学研究的重镇，天时地利人和，为我们大学期间进行康德哲学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上一个大学，能在信仰和事业方面得到有益的启发，这已经非常幸运。得益于人文科学试验班这样一个包含了文史哲三个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大学期间，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大一时教我们先秦两汉史的罗运环老师，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大学老师上课的不同，除了他的课堂板书都是竖版的以外，每次上课到最后十多分钟，罗老师就不讲了，就问我们，对于今天讲的内容大家可以现场提问，他来回答。教我们上古世界史的晏绍祥老师，晏老师当时是华师的老师，是我们国家研究埃及、希腊和罗马古典史的专家。后来查资料，他当时已经是对门华师的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了，每周二晚上给我们这一个班的学生上课。当时武大要是自己教，肯定也能教，请晏老师来给我们上专业课，也可见对我们这个专业的重视。
我记得有一次上课前，我们都到了，晏老师走到教室门口，透过门的玻璃往里张望看我们，神情特别有意思。对晏老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讲到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征战，每一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军事上的胜利都伴随着后来文化上的失败，就是被同化了。后来这个观点自己也在其它书里看到了，但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老师转述这个观点，还是印象很深刻。
还有魏斌老师，魏老师教我们魏晋南北朝史，魏老师讲课中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好玩”，“这个研究好玩”，布置的作业是让我们把一首古诗改编成现代诗。大二时左松涛老师教我们晚清史，虽然左老师是一名年轻老师，但他的课对我非常有启发。每讲到一个历史事件，他就讲关于这一事件的学术研究史。他的课堂，为我们打开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信息，通过这门课我知道了很多晚清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魏老师和左老师这两位年轻的老师，那时候都是讲师，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俩很多话我都还记得。我后来总结。
两位老师教我明白了，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桥梁作用，学生借由老师，可以通向更广阔的领域。就像小山虽然小，但是登上小山，可以看到更多悠远、辽阔的大山。这也是老师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每位老师都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但作为一位推动学生向更高层级领域迈进，向更高级视野拓展的老师，也一样是伟大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度对一门课非常喜欢，就是《美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都是我的主要学术研究兴趣，在我从事教育工作时，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宗旨设定为“发现教育之美”。教我们美学的是邹元江老师，那是大二下学期的事。我毕业两年后，有一次在上海，去复旦玩，看到他们有一场给研究生的讲座，请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讲《牡丹亭》里的一个话题，我也好奇去听一下。听完后我就第一个提问，自报了一下家门，那位斯坦福的教授说，你是武汉大学毕业的，那你们学校有位邹元江教授，对《牡丹亭》的研究是很不错的。我说，那就是我的老师。如果说大学期间，真正开始对学术研究有一点自信，就是在邹老师的课堂上体会到的。
邹老师讲美学课的内容是在书上找不到的，他上课都是自己拿着自己写的讲义，很多都是美学前沿。我记的第一堂课，邹老师让我们欣赏一幅雕塑，说那个雕塑多么厉害，得了什么奖。但说实话，当时真是看不懂。邹老师看我们的反应，大笑三声，说：“看吧，混乱的感觉，延迟做决定。”邹老师是我们大学老师中，第一位真正利用一门课对我们进行学术文章的写作指导的。一学期课下来，给我们布置了三次论文的写作任务，而且通常每一篇论文都会在课堂上给我们念出来，有赞扬，有批评。其中我的一篇关于自然美的论文，题目主标起了《美是自然的惊叹还是心灵的省略》，邹老师说学术文章要尽量少描述性语言，直接提供有实质内容的语言，其实不光是学术文章，以后除非需要文学渲染的地方，写进文章的语言都要有实质内容。
邹老师的这个标准对我的影响很大，到了大三，我的论文就不再写副标了，直接在标题上写出自己的主旨，比如《民国九年的自然灾害及政府与民间的应对策略》，《老子自由与康德哲学自由理论的差别》等。就是那一篇《美是自然的惊叹还是心灵的省略》邹老师读给大家听，在点评的时候对我的学术能力做了肯定，说以后可以走研究路线的。当时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其中在靠近结尾处，有两段我是凑出来的，结果邹老师就是念到那两段的时候，直接略过去了。
这后来也成为了我的一个有意识培养的能力，就是文章好不好，观点的水平如何，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人在世界才敞开”，这句话也是在邹老师的课堂上听到的，借由美学的熏陶，我也开始对自己的世界进行构建，真正体会“人给自己立法”的感觉。
我后来反思人文班对我的帮助，确实让我的眼界大开。比如，我们很多人都对历史感兴趣，但感兴趣和专业素养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我发现，在大学的历史课堂上，老师是很少讲具体的史实的，就是大家感兴趣的那些历史的故事，真正的历史学是不怎么教的。历史学要研究的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情节，而是历史的研究方法，分析历史的思路，历史的研究能力，通过历史可以得出什么，还有历史素养的掌握等。
有门课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西方史学史》，与之对应的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历史研究的历史”。在人类的时间长河里，有很多人对历史学进行了研究，留下了名垂青史的历史著作，史学史把这些著作的发展演变以及伴随着演变诞生的历史思想作为一门研究的学问。教我们这门课的是肖圣中老师，我后来才知道，肖老师那时刚调到武大不久，这门课并非他的专业，并且离他的专业还比较远，但我们都觉得肖老师讲的很好。
史学史是典型的可以打开眼界的课，通过这样一门课，几乎人类历史上的历史学大家和他们的著作都会学到，这为更加深入的历史学习开垦出了广阔的田野。肖老师的课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思考型的论文，叫《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为何长期停滞》。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可能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听，觉得他是在胡说八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黑格尔说的历史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历史不是同一个历史。黑格尔说的划定有没有历史的标准是社会在历史中有没有层级性的变化，就是文明有没有在绝对精神上有所扩展，如果没有扩展，那就没有历史，有的只是循环往复的经历而已。
肖老师这个作业对我的启发很大，不仅是社会，即便是自己，也要注意这种层级进展性，而不是绵延，按部就班。后来自己工作也好，创业也好，这种内在的层级进步成为我一个努力的方向。有一次下课，在路上跟肖老师聊天，谈到关于一些城市的文化和发展的问题，肖老师说，有文化的地方迟早是会发展起来的。后来我也跟我的学生讲，一个人要给自己积攒点文化财富，有了文化财富，以后技术的便利会让文化有更多和更充分的施展机会，转化成好的生活是比较容易的。
哲学里说，哲学的诞生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好奇，一是闲暇。
人文班在这两个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多便利。有种说法讲，一个人好奇就年轻，不好奇就年老。那么一个人如何长时期地保持好奇，在我看来，就是要意识到世界的广阔性，不仅是外在世界的广阔性，还包括历史的广阔性，内心的广阔性。如果天地四方、古往今来、内心世界，都在你面前展现出了这种广阔性，那长时间保持好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没有这种三个维度的广阔性，好奇或许就会被日常的紧迫的目的系统，或者不断面临的琐事耗损掉。社会有个平均数效应，这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现象，尽管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很优秀，但长着长着就越来越被社会平均化，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文班向我们提供了在这三个维度上拓展和建设的工具和途径，这是要感谢的。
另外，在大学里，我学会了闲暇。那时候，我有很多次就是单纯地想散散步的时候，其中很多还是雨天，打个伞，或者绕操场，或者绕珞珈山，或者干脆就是绕着校园走。我在散步的时候，感觉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享受，可以沉浸在一种思索的世界里，很多种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在散步时想出来的。后来，我的这种闲暇的思考被我成功移植到了公交车上、火车上。当人们在这些场合，还是赶时间的时候，我倒是可以享受边行驶边闲暇的感觉，我也有很多好的思路就是在车上想出来的。所以，我现在能做到即使坐再长时间的火车，都不会无聊，这种闲暇的能力帮助我消解了无聊。
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思考，所以当大四需要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就清晰很多。大四时，我们有一门中国当前文学的课，樊星老师给我们上课。我那时候知道自己大四以后就要就业了，我们的学位是根据毕业论文的方向给的，你写文学论文就授予文学学士，写历史论文，就授予史学学士，写哲学论文，就授予哲学学士。一个专业能有如此的自由度，大概也就只有人文班有这样的权利了。我是比较明确的，要写文学的论文，因为既然要就业，相比于历史和哲学，文学在就业市场最受欢迎。我下课以后，就经常跟樊星老师聊天。那时候因为是大四了，很多同学都保研成功，或者准备着考研，考研主要是想考其它专业的研究生，所以上课的整体氛围还是比较宽松。
在大学里，我很早就对史铁生感兴趣，直接触动这份兴趣的是，有次邓晓芒老师做讲座，说《无虚笔记》的文学价值已经超越了红楼梦，昌切老师也有次在讲座中说，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写的真是好，说的时候还有点动情。我后来就差不多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两本书，大二时就买了。就是在跟樊星老师聊天的时候，我邀请樊星老师当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樊老师也愉快地答应了。樊老师当时说，可以就史铁生对死亡的思考谈一谈他的生命观念。
后来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写了《从战胜死亡看史铁生的生命哲学》，这里说的战胜死亡当然不是肉体上，而是精神层面。就这样，我在我们班是比较早的确定论文的写作方向的。当时我把史铁生出版过的作品都买来了，一本一本地看，边看边做记录。总体下来，我的论文写作还是比较顺利。我自己甚至有个体会，当时写完这篇论文以后，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怕死了，对生命的理解上了好些层次。记得有一次，散步时遇到教我们老庄导读的秦平老师，就小聊了一会儿。秦老师是我们人文班的直系师兄，中哲的博士。他说，如果我们学习哲学的人，还怕死，那就说明没学好。哲学本身就包含着对死亡的消解。当然，这种说的不怕死，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超越。
我还记得第一次把毕业论文通过邮箱交给樊星老师的场景，那时候我在北京实习。我们毕业那年正好碰到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那一年的就业形势非常不好，即便是武大这样的学校，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自己在北京也实习的很失落，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当我看到樊星老师对我的回复时，我简直是震惊到了。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樊星老师改的密密麻麻，包括很多错别字，标点都跟我指出来。因为以前交论文，交了也就交了，老师不会再发回来，这次不一样，作为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樊星老师对我论文的修改，让我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教授的认真。至今我都还对樊老师心存感激。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成为了我认为大学期间写过的论文中最好的一篇，被我永久珍藏，后来还发给几位朋友看过。
总的说来，人文班这个专业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我常给学生说，学习要树立一种“知识勇敢”，因为知识的海洋也是海洋，肯定有很多惊涛骇浪，要想在知识的海洋里进行广阔的探索，没有“知识勇敢”是不行的。人文班，由于文学、历史、哲学不受限，相当于整个人文领域都在我们面前敞开了大门。后来我总结我大学220多个学分跨的领域除了文史哲外，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艺术、物理学，还包括三门医学（所以后来毕业后第一份工作进入汉口医院，是有缘分的）。这种不受限的学习意识增加了我的学习丰富性。
除了知识勇敢，行为勇敢方面人文班对我也很有帮助。大四因为找工作，我也买了公务员的考试用书，因为我爸妈特别希望我能当一名公务员，但我在自习了两个月后，明显地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公务员，就很果断地放弃了。后来，我们大学班主任郭老师还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要了解下我对毕业后工作的想法。不同于很多大学生总是提起“辅导员”这个称呼，我们对这个概念就不太熟悉，因为我们上大一的时候，学校就给我们配有专门的班主任。
郭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所以，有什么困难，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班主任。我那时候为考公务员做准备，就询问郭老师，能不能帮忙找到真正的政府公文，想学习一下。郭老师也真是厉害，直接帮我找的省级单位的政府公文。后来郭老师了解到我又不考公务员了，就有些担心我方向不明。那天我们坐在奥场的台阶上，郭老师听我对工作的思考后，表示支持我自己做勇敢的选择。我们班是郭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郭老师本身是研究语言学的，大三的时候教我们语言学概论。我们全班都很喜欢郭老师，郭老师对我们班来讲，就像一个大姐姐，大方、随和，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后来回想，为什么我们武大的学生谈起学校，都心存感激，除了优美的校园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学校里，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良善，知识的纯粹，这些为我们后来的回忆构建起了一份温暖的归属感。
说到行为勇敢，我毕业后，先在武汉工作，后去北京打拼，再辗转到深圳。其中还有上文提到的那次连续五个月的旅行。这些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折腾和不务正业，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支撑这些的有一个叫“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学知识，反正大二时，我就明确自己肯定不是一个打工的料，所以工作的重要性就是丰富自己的社会体验，增加对社会的了解。当一个工作我发现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时，我就撤了。
还有一项能力，要感谢人文班，就是“按逻辑办事”。如果一个事情在逻辑上是通的，那么在现实中它就也是可以通的。如果现实中没有通，那么这个逻辑一定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比如我们在教育上，有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一个学生很努力，但是最后的关键性考试掉链子了，于是我们的家长、老师、朋友就会安慰他说，反正努力了，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学生自己呢，也似乎可以安慰自己，反正努力了。
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你的努力和你的结果之间，如果如此的偶然，你可以接受吗？其实，就青少年的学习这件事来说，它的逻辑并不复杂，如果你的努力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并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在你的努力中，有比较明显的逻辑漏洞。结果只是这种逻辑漏洞的呈现而已，它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之前，先自发地考察一下其逻辑上的严密性，使自己说的话，做的事的合理性尽量扩大，这个能力给自己后来的事业有诸多的惠泽。并且要提到一点，我们很多人口中的逻辑其实指的是形式逻辑，但除了形式逻辑，还有先验逻辑，辩证逻辑等等，很多时候我们日常话语中合逻辑的事情，你站在一个更高的逻辑上考察，它就是不合逻辑的。所以逻辑能力本身有一种跳出逻辑的能力，这个是很奇妙的。
说到奇妙，这也要感谢人文班。有一次，我在常州，和一位朋友在京杭大运河边散步，我送给她一本书，因为当时在常州的一家书店勉强找到一本关于历史的书，其品位够得上当作礼物的。在扉页上我写了一句赠言，叫“适逢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以史观今世之风云际会，甚可玩味”。人文班的学习，让我增加了很多体验上的丰富。比如我喜欢河流，像京杭大运河这样的有着浓厚历史色彩的就更有一种带有沧桑意味的美感。
后来有学生问我，是不是一定要掌握一门乐器？大概是小朋友被家长要求着长期学习一种乐器，但他并不喜欢。我说，学习哪种乐器这是可以选择的，甚至不学关系也不大，但是审美能力要有，比如大地的辽阔之美，落日的壮丽之美，下雨时天地的连接之美，这些审美能力也是一种艺术能力，它们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生命体验。当生活中，能经常有感到奇妙的时候，说明你是爱生活的。
既然爱生活了，那就有个命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设计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哲学课本里有段话：
上文曾提到过“人为自己的生活立法”，其实为自己的生活立法，就是自己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这种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除此，人文班的学习还帮助我认识了很多好的朋友。不同于很多专业的壁垒性，我们学的东西是可以直接用来聊天的，同样看一场电影，我们可以解释里面的很多东西，从文化含义，到意象的出处，到人物取名，到情节设置，到里面含的精神，这些东西拿来聊天，会增进聊天的有效性。我跟小伙伴说，如果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聊天，就能聊三个小时以上，那他们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很大。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如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比较好，有很多脱颖而出的机会。我现在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些可以见面聊天的朋友，这与当年在人文班学习的内容和这些内容为后来长期学习打下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简介：杜小岛，武汉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毕业，现在深圳做青少年哲学和深度阅读教育，上善学院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