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
1864年，曾国藩花费数十年的心血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让他的声望达到顶峰。
不过六年时间，个人名声就能来一个大反转。
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能让当时如日中天的曾国藩遭遇如此转折？
01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迷拐的事件，天津民众将绑架和迷拐儿童怪罪在法国天主教堂的教徒上，因此引发了一起血案，十几名教徒被民众愤怒殴死，火烧数座教堂。之后，法国联合欧洲其他六国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选择处死数十名闹事民众、向外国赔款并派公使赴法国道歉。史称“天津教案”。
教徒和民众爆发冲突在清末年间比较常见，一方面是两千年封建儒家思想同西方思想的碰撞摩擦，一方面是附带侵略性的传教行为。
天津教案离奇的地方在于它的起因扑朔迷离，儿童事件与教堂有没有关系？在当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多属于民众的猜测和传言，这些猜测则源自于对外国列强的仇视心理。
02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
这两条条款无疑为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行违法犯罪之事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同治八年(1869)，法国传教士在天津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名叫望海楼教堂。
建教堂本是为了传教之用，但是建教堂所用的地皮是法国人通过强行征地拆迁手段得来的，从一开始群众对教堂就怀恨在心。
后来又在教堂内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并给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一笔报酬。
把弃婴交给育婴堂就有钱拿，这事在市井流氓眼里就是生财之道，管他是不是弃婴，教堂的人又不知道，于是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以此赚钱。
这事让民众发现了，对于民众，地痞流氓让人反感讨厌，同时作为帝国侵略者身份的传教士同样让人讨厌，两种讨厌的人在一起做婴儿交易，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什么，于是民间开始流传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
而随着夏天的到来，病毒开始活跃，瘟疫开始流行。育婴堂开始出现婴儿夭折死亡，慢慢的，有数十名婴儿死亡。
死婴被草草掩埋，因掩埋不彻底，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是教堂杀了小孩。
“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结果看到了桌子上摆着一大瓶装的圆滚滚的东西，以为是眼珠子，事后证实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
“洋人杀小孩，挖眼珠子制药”，谣言很快在天津及四周传开了，激起了巨大的民愤。
03
同治九年五月某日，某村李二的兄弟在园中浇水，被匪徒灌了迷药，李二见状，邀请四周的人一起追赶匪徒，最后将匪徒抓到，并绑了起来。匪徒自称武兰珍，并交代自己用的迷药是教堂王三所给。第二天，人们将匪徒武兰珍移送官府，官府质问，匪徒当场招供。
天津市民听了武兰珍的供词，相信了迷药是望海楼教堂所供，也更加相信了前期迷拐小孩的事情确实是教堂在背后主使。
过了两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约定让天津本地父母官张光藻、刘杰带匪犯武兰珍去法国天主教堂取证，市民也跟着前去讨个说法。
经核查教堂并无王三这个人，而且教堂的路径房屋与武兰珍所供的也不相同。可见武兰珍的供词有诸多可疑之处，教堂迷拐小孩并无实质证据。
但是民众对此并不知情，未经查明，民众便将怒火发泄在教堂，围观的群众与传教士发生了斗殴。
04
人证物证均对不上，武兰珍被带走。
教士谢福音随崇厚到通商署商量查办匪犯武兰珍的办法，商量妥当之后，听说教堂里的传教士与围观的群众因为口角而发生掷砖斗殴的事件，于是崇厚派士兵前去处理。
而法国领事丰大业得知冲突的消息后，带着洋枪气势汹汹地来到通商署，丰大业向崇厚开枪，所幸并未击中。
崇厚认为“民情汹汹，恐激成事变”，自己已经派人前去处理平息民众，劝丰大业不要离开通商署。堂堂法国大使怎肯听你通商大臣的，丰大业不听劝告，出了通商署，在回教堂的路上，遇到正在处理民变的天津县知县刘杰，丰大业随即朝刘杰开枪，没有打到刘杰，但是打伤了刘杰的侄子刘七。
如果中国官员好好安抚自己百姓，洋人好好安抚自己的教徒，一切都还可以商量。但是有时事情就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并逐渐失控。
人民对洋人本来就很愤怒，结果洋人还蛮不讲理的行凶施暴，更加激起了人们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
百姓当场将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
百姓失去理智，事态失控。
群众先后打死外国职官、教士和修女，连同丰大业和西门在内共计20 人。其中包括法国人13 名，比利时人2 名，俄国人3 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 名，还打死了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870年6月24日，外国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七国公使以法国为首向总理衙门抗议。
05
清政府一方面要平息洋人的愤怒，避免再次同洋人开战；一方面又要安抚天津市民照顾舆论，维护稳定。所以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
这个时候，朝廷选中了曾国藩。
曾国藩花费数十年心血，组建湘军，最终于1864年平定了太平天国，整个长江以南基本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功高震主，清廷颇为忌惮，清政府为了提防他，将他调任直隶总督，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办事。
清朝方面派出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法国人退让，甚至不惜一战，情势紧张。
曾国藩当时正在养病，幕僚劝阻他不要去淌这趟浑水，事情不是他能左右的，弄不好身败名裂。而曾国藩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朝廷倚重，职责所在，也是难以推却。
他在出发前给两个儿子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书信：“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可见他的报国之心。
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曾国藩到天津后，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缓刑4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从天津教案这个事件上来讲，百姓闹事的缘由是教堂诱拐并伤害儿童，但是经调查发现并无证据。百姓对闹事要负责任，当地官员对于事态的发展没有加以控制也是要负有一定责任，处罚理所应当，但是量刑过重，又是杀人偿命，又是赔款，又是派专人去法国赔礼道歉，难免被人指责。这也是处于弱势一方的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不平等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的处理方案出台之后，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民众均表示不满，他们将不满情绪发泄在曾国藩身上，称曾国藩为卖国贼，并将他逐出京师湖南同乡会，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
其实曾国藩不过是个背黑锅的，打击他的气焰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从就事论事来看，曾国藩的处理也没有多么大的不妥之处，依法办事而已，值得指责的就是未查清事实就草草结案以及为了避免再起战事一昧向洋人妥协。即便这样，朝廷官员和民间的指责也不绝于耳，无怪乎自己也觉得“内疚神明, 外惭清议”而在一年后郁郁而终。
而传言的迷拐儿童、挖眼制药的事情究竟是否属实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答案。
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接手此案，而曾国藩则被调任为两江总督。李鸿章经过与外国人的周旋，最后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但是李鸿章在处死肇事者事情上做了手脚，利用在狱中的要行刑的犯人代替肇事者，保全了民众生命，充分展示了其外交能力和裱糊匠的角色。
06
天津教案的发生，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历史意义上讲，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展现了人民尤其是普通民众对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
从事情本身来说，迷拐儿童、挖眼制药等谣言的广泛传播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迷信和无知，对有关传闻缺乏理智的分析判断，推助了群体性的失控行为，导致血案的发生。
换一个角度思考，民众之所以选择相信并传播这些传言，与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是分不开的，正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才导致了这种仇视乃至后来的报复心理。
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上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成为他晚年不光彩的一笔。就当时环境来看也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了，弱国无外交，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李鸿章那样的讨价还价、糊弄糊弄。清流物议固然轻松，真正做事才是难，尤其在晚清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如何既要保证列强满意又要保证人民满意，可以说是难有两全之策。
教案发生后，在当时舆论压力下，清廷将这个棘手的问题甩给了曾国藩，多少有点想打压他的意思，保全民众必然激怒洋人导致战事发生，保全洋人必然激怒民众导致非议，这个锅曾国藩是背定了。
牺牲自己，报效朝廷，保全国家，可能这是他内心真正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