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基础教育阶段的招生，从“幼升小”、“小升初”到中考，全面“变天”。“幼升小”、“小升初”全面实施公办民办同招、电脑随机摇号录取政策，而多地出台的普通高中招生规定明确，所有公办高中，包括公办普高、民办普高一律不得跨州市（县市）招生，民办普高招生纳入中考统一招生，不得提前招生、“掐尖”招生。
对于招生新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称“这样下去，是不是进北大、清华也要实行电脑摇号呢？”“为何只治理高中超级中学，而不治理北大清华这样的‘超级大学’？”意识很简单，只要有高考升学的压力在，只规范幼升小、小升初、中考以及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些质疑的意见并非毫无道理。规范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办学，和推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管理改革，应该同步，否则，就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
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功能、职责是不一样的。义务教育是普及性、强制性教育，具有普及、免费、均衡、强制等基本特点。因此，义务教育不强调选拔性。我国在2006年修订《义务教育法》时，就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要职责，明确提出实行就近免试入学，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校、重点班。而非义务的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则是选择性教育，学生进哪所学校读书，需要经过选拔性考试（中考或高考），因此，以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选拔，来质疑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公办民办同招、电脑摇录取，是混淆不同阶段教育的职责。
那么，作为非义务教育的高中教育，为何就不能放开选拔，而要限制普通高中的招生区域呢？虽然高中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但是，高中教育仍属于基础教育，随着我国高中教育的普及率已经接近90%，全社会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很高，近年来，还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取消中考。可以说，当前高中教育处在从选拔性教育到普及性教育、义务教育的过渡期，教育部虽然多次回应指出，根据我国的国情，还不能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但是，淡化高中教育的选拔性，提高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程度，是新时期发展高中教育的重要任务。
这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就如我国义务教育之前也有重点校、重点班一样，当均衡成为发展义务教育的首要职责时，重点校、重点班就必然退出历史舞台。在高中阶段设立超级中学、省级示范高中、重点高中，是教育资源不充分、高中教育选拔性色彩很浓的情况下的合理做法，而在高中教育已经普及时，就需要进行调整。再强调高中教育的选拔性，一方面不利于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高中的选拔，必然会带来义务教育的升学竞争；另一方面不利于高中的进一步发展，普及之后的高中教育被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制造学生和家长的选择焦虑。
明确普通高中不能跨州市（县市招生），这主要是治理全省范围内跨地区招生的超级高中现象，并非完全取消高中的选拔性——真要取消中考，实现高中均衡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显然，治理超级高中现象，不是终点，要给高中教育更好的外部环境，必须进一步治理一些网友提到的北大清华“超级大学”现象，即高等教育“北大清华是尊”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9年已经超过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要健康发展，必须给受教育者多元选择，假如所有的受教育者都盯着最顶端的少数几所大学，那么，激烈的升学竞争，就不利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再加上高校如果就用考试分数选拔学生，就必然在基础教育阶段出现“唯分数论”、“唯升学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有变相的重点校、重点班，高中教育阶段出现超级高中，均与此密切相关。
北大清华的“超级大学”现象，也是人为制造的，一是基于教育工程、教育计划，进入工程、计划的学校有名校身份和标签；二是国家财政的重点投入，各公办高校所获得的国家资源有很大的差别。不论是从建设一流大学的历史规律看，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还是给所有高校平等的竞争环境，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促进各类高校办出特色和高质量出发，我国都有必要在新的教育发展阶段，调整将高等学校等级化的管理办法，让各类学校在自身的定位基础上办出一流水平。只有一两所学校是“超级大学”的高等教育，本身是不健康的，而且也必然诱发基础教育的升学竞争。
本文原载：腾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