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两名以色列寡妇走进她们的律师家里。她们到了之后，律师表示他最近去慕尼黑期间收到了一些照片，但他觉得她们最好不要看这些东西。但她们坚持要看。律师就力劝她们同意让他叫个医生过来，好在她们看这些照片时有个照应。
伊拉娜·罗马诺(Ilana Romano)和安吉·施皮策(Ankie Spitzer)拒绝了这个提议。她们的丈夫都是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为人质然后杀害的以色列运动员。她们看到了多年来一直被否认其存在的这些照片，然后决定以后再也不公开谈论它们。
那场对奥运村实施的袭击，依然是体育界最为惊悚的事件之一。1972年9月5日天亮之前，八名来自隶属于巴基斯坦解放阵线（下面简称巴解）的黑九月组织的恐怖分子，冲进了以色列运动员所在的公寓。
开枪打死两名企图反抗的犹太运动员后，恐怖分子成功挟持了九名人质。该团伙要求５日上午12点前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234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德国恐怖分子巴德（Andreas Baader）和梅因霍夫（Ulrike Meinhof），此后他们将每小时公开枪杀一名人质。
巴德和梅因霍夫是德国著名极左恐怖分子红色旅的成员，该组织在德国犯下了多起纵火、抢劫、暗杀等罪行，一直是德国国家安全局和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测对象。
而这一次一个来自中东的恐怖分子和本土的极端组织有了联系对于情报部门的官员来说也是一件新鲜事，因为他们终于从以色列人那里知道红色旅长期在财政支持巴解。
同时以色列人提出让他们的特被行动部队负责解救被扣押的人质，这果断被联邦德国拒绝了，因为德国法律不允许任何情况下他国武装力量在德国本土执行活动。
而德国政府方面却是准备不足的。在过去，德国本土的恐怖分子搞过暗杀、抢劫银行、爆炸，这种劫持外国人质勒索他国政府真是头一遭。只能紧急抽调慕尼黑警方的狙击爱好者组成临时的特别行动部队负责强行解救人质。
同时奥运村气氛是诡异的，大多数运动员甚至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些得知惨案发生的运动员与执行任务的警察一起到奥运村对面的山上看事件的进展情况。埃及代表团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立即退出了慕尼黑奥运会，乘上了回家的班机。
而在本届奥运会上大出风头的美国游泳名将马克·施皮茨则第一时间飞到了伦敦，因为他也是一名犹太人。至于为何不是以色列，是因为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而奥运会比赛居然在继续进行，在奥运村还摆着两具以色列人尸体的情况下，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给德国奥组委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人质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力图用行动证明奥运会决不会向任何暴力行径低头。虽然最终在国际舆论以及以色列政府的压力下，奥运会比赛项目暂停了，而此刻已经距事件发生过去了近10个小时。
在这十个小时内，由联邦内政部长根瑟(Hans-Dietrich Genscher)、慕尼黑警察局长施雷伯、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默克（Bruno Merk）、奥运村村长特罗格（Walther Tröger）以及国际奥委会官员组成的危机处理小组进入奥运村与恐怖分子谈判。
慕尼黑警察局长施雷伯与恐怖分子头目伊萨（Iassa）甫一接触，就感觉警方绝对低估了这群恐怖分子。看着这个会讲流利德语的恐怖分子头目，施雷伯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眼前的这个人，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已经定居德国十年了，当施雷伯向他表示，“你们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奥运村”，伊萨笑了，他轻松地回答，“无所谓，反正有很多以色列人陪我去死。”
危机处理小组向恐怖分子表示，如果释放所有人质，联邦德国政府可以支付巨额赎金，并保证恐怖份子安全离境，但遭到恐怖分子的拒绝，显然他们劫持以色列人质绝不是为了钱。这是一场混合着伊斯兰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恐怖活动，是漫长的巴以冲突惨烈的一个缩影。无关乎金钱与正义，是关于民族与战争。
最后，联邦德国答应将恐怖分子和人质转移到埃及，以色列方面答应在开罗继续谈判。9月5日晚两架直升机将恐怖份子和人质运往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Fürstenfeldbruck）空军基地，那里的跑道上已经停好了波音727飞机，如果能成功登上飞机，恐怖分子将于当晚飞往埃及。
波恩方面在727上部署了警力准备在恐怖分子登机的时候伺机解救人质。而德国警方还准备了多手方案，包括在去机场的途中、从航站楼到727的路途中施行解救等等，小心谨慎且有着专门训练的恐怖分子让警方碍于形势只能在恐怖分子登上飞机的过程中实施援救计划。
前面说过，德国方面是临时抽调了警方的狙击爱好者作为紧急反应部队是严重不合格的。抛开个人的射击水平来看，其组织程度和专业程度都让后面的惨案成为必然。
虽然机组人员已经全部换成了警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做，负责狙击的警察居然连一部对讲机都没有。就在伊萨和他的同伙返回直升机的途中时，危机处理小组的默克命令一名离他最近的狙击手开了第一枪，但不幸的是这一枪并没有达到“一枪毙命”效果，只是打伤了伊萨的那名同伙。
这五名狙击手配备的是普通步枪，这对于在黑暗的环境下且缺乏夜视镜的情况下执行狙击任务变得难以完成。
这一枪打乱了恐怖分子的计划，也彻底打破警方混乱的部署，机场内顿时枪声大作，恐怖分子以直升机为掩体，向警方射击，并机敏地打破了机场的探照灯，机场顿时一片漆黑，警方虽然知道恐怖分子的方向，却因为没有夜视装置而分不清究竟该向哪里射击。让人感到荒唐的是，恐怖分子有直升飞机和人质作掩体和“盾牌”，警察居然连掩体都没有，直到双方激战了大约40分钟后，警方的装甲车才匆忙地赶来，警方也终于改变了被动的态势。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时间已经到了9月6日凌晨，恐怖分子发现要实现预想的计划几乎不可能了，随之，大约在0点10分左右，灾难终于发生了：一名恐怖分子将手榴弹扔进一架直升机，炸死了机上四名人质中的三名，最后一名人质大卫·博格（David Berger）虽然没有当场被炸死，但最终也因为伤势过重而失去了生命。另一名恐怖分子也对着另一架直升机一通扫射，打死了机上绑在一起的五名人质。
8名恐怖份子中虽然包括头目伊萨Iassa在内的5名被消灭，但是还有 3名恐怖分子存活，只是受了伤，被送往警方医院医治。而被恐怖分子劫持的9名以色列人质却不幸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
由于是奥运会，全球的记者很快将这悲剧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告知了全世界。消息传到以色列国内，右翼分子愤怒，而更多的民众陷入了伤痛中，犹太人再一次在德国流血。
作为强硬派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于惨案发生后第四天部署军队轰炸了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巴解训练基地。2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炸死。9月16日，以色列3个装甲纵队越过边境进入南黎巴嫩，攻击并摧毁了至少130座怀疑住有巴解组织好战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以色列的怒火刚被点燃，更可怕的事情却发生了。被联邦德国警方逮捕的三名恐怖分子最终没有得到正义的审判，1972年10月29日，“黑九月”恐怖组织劫持了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要求当局释放之前被俘的三名恐怖分子，并扬言如果德国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将再次让德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迫于这种压力，联邦德国政府居然在没有与以色列磋商的情况下，把三名恐怖分子用飞机送到当时属于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机场。到了机场后，三名恐怖分子乘上同伴们劫持的飞机，直飞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当飞机降落在利比亚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登上了飞机，与恐怖分子祝贺这次行动的成功。就这样，默汗默德·萨发迪（Mohammed Safady）、阿丹·阿尔·盖什（Adnan Al Gashey）、贾马尔·阿尔·盖什（Jamal Al Gashey）,这三个沾满以色列人鲜血的刽子手，却在世界的另一端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以色列当年决定执行摩萨德秘密计划—— Operation Wrath of God 天谴行动
“摩萨德”负责人扎米尔和以色列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阿哈伦·雅里夫（Aharon Yariv）少将列出了一份策划了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和巴解领导人名单，由此开始了复仇。
第一个被抹去的是巴解组织驻意大利首席代表瓦埃勒·兹怀伊特（Vallee Ziwhit），他被认为是“黑九月”在意大利的头头。
1972年10月16日夜，40岁的兹怀伊特快到自己的公寓门口时，“X委员会”的两名特工出现在他面前，一名特工用英语礼貌地问道：“你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当得到确切的回答后，两名特工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可怜的兹怀伊特毫无防备，身中11枪倒在血泊中。
阿布·達烏德、馬赫穆德·哈姆沙里、巴西爾·庫拜西、卡馬勒·納塞爾、凱馬勒·阿德萬、馬赫穆德·尤素福·納傑爾、穆罕默德·布迪亞、海珊·阿巴德·希爾、瓦迪·哈達德
这些人都死在了摩萨德指挥下的海外行动中，直到刺杀阿里·哈桑·萨拉梅的时候行动出了巨大的纰漏，一位女特工的意外死亡让其伙伴为了免于荷兰的谋杀指控，说出了天谴行动的存在，该计划一度因为国际压力中止。
但是很快这场复仇也变成了一场和恐怖主义无异的行动。最后一次执行对阿里·哈桑·萨拉梅的刺杀导致了无辜平民的受伤。
而黑九月是约旦驱逐巴解的产物，而约旦之所以驱逐巴解，是因为以色列1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再往前推，这一切的悲剧开始于贝尔福宣言，一场关于犹太民族关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幸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