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43年（乾隆八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高温风暴席卷了华夏大地，全国各地气温骤升，酷暑伴随着大旱、蝗灾由东向西肆虐而来，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炎热的一个夏天！”。
乾隆写了首诗记录：“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
先来看看大山东，根据史料记载：乾隆八年夏天，山东地区大旱千里，蝗虫肆虐，农作物一片狼藉。除此之外，道路两旁的树木大半被烧焦，甚至连屋子里的器皿等物也如同被火烤过一样，炙热无比。
毗邻的山西、河北等地同样是酷日当空、大旱连连，田地里颗粒无收，路边随处可见被烤焦的树木土石。更可怕的是，根据当地县志记载：当时在山西一带的道路上，动不动会有行人因酷热难耐而暴毙身亡，还有大量人因口渴而死。“日中铅锡销化”，也就是说金属都被晒得开始出现熔化迹象。大旱绵延千里，室外热，室内也不遑多让，“室内器具俱热”，摸着发烫。
在这个酷暑之中，影响最深的还是要属北京城。当时的北京是什么情况？“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山西文献《浮山县志》对这次酷暑的记载，在北京城内除了一部分人在路上受热而死之外，连坐在室内经商办事的山西客商也因遭受酷热而导致身亡。
根据法国传教士宋君容的记载：在当时的北京城，总共有11400人被热死，而死者大多是胖子和难以避暑的贫民老百姓。能够酿成如此惨烈情形的天气，气温到底是多少度？
后世学者曾经通过文献资料研究换算，得出在公元1743年7月20日到7月25这几天内，中原各地区的平均地区都在40摄氏度以上，而7月25日的北京城更为恐怖，达到了44.4摄氏度左右
祭天？早祭过了，没用，该来的热气半点不少。当时有个叫“宋君荣”的传教士正在中国游历，到了北京，他写下这样的见闻寄回自己老家：“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这样的高温......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各地官吏交上来的高温报告写法不同，但都指向一个事实：热灾爆发了。《天津县志》记载了五月份的情况：“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续东华录》记载了6月份的情况：“六月丙辰，京师威暑。”整个北方进入“烧烤模式”，连土石都被烤焦了！
历史上还出现过一次南方“烧烤模式”，时间是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当时，湖南、河南、江苏、安徽一带出现了严重热灾大旱，导致“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也就是说，因为大旱，各地水源急速减少，一杯水竟能卖到10块人民币那么贵，天下水最贵！
然而，南宋年间的热旱，依然不及乾隆年间的可怕。乾隆八年夏天最高温是44.4度，在各地都有出现，远远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我们知道，温度超过40度时，在室外工作甚至行走都有很大的危险，身体素质不好的人，中暑倒地后，还不一定抢救得过来。
古代没有空调房，普通百姓又没有好的降温措施，于是那一年多地百姓生生热死，据资料统计，热到“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有些去京师做生意的人，一去不回。
古代没有冰箱，人们只能依靠冰块降温。乾隆诗中提到了“冰盘”，就是放在冰镇后的水果盘，至于“雪簟”，是指屋中已经被人工降过温，所以凉席不热，触之生凉。然而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岂是人人能享受到的？我们能够依靠空调续命，是因为生在了如今这样的好时代。